清晨，旭日初升，于此酷暑时节，这个时刻算是一天里最适合劳动的光景。日头尚不算毒，偶尔有些许微风吹过，便是这难熬夏日里老天惟一的慈悲。
水田间的农夫抓紧这难得的舒适天气，开始了劳作。上元水利发达，土地比北方的田地强得多，但是洪涝灾害始终如同一口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这些勤劳朴实的农人头上。
按照时人记录，每遇水至就要全村老少上圩驻守，如同备寇。一旦决口则良田化为湖泊，一年辛苦变成泡影。
而且这种水利设施，都是地方居民以村庄或是家族为单位，自发建造的，官府并不过问。自身抗灾能力差，又得不到其他人协助。本是鱼米之乡的百姓，却要担心被洪水夺去全家口粮，为了不饿死，田地里只能种植各类米豆主粮，在江南闻名的经济作物种植，在上元是看不到的。（注）
范进与刘勘之、顾实两人在树下看着田间百姓的劳动，指着那些农人道：“我家也是农人出身，可是我娘从小就不许我下田，说是不能让我的手沾上泥巴。如果不是娘如此疼我，现在多半我也像他们一样，在家乡的田里忙碌，不会有今天。我们广东那里的田地不比江宁肥沃，天灾更多一些。除了洪水，还有风灾。那里的风一刮起来，能拔树毁屋，住在那里，真的是要有几分胆量和运气的。跟我们比起来，这里的农人还稍微幸运一些，但是比起浙江那边就差远了。”
“江浙膏腴之地，百姓又大量种植桑麻，日子才过的富裕。毕竟同样一亩田地，种桑麻的收益，远比种粮来得高一些。”刘勘之虽然是书生，但对于农事也并非一无所知。加上他朋友多，又一直立志于天下，对各地的情形也颇为了解。
“其实一条鞭法对于东南最大的便给，就在于杂色折银。把朝廷对于杂粮的征收，都改成了银两。百姓只要交上正课，其他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以上元为例，其赋税在东南几省中为最轻，若是广植桑麻百姓生计便不成问题。但问题在于知易行难，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想做就做的成的。”
范进也明白，这年头的人眼界或许有限制，但是脑子绝对不笨。在眼皮子底下种经济作物，民间纺丝商人收购，比起到远处收丝，光路费就能节省不少。这种浅显的利益，百姓不会看不到。那些乡绅也不会放着发财的路子不走，一门心思种植主粮，这里面肯定有其他原因。
刘勘之看看顾实，后者看了眼范进，目光又转向被处，仿佛是回答这个问题，又像是自言自语：
“上元这里原本也有人种那些东西，但是后来就没人做了。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范县尊不是此地人，来江宁时间尚浅，不知此地灾害情形。每到水生之时，首先老百姓要考虑水利，洪水一来，田地尽毁，一场辛苦化为东流不说，全家老少的口粮就是问题。种粮食就是为了与天争命，趁着洪水未到，先抢收庄稼。有了存粮，就可以活下去。依我看大家种稻麦豆子也没什么不好，虽然它们所值有限，却都是救命的食物。种这些东西日子穷一些，倒不至于饿死。再者说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总不能所有人都去种桑麻，如果种粮的人比种桑的人少，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
他的观点不能算错，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也算是切中要害。明末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作物越种越多，南方的米粮产量大减，导致在粮食问题上发生较为严重的危机。
如果范进眼下是在朝廷大佬的角度，会对顾实的话表示赞同。毕竟在那个高度上，百姓只是个数字，看不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就谈不到动感情。可是在县令这个身份，看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想问题的角度和思路就注定不一样。
人做事除了对错，还要考虑利益。尤其是站在自己角度上，这件事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总是第一思考要素。范进如果是应天巡抚，就会从全省的布局思考问题，但他现在是上元知县，要管的就是一县的民生以及县里经济发展。
所谓父母官不是说说就算的，他得考虑这一县子民的经济收入和家庭生活，为了自己这一县利益跟其他人争权打架，也再所不惜。
大明的经济结构作物分配，保证多少耕地红线，这种全国高度的话题，得等他做了京官以后再行考虑。至于眼下，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把上元经济搞起来。让上元的百姓越来越富，吸引更多人流入上元，这才不负自己的岗位，再者非如此也没法满足课税要求。
上元的地租虽然是东南最低，但是上元的赋役却是东南最重。原因就是曾经离国都很近，抓这里的差最方便。眼下虽然国都早已不在此，可是徭役未减。再加上大批的不服役人员，这些在酷暑时节挥汗如雨肉袒深耕的农夫，几乎人人头上都顶着徭役。
实行一条鞭法后，他们倒是可以不用去服役，但是得交银子。以目前的作物结构，他们根本就拿不出足够的钱来折低应服徭役。眼下都是靠借贷交赋，要不就是申请减免。种植经济作物，获取更高的收入，才是保证一条鞭法得以实施的保障。
如果继续让上元的农人种粮食，要么自己不追课，要么就会导致乡村经济的破产。
眼下朝廷对于人身控制力度大不如前，守着江宁这么一个大城市，在农村赚不到钱，很自然就想到进城工作。这种在乡下长大的人又没有什么技能，最多是有身气力。很容易就沦为雇工、苦力，其中一部分还会成为奴仆。
准备打击蓄养家奴之风，让东南富翁家里不至于有过多奴仆的范进。除了要在城里严肃法纪加强管控外，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的减少奴仆来源。农民不用离开家就能赚到钱，自然就不至于非到城里去看人脸色。毕竟如今的时代不同于后世，人们思乡情绪重，但凡有一条活路，也不会想着往城里跑。
做父母官的给他们一条出路，保证他们不用进城也有饭吃，亦是本分所在。
为了百姓又或是为了自己，这件事都必须做成。范进道：“我虽然不是上元人，但也是农家子弟，于农桑之事并非一无所知。以东南论，十亩之田，自耕仅够一家之食。雇人代耕，等于无田，佃于人，所得租息也仅够赋税。若以三亩田为桑，桑下可种菜，四旁以三亩田种豆、芋。豆起则种麻，两亩地种稻，两亩地种果木。以池养鱼，肥土则又可用来养桑，再以鱼易羊，蓄羊五六头以为桑本，这贫民便可立为殷实之家。”
他指了指田间百姓：
“这些人他们并不懒惰，愿意为了过好日子卖力，身为父母官遇到这么一群勤劳子民是福分。越是如此，就越是不该让他们受穷。我听说过湖州那里每到三月，亲友不相往来，夫妻不同房，官府不办公。所有人都只忙一件事，就是伺候蚕宝宝。因为这些蚕能给他们带来一年的生活资本，富足生活。上元县为何就一定不如湖州，他们可以过体面日子，我们也可以。至于水利问题，这是官府该负责任的事，过去的人做不好，不代表我就做不好，这里的堤坝必须要重修，保证百姓可以安心养蚕种桑，不受水患滋扰。”
顾实看看范进，“范县尊，此言当真？你可知这水利不比牛痘，三五年内或许出不了成绩。工程费工费时，一任之内或许难见成效，偏又要花消大笔工款，调集大批力夫，稍有不慎便会影响考绩。以往上元县令没一个人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你在上元一共也待不了几年，即使事情做成，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范进看看他，见顾实的眼中流露出某种莫名地兴奋，仿佛一件期待以久的东西，终于要落入他手中。话语中明显激将的成分更重。他笑了笑：“顾兄，你是个君子，并不善于说谎。所以今后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别想学别人的样子用计，那样反倒要被人笑话。你到底要干什么？”
刘勘之笑道：“守拙是赤诚君子，生来做不得谎，却又不想低头求人，还是我替他说吧。他想要带头治水，但是又没钱。想让你请他主持此事，又张不开口，是也不是？”
顾实那英俊的脸此刻已经涨的通红，一个大男人反倒是有些扭捏，手中的折扇不停地摆动，低头道：“元定……你……你误会了。我只是……只是不知县尊是真有此意，还是随便说说。若不过是随口一说，我又何必白费气力。”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此仇不共戴天地。范进承认，自己的胸襟是不及这两人的。如果他们之间关系易地而处，自己只会想把成功者推进水里淹死，然后再去把未亡人变成自己女人，不会想着去给他帮忙做事。顾实拉不下脸来求自己是正常的，如果他真有毛遂自荐的勇气，在相府就不至于被人当面瓜看。
但是自己与他怎么看也是仇人，他不来坏自己的事就是万幸，还能给自己帮忙？
刘勘之这时介绍道：“我与顾家大郎是好友，曾听他说过。守拙当日在家乡主持过修堤，每日吃睡都在圩上，自己还搭了不少钱进去。在上元十八乡里，道德乡的圩子修的最坚固。可是前几年发洪水时，邻村偷偷派人挖了道德乡的圩子，以道德乡行洪，结果守拙的心血全都白费，为此还大病了一场。可见，守拙的本事是有的，就是得遇到个伯乐才行。”
顾实叹了口气：“每年水生之时，都有佃农到我家门外哭求减免租息，或是借贷度日，更多的时候，是借钱买棺木埋葬亲人。我看过他们的样子，绝望、无助、心死……即便是在梦里，我也会被他们的模样吓醒。从那时起我就发誓，有朝一日，我一定要乡亲不再受水患之苦，不至于被洪水毁去家园，夺去一年收成。为此我查阅古籍，又与江宁工部的都水司的小吏交朋友，向他们问计。自信可以修一条足以保乡亲百年安稳的圩子，便向家里讨了这个差。于工款用料亲力亲为，至于自己拿钱出来那种小事倒不必说。那道圩子是我的心血，也是我的一个试验，我想看看，我学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却不曾想到……只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上元一县之地，修水利单打独斗意义不大，必须全县布局，乃至全府都要布局，不能单靠一个乡一个姓，那样的水利用处有限。”范进接过话来，“顾兄是明白人，应该懂得这些，不用我多说废话。而且你也应该知道，这种事不好做。如你所说，一般县官不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即便想做也做不成。既要向上峰要款，又要能顶住压力，非有大靠山大能力的人不可，而范某是最合适的人选。”
范进自己也觉得，自己这话的威力不输于一把锋利匕首，把顾实未曾痊愈的伤口又重新割开。所谓大能力，这话等于废话，顾实的治水能力估计比自己强多了。自己只能牵头，要说到怎么做，其实也是得找人。至于靠山，就是张居正女婿这一条，如果不是自己夺了张舜卿，顾实成了女婿，这大靠山一样存在。现在他不得不低头求己，说到底还是因为在张舜卿的婚姻问题上，顾实成了输家的缘故。
顾实大约是被放血放习惯了，对于这种伤害已经不以为意，反倒是点头赞同。“没错，我曾经与数十好友联名上疏，请应天府主持兴修上元水利，如石沉大海再无回音。这件事没有官府出面，肯定做不成，可是官府怕麻烦，又不愿意管这种事。你方才的言语让我相信，你确实有心思让上元变个模样，你也有这个本事从府里要到银两兴修水利。但是治水的事不是光有银子有决心就行，最关键是要有人，我家中存有上元近十年水情变化文书，又曾经主持过圩子。这件事你要想做成，就只能找我。”
刘勘之道：“守拙，你何以认定范兄自己不能亲为？”
顾实的眼睛似乎又泛起了几根血丝。“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非有此恒心不能成大事。范县尊可曾吃得了这等苦头，忍得住那等寂寞？到时候只怕贪图享受，把河工扔给下面人，自己跑去逍遥，那河工又怎么修的成？”
范进倒也不辩驳，只道：“守拙兄所言极是，那我们就一言为定，范某负责去要钱要公示，顾兄就负责治水，不知顾兄意下如何？”
顾实道：“我可以答应你的邀请，但你也要答应我的条件。治水之事由我全权负责，你不许插手，也必须安排熟人来供应工料。另外安排你信得过的人，监督用款，有一文钱流到他处，你立刻就可以来打我的板子，如果用的没错，你就不能过问。最后治水之功是我的，你不能夺，要代我上奏张相，最重要的是，治水之事作成后，你要向张小姐说清楚，这事是我做的，与你无关！”
水田间的农夫抓紧这难得的舒适天气，开始了劳作。上元水利发达，土地比北方的田地强得多，但是洪涝灾害始终如同一口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这些勤劳朴实的农人头上。
按照时人记录，每遇水至就要全村老少上圩驻守，如同备寇。一旦决口则良田化为湖泊，一年辛苦变成泡影。
而且这种水利设施，都是地方居民以村庄或是家族为单位，自发建造的，官府并不过问。自身抗灾能力差，又得不到其他人协助。本是鱼米之乡的百姓，却要担心被洪水夺去全家口粮，为了不饿死，田地里只能种植各类米豆主粮，在江南闻名的经济作物种植，在上元是看不到的。（注）
范进与刘勘之、顾实两人在树下看着田间百姓的劳动，指着那些农人道：“我家也是农人出身，可是我娘从小就不许我下田，说是不能让我的手沾上泥巴。如果不是娘如此疼我，现在多半我也像他们一样，在家乡的田里忙碌，不会有今天。我们广东那里的田地不比江宁肥沃，天灾更多一些。除了洪水，还有风灾。那里的风一刮起来，能拔树毁屋，住在那里，真的是要有几分胆量和运气的。跟我们比起来，这里的农人还稍微幸运一些，但是比起浙江那边就差远了。”
“江浙膏腴之地，百姓又大量种植桑麻，日子才过的富裕。毕竟同样一亩田地，种桑麻的收益，远比种粮来得高一些。”刘勘之虽然是书生，但对于农事也并非一无所知。加上他朋友多，又一直立志于天下，对各地的情形也颇为了解。
“其实一条鞭法对于东南最大的便给，就在于杂色折银。把朝廷对于杂粮的征收，都改成了银两。百姓只要交上正课，其他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以上元为例，其赋税在东南几省中为最轻，若是广植桑麻百姓生计便不成问题。但问题在于知易行难，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想做就做的成的。”
范进也明白，这年头的人眼界或许有限制，但是脑子绝对不笨。在眼皮子底下种经济作物，民间纺丝商人收购，比起到远处收丝，光路费就能节省不少。这种浅显的利益，百姓不会看不到。那些乡绅也不会放着发财的路子不走，一门心思种植主粮，这里面肯定有其他原因。
刘勘之看看顾实，后者看了眼范进，目光又转向被处，仿佛是回答这个问题，又像是自言自语：
“上元这里原本也有人种那些东西，但是后来就没人做了。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范县尊不是此地人，来江宁时间尚浅，不知此地灾害情形。每到水生之时，首先老百姓要考虑水利，洪水一来，田地尽毁，一场辛苦化为东流不说，全家老少的口粮就是问题。种粮食就是为了与天争命，趁着洪水未到，先抢收庄稼。有了存粮，就可以活下去。依我看大家种稻麦豆子也没什么不好，虽然它们所值有限，却都是救命的食物。种这些东西日子穷一些，倒不至于饿死。再者说现在这样也没什么不好，总不能所有人都去种桑麻，如果种粮的人比种桑的人少，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
他的观点不能算错，从某种意义上，其实也算是切中要害。明末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作物越种越多，南方的米粮产量大减，导致在粮食问题上发生较为严重的危机。
如果范进眼下是在朝廷大佬的角度，会对顾实的话表示赞同。毕竟在那个高度上，百姓只是个数字，看不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就谈不到动感情。可是在县令这个身份，看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想问题的角度和思路就注定不一样。
人做事除了对错，还要考虑利益。尤其是站在自己角度上，这件事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总是第一思考要素。范进如果是应天巡抚，就会从全省的布局思考问题，但他现在是上元知县，要管的就是一县的民生以及县里经济发展。
所谓父母官不是说说就算的，他得考虑这一县子民的经济收入和家庭生活，为了自己这一县利益跟其他人争权打架，也再所不惜。
大明的经济结构作物分配，保证多少耕地红线，这种全国高度的话题，得等他做了京官以后再行考虑。至于眼下，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把上元经济搞起来。让上元的百姓越来越富，吸引更多人流入上元，这才不负自己的岗位，再者非如此也没法满足课税要求。
上元的地租虽然是东南最低，但是上元的赋役却是东南最重。原因就是曾经离国都很近，抓这里的差最方便。眼下虽然国都早已不在此，可是徭役未减。再加上大批的不服役人员，这些在酷暑时节挥汗如雨肉袒深耕的农夫，几乎人人头上都顶着徭役。
实行一条鞭法后，他们倒是可以不用去服役，但是得交银子。以目前的作物结构，他们根本就拿不出足够的钱来折低应服徭役。眼下都是靠借贷交赋，要不就是申请减免。种植经济作物，获取更高的收入，才是保证一条鞭法得以实施的保障。
如果继续让上元的农人种粮食，要么自己不追课，要么就会导致乡村经济的破产。
眼下朝廷对于人身控制力度大不如前，守着江宁这么一个大城市，在农村赚不到钱，很自然就想到进城工作。这种在乡下长大的人又没有什么技能，最多是有身气力。很容易就沦为雇工、苦力，其中一部分还会成为奴仆。
准备打击蓄养家奴之风，让东南富翁家里不至于有过多奴仆的范进。除了要在城里严肃法纪加强管控外，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多的减少奴仆来源。农民不用离开家就能赚到钱，自然就不至于非到城里去看人脸色。毕竟如今的时代不同于后世，人们思乡情绪重，但凡有一条活路，也不会想着往城里跑。
做父母官的给他们一条出路，保证他们不用进城也有饭吃，亦是本分所在。
为了百姓又或是为了自己，这件事都必须做成。范进道：“我虽然不是上元人，但也是农家子弟，于农桑之事并非一无所知。以东南论，十亩之田，自耕仅够一家之食。雇人代耕，等于无田，佃于人，所得租息也仅够赋税。若以三亩田为桑，桑下可种菜，四旁以三亩田种豆、芋。豆起则种麻，两亩地种稻，两亩地种果木。以池养鱼，肥土则又可用来养桑，再以鱼易羊，蓄羊五六头以为桑本，这贫民便可立为殷实之家。”
他指了指田间百姓：
“这些人他们并不懒惰，愿意为了过好日子卖力，身为父母官遇到这么一群勤劳子民是福分。越是如此，就越是不该让他们受穷。我听说过湖州那里每到三月，亲友不相往来，夫妻不同房，官府不办公。所有人都只忙一件事，就是伺候蚕宝宝。因为这些蚕能给他们带来一年的生活资本，富足生活。上元县为何就一定不如湖州，他们可以过体面日子，我们也可以。至于水利问题，这是官府该负责任的事，过去的人做不好，不代表我就做不好，这里的堤坝必须要重修，保证百姓可以安心养蚕种桑，不受水患滋扰。”
顾实看看范进，“范县尊，此言当真？你可知这水利不比牛痘，三五年内或许出不了成绩。工程费工费时，一任之内或许难见成效，偏又要花消大笔工款，调集大批力夫，稍有不慎便会影响考绩。以往上元县令没一个人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你在上元一共也待不了几年，即使事情做成，对你也没什么好处。”
范进看看他，见顾实的眼中流露出某种莫名地兴奋，仿佛一件期待以久的东西，终于要落入他手中。话语中明显激将的成分更重。他笑了笑：“顾兄，你是个君子，并不善于说谎。所以今后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别想学别人的样子用计，那样反倒要被人笑话。你到底要干什么？”
刘勘之笑道：“守拙是赤诚君子，生来做不得谎，却又不想低头求人，还是我替他说吧。他想要带头治水，但是又没钱。想让你请他主持此事，又张不开口，是也不是？”
顾实那英俊的脸此刻已经涨的通红，一个大男人反倒是有些扭捏，手中的折扇不停地摆动，低头道：“元定……你……你误会了。我只是……只是不知县尊是真有此意，还是随便说说。若不过是随口一说，我又何必白费气力。”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此仇不共戴天地。范进承认，自己的胸襟是不及这两人的。如果他们之间关系易地而处，自己只会想把成功者推进水里淹死，然后再去把未亡人变成自己女人，不会想着去给他帮忙做事。顾实拉不下脸来求自己是正常的，如果他真有毛遂自荐的勇气，在相府就不至于被人当面瓜看。
但是自己与他怎么看也是仇人，他不来坏自己的事就是万幸，还能给自己帮忙？
刘勘之这时介绍道：“我与顾家大郎是好友，曾听他说过。守拙当日在家乡主持过修堤，每日吃睡都在圩上，自己还搭了不少钱进去。在上元十八乡里，道德乡的圩子修的最坚固。可是前几年发洪水时，邻村偷偷派人挖了道德乡的圩子，以道德乡行洪，结果守拙的心血全都白费，为此还大病了一场。可见，守拙的本事是有的，就是得遇到个伯乐才行。”
顾实叹了口气：“每年水生之时，都有佃农到我家门外哭求减免租息，或是借贷度日，更多的时候，是借钱买棺木埋葬亲人。我看过他们的样子，绝望、无助、心死……即便是在梦里，我也会被他们的模样吓醒。从那时起我就发誓，有朝一日，我一定要乡亲不再受水患之苦，不至于被洪水毁去家园，夺去一年收成。为此我查阅古籍，又与江宁工部的都水司的小吏交朋友，向他们问计。自信可以修一条足以保乡亲百年安稳的圩子，便向家里讨了这个差。于工款用料亲力亲为，至于自己拿钱出来那种小事倒不必说。那道圩子是我的心血，也是我的一个试验，我想看看，我学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却不曾想到……只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上元一县之地，修水利单打独斗意义不大，必须全县布局，乃至全府都要布局，不能单靠一个乡一个姓，那样的水利用处有限。”范进接过话来，“顾兄是明白人，应该懂得这些，不用我多说废话。而且你也应该知道，这种事不好做。如你所说，一般县官不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即便想做也做不成。既要向上峰要款，又要能顶住压力，非有大靠山大能力的人不可，而范某是最合适的人选。”
范进自己也觉得，自己这话的威力不输于一把锋利匕首，把顾实未曾痊愈的伤口又重新割开。所谓大能力，这话等于废话，顾实的治水能力估计比自己强多了。自己只能牵头，要说到怎么做，其实也是得找人。至于靠山，就是张居正女婿这一条，如果不是自己夺了张舜卿，顾实成了女婿，这大靠山一样存在。现在他不得不低头求己，说到底还是因为在张舜卿的婚姻问题上，顾实成了输家的缘故。
顾实大约是被放血放习惯了，对于这种伤害已经不以为意，反倒是点头赞同。“没错，我曾经与数十好友联名上疏，请应天府主持兴修上元水利，如石沉大海再无回音。这件事没有官府出面，肯定做不成，可是官府怕麻烦，又不愿意管这种事。你方才的言语让我相信，你确实有心思让上元变个模样，你也有这个本事从府里要到银两兴修水利。但是治水的事不是光有银子有决心就行，最关键是要有人，我家中存有上元近十年水情变化文书，又曾经主持过圩子。这件事你要想做成，就只能找我。”
刘勘之道：“守拙，你何以认定范兄自己不能亲为？”
顾实的眼睛似乎又泛起了几根血丝。“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非有此恒心不能成大事。范县尊可曾吃得了这等苦头，忍得住那等寂寞？到时候只怕贪图享受，把河工扔给下面人，自己跑去逍遥，那河工又怎么修的成？”
范进倒也不辩驳，只道：“守拙兄所言极是，那我们就一言为定，范某负责去要钱要公示，顾兄就负责治水，不知顾兄意下如何？”
顾实道：“我可以答应你的邀请，但你也要答应我的条件。治水之事由我全权负责，你不许插手，也必须安排熟人来供应工料。另外安排你信得过的人，监督用款，有一文钱流到他处，你立刻就可以来打我的板子，如果用的没错，你就不能过问。最后治水之功是我的，你不能夺，要代我上奏张相，最重要的是，治水之事作成后，你要向张小姐说清楚，这事是我做的，与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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