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瑞年此时道：“这异地存兑业务，我感觉有一点象唐时的飞票，未知对否？”
“嗯，老唐说的对。”惟功亲自答道：“可见不管什么新奇花样，其实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
这话说的谐趣，众人都笑将起来。
唐时天下的中心在长安，不论是淮扬特产还是蜀中的蜀锦，大宗货物，肯定会集长安，不论是去买或是卖，携带大量的现钱都是很困难的事，特别是唐时还没有把金银当成流通货币，唐初的货币单位是铜钱和绢，中唐之后出现银钱交易，不过只是小宗，更多的还是以铜钱为主。一直到宋，也是以铜币为最重要的计量单位，大宗的货品交易，都是以“贯”来计算。
一贯钱平均是千钱，价值也就一两左右的白银，铜钱做为货币单位对农民是好事，交税容易，流通方便，手中可以一直持有，不象白银，在持有使用的过程中不停的夹剪损耗，银本位有利于商人和大士绅，也方便了朝廷，毕竟明季的铜矿采量连宋时的零头亦不如，朝廷省事省钱，也省得管制大量的矿工，以明季的管理水平，怕是要真如宋人那样采矿，矿工造反，怕是真的会此起彼伏了。
唐人以铜钱为主要的交易货币，带来的问题就是运输不易。明季千两白银购买力就足够做一笔大买卖，携带上京，不过百来斤重，一辆独轮车就推的如飞而走，一头毛驴也尽够了。唐人却得千贯以上铜钱，不说重量，光是体积算算就吓死人了，如一座小钱山一般，光驴马就得好多头才运的动，费用自然也就高涨上去了。
所谓穷则思变，唐时的飞票制度，便是应运而生。
各地大商人和藩镇将货物运至京城后发卖，然后将铜钱放在各道于京师的进奏院之中，不仅是进奏院，还有各军使及大商号的分号等，取半联飞钱票，回到各道之后，凭半联票与各道的分院分号验票，然后凭票取钱。
这样，省得携带大量铜钱奔波于途，不仅省了耗费，更要紧的便是安全了。
以中唐之后四处攻伐，山贼马匪到处都是的治安情形，如果携带大量铜钱到处奔走，就象是婴儿于闹市持黄金而行，想叫人不惦记也难。
而大明立国后先以实物贸易为主，后来元气渐复，改为金银，后又发行宝钞，所以这种飞票制度，一直没有施行。
一直到明末时才有雏形出现，到了清季康乾年间，山西票号才焕发光彩，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票号开始壮大，到有“日升昌”这样的拥资千万的大票号时已经是清末，票号发展到了极致，但等外国资本顺利进入，正统银行业开办起来，股本更为雄厚，经营更为灵活，发展更为快捷，同时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发行钞票，种种特权之下，将山西票号打的节节败退，到民国之时，票号已经被银行给彻底取代了。
既然票号不如现代银行业，惟功也自然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再去搞落后的票号，他的这个银行设想当然还不及真正的现代银行的业务，不过在这个时代而言，已经极为先进了。
欧洲的银行业要更早一些，远在中世纪时，因为圣殿骑士团的出现产生了银行业的雏形，发展至今已经颇具规模，但如果辽阳银行成立发展的话，此时的欧洲亦是没得比。
“大人真是……”到了此时，诸多问题解答，宋钱度心里明白，这银行一成立，必定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
从顺字行单纯的物流业务，再到发展成大规模的南北之间的贸易，然后大兴海船，海上贸易兴起，顺字行开始大量赚取海外贸易的利润，同时，将江南的商业脉落相当的部份掌控在手中，这又是一个重要变化。
再下来就是发展棉花种植，然后就是纺织业，现在辽阳布虽然还没有行销天下，不过以顺字行和辽阳的实力，这一步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然后就是因南北贸易兴趣和运输业的发展而兴起的保险业务，光是这一宗新业务，一年利润肯定超过常人想象。
再接着是四海商行这个公办商行兴起，盐铁业成为辽阳镇收入并且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四海商行的股本在手，就等于良田在手，可以传诸于子孙，这一点，已经深入辽阳上下的人心，武官们可以替四海行去打仗，因为这等于是替自己打仗，就这一点来说，真真是难得的举措，可谓妙手天成。
当然，他们也不知道，其实四海行的制度来源于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这一层，惟功自不会与这些人点破。
再有这个银行业，宋钱度和李文昭对视一眼，两人均是有一种无力之感。
他们的家族，都已经资财过百万，在江南也是最顶尖的巨富之家，但他们的规模和收益与眼前这位比起来，实在是相差的是太远了。
李文昭性子要跳脱一些，当下有所思便是直接笑道：“大人真是了不得，这银行一办，数年之后，年入千万怕也不在话下了。”
言下之意，不乏羡慕，也有一点儿别样情绪在里头。
当时的人，讲究盈满则亏，不好太过，所以很多事情做到一定地步，不仅不前进，反要讲个退步。
在李文昭看来，惟功的产业出息已经极盛，不要说这一生一世，便是传诸子孙，几十世也尽够荣华富贵了，国初那些勋贵人家，二百多年下来，还是富贵荣华，又何必汲汲于财富，做这样的事，顺字行固然不怕，但惹怒太多的官绅阶层，于惟功名声须有不利之处，而银行放贷收利，虽然是低息，造福万民，但在有心人播弄之下，怕也要沾上放高利贷的不好名声，对惟功一向良好的形象，也是一种点污。既然银钱足够，又何必一定去做？
以国人的心思，要么索性做坏事，要么干脆就行善事，不能获利，否则必定是两头不讨好。以李文昭与惟功和辽阳的关系，当然是希望善始善终，不希望出现不该有的波折。
惟功何等人，李文昭一说，他便明白对方的意思。
当下点了点头，对任磊道：“任磊，将去年辽阳岁入和岁出和他们说说。”
“是，大人。”
任磊站起身来，对众人微笑道：“辽阳岁入，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颇具吸引的迷题，但为了害怕泄露出来，引起朝廷各方的瞩目注意，我们在此之前是将此事设为最高密级，除了大人和必要的相关人员外，一律不得与闻，一旦泄露，有司就会彻查，就算现在，也是高等密级，在这里听到的人，会被记录在案，一旦将来有泄密的情形，查出泄露源头在哪，各位一定会受到相关的惩罚，哪怕是两位不属于辽阳体系的东主，也是一样。”
听到这话，在场的人都是神色凛然，连李文昭和宋钱度也是点了点头，示意自己已经知道其中的得失利害。
“去岁，我们征税，包括顺字行和并将作司下各厂，各坊织厂，丝厂，各屯堡，各普通商行，外来商人，从坐税到行商厘税等，一共岁入是两千一百万两白银……”看到各人震惊的眼神，任磊得意一笑，止住有想说话的人，接着道：“我还没有说完。然后是四海商行的盐铁利润，除去给持有股本的股东分红，各种成本，四海商行上缴给镇里是六百八十万两白银。另，海事司下的海船贸易，去掉死难人员的抚恤金，来往费用，修船折旧费用，预留资金等，所有海船上交给镇财务司是四百万两白银。另外还有一些杂项收入是一百二十万两，所以去岁的总收入是三千三百万两，比起大明的全国赋税还要多出不少，盈余么，去岁盈余一千余万，但估计要拿来堵今年的窟窿，今年不仅不会有盈余，还得把历年所积多半用出去了。”
明朝一年的赋税在张居正改革之前是没有盈余的，嘉靖年间年年亏空，朝廷的军费开支和官员俸禄都要发不上来，在张居正改革之后，太仓每年能盈余四百万到三百万之间，这笔银子在后人听来确实不多，但这是财政盈余，在张居正之前是完全没有的东西，不仅是白银有盈余，通州粮库里还有确保在库的千万石以上的粮食，以白银和粮食的积储数字，足够帝国打好几场大仗和应对相当必要的紧急支出，比如大规模的灾荒和大工程开销等等。
这笔银子如果好好积存下来，倒是颇为可观，可惜的是，万历年年以各种名义支取，大半收入被取入内廷，外朝所留，其实并不为多。
“嗯，老唐说的对。”惟功亲自答道：“可见不管什么新奇花样，其实都是老祖宗玩剩下的。”
这话说的谐趣，众人都笑将起来。
唐时天下的中心在长安，不论是淮扬特产还是蜀中的蜀锦，大宗货物，肯定会集长安，不论是去买或是卖，携带大量的现钱都是很困难的事，特别是唐时还没有把金银当成流通货币，唐初的货币单位是铜钱和绢，中唐之后出现银钱交易，不过只是小宗，更多的还是以铜钱为主。一直到宋，也是以铜币为最重要的计量单位，大宗的货品交易，都是以“贯”来计算。
一贯钱平均是千钱，价值也就一两左右的白银，铜钱做为货币单位对农民是好事，交税容易，流通方便，手中可以一直持有，不象白银，在持有使用的过程中不停的夹剪损耗，银本位有利于商人和大士绅，也方便了朝廷，毕竟明季的铜矿采量连宋时的零头亦不如，朝廷省事省钱，也省得管制大量的矿工，以明季的管理水平，怕是要真如宋人那样采矿，矿工造反，怕是真的会此起彼伏了。
唐人以铜钱为主要的交易货币，带来的问题就是运输不易。明季千两白银购买力就足够做一笔大买卖，携带上京，不过百来斤重，一辆独轮车就推的如飞而走，一头毛驴也尽够了。唐人却得千贯以上铜钱，不说重量，光是体积算算就吓死人了，如一座小钱山一般，光驴马就得好多头才运的动，费用自然也就高涨上去了。
所谓穷则思变，唐时的飞票制度，便是应运而生。
各地大商人和藩镇将货物运至京城后发卖，然后将铜钱放在各道于京师的进奏院之中，不仅是进奏院，还有各军使及大商号的分号等，取半联飞钱票，回到各道之后，凭半联票与各道的分院分号验票，然后凭票取钱。
这样，省得携带大量铜钱奔波于途，不仅省了耗费，更要紧的便是安全了。
以中唐之后四处攻伐，山贼马匪到处都是的治安情形，如果携带大量铜钱到处奔走，就象是婴儿于闹市持黄金而行，想叫人不惦记也难。
而大明立国后先以实物贸易为主，后来元气渐复，改为金银，后又发行宝钞，所以这种飞票制度，一直没有施行。
一直到明末时才有雏形出现，到了清季康乾年间，山西票号才焕发光彩，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票号开始壮大，到有“日升昌”这样的拥资千万的大票号时已经是清末，票号发展到了极致，但等外国资本顺利进入，正统银行业开办起来，股本更为雄厚，经营更为灵活，发展更为快捷，同时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国发行钞票，种种特权之下，将山西票号打的节节败退，到民国之时，票号已经被银行给彻底取代了。
既然票号不如现代银行业，惟功也自然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再去搞落后的票号，他的这个银行设想当然还不及真正的现代银行的业务，不过在这个时代而言，已经极为先进了。
欧洲的银行业要更早一些，远在中世纪时，因为圣殿骑士团的出现产生了银行业的雏形，发展至今已经颇具规模，但如果辽阳银行成立发展的话，此时的欧洲亦是没得比。
“大人真是……”到了此时，诸多问题解答，宋钱度心里明白，这银行一成立，必定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发展。
从顺字行单纯的物流业务，再到发展成大规模的南北之间的贸易，然后大兴海船，海上贸易兴起，顺字行开始大量赚取海外贸易的利润，同时，将江南的商业脉落相当的部份掌控在手中，这又是一个重要变化。
再下来就是发展棉花种植，然后就是纺织业，现在辽阳布虽然还没有行销天下，不过以顺字行和辽阳的实力，这一步不过是迟早的事情。
然后就是因南北贸易兴趣和运输业的发展而兴起的保险业务，光是这一宗新业务，一年利润肯定超过常人想象。
再接着是四海商行这个公办商行兴起，盐铁业成为辽阳镇收入并且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四海商行的股本在手，就等于良田在手，可以传诸于子孙，这一点，已经深入辽阳上下的人心，武官们可以替四海行去打仗，因为这等于是替自己打仗，就这一点来说，真真是难得的举措，可谓妙手天成。
当然，他们也不知道，其实四海行的制度来源于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这一层，惟功自不会与这些人点破。
再有这个银行业，宋钱度和李文昭对视一眼，两人均是有一种无力之感。
他们的家族，都已经资财过百万，在江南也是最顶尖的巨富之家，但他们的规模和收益与眼前这位比起来，实在是相差的是太远了。
李文昭性子要跳脱一些，当下有所思便是直接笑道：“大人真是了不得，这银行一办，数年之后，年入千万怕也不在话下了。”
言下之意，不乏羡慕，也有一点儿别样情绪在里头。
当时的人，讲究盈满则亏，不好太过，所以很多事情做到一定地步，不仅不前进，反要讲个退步。
在李文昭看来，惟功的产业出息已经极盛，不要说这一生一世，便是传诸子孙，几十世也尽够荣华富贵了，国初那些勋贵人家，二百多年下来，还是富贵荣华，又何必汲汲于财富，做这样的事，顺字行固然不怕，但惹怒太多的官绅阶层，于惟功名声须有不利之处，而银行放贷收利，虽然是低息，造福万民，但在有心人播弄之下，怕也要沾上放高利贷的不好名声，对惟功一向良好的形象，也是一种点污。既然银钱足够，又何必一定去做？
以国人的心思，要么索性做坏事，要么干脆就行善事，不能获利，否则必定是两头不讨好。以李文昭与惟功和辽阳的关系，当然是希望善始善终，不希望出现不该有的波折。
惟功何等人，李文昭一说，他便明白对方的意思。
当下点了点头，对任磊道：“任磊，将去年辽阳岁入和岁出和他们说说。”
“是，大人。”
任磊站起身来，对众人微笑道：“辽阳岁入，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颇具吸引的迷题，但为了害怕泄露出来，引起朝廷各方的瞩目注意，我们在此之前是将此事设为最高密级，除了大人和必要的相关人员外，一律不得与闻，一旦泄露，有司就会彻查，就算现在，也是高等密级，在这里听到的人，会被记录在案，一旦将来有泄密的情形，查出泄露源头在哪，各位一定会受到相关的惩罚，哪怕是两位不属于辽阳体系的东主，也是一样。”
听到这话，在场的人都是神色凛然，连李文昭和宋钱度也是点了点头，示意自己已经知道其中的得失利害。
“去岁，我们征税，包括顺字行和并将作司下各厂，各坊织厂，丝厂，各屯堡，各普通商行，外来商人，从坐税到行商厘税等，一共岁入是两千一百万两白银……”看到各人震惊的眼神，任磊得意一笑，止住有想说话的人，接着道：“我还没有说完。然后是四海商行的盐铁利润，除去给持有股本的股东分红，各种成本，四海商行上缴给镇里是六百八十万两白银。另，海事司下的海船贸易，去掉死难人员的抚恤金，来往费用，修船折旧费用，预留资金等，所有海船上交给镇财务司是四百万两白银。另外还有一些杂项收入是一百二十万两，所以去岁的总收入是三千三百万两，比起大明的全国赋税还要多出不少，盈余么，去岁盈余一千余万，但估计要拿来堵今年的窟窿，今年不仅不会有盈余，还得把历年所积多半用出去了。”
明朝一年的赋税在张居正改革之前是没有盈余的，嘉靖年间年年亏空，朝廷的军费开支和官员俸禄都要发不上来，在张居正改革之后，太仓每年能盈余四百万到三百万之间，这笔银子在后人听来确实不多，但这是财政盈余，在张居正之前是完全没有的东西，不仅是白银有盈余，通州粮库里还有确保在库的千万石以上的粮食，以白银和粮食的积储数字，足够帝国打好几场大仗和应对相当必要的紧急支出，比如大规模的灾荒和大工程开销等等。
这笔银子如果好好积存下来，倒是颇为可观，可惜的是，万历年年以各种名义支取，大半收入被取入内廷，外朝所留，其实并不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