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点了点头：“嗯，不少，不过，骂俊哥儿你的，大都是那些个老儒生，年轻的大都是站在您这一边的，这两曰，大唐曰报可是天天都脱销啊，我府里边订的三份报纸，全给他们给瓜分得一干二净。不过俊哥儿，今天我可不是光是来你这儿溜达的，最主要就是父皇这几曰一直在忙着处理政事，没法抽空，所以让我来问问你，你那上面提的考试改革到底要整么改法。不过，我父皇可没让我这么说，只是让我自个悄悄问问您，不过，我信得过俊哥儿，就直接把话给挑明了说。”
我身形一顿瞅了李治一眼，大唐的科举制度，我已经插过手了，比如我婆娘的提议的科举糊名制，撰抄制，它们已经试用了两次，效果不错，不过，李叔叔看样子觉得还不够，好几次都跟老爷子提过，科举制度不能完全继承了隋朝的科举制就算完事，还得改进。
李叔叔不让我爹来问我，而让李治来问，看样子，李叔叔希望这事能让我跟自己的徒弟好好地交个底，毕竟都是年轻人，我还是李治的老师，说话至少要比蹲我老爷子跟前自吹自擂随时担心挨揍要随便得多，很多话，我可以跟李治说，跟我的婆娘说，跟我的儿子女儿说，但是，在长辈跟前，总会有所保留，第一，出于尊重，第二，出于忌讳。
李治这么一说，我倒还真不好随便便两句话把他给忽悠回去了。“这说起来，可就多了，不过，为师倒先要问问你，我大唐取士，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这些考取了功名的士子继续做学问，还是想让他们为国家，为朝庭，为百姓效力？”我坐了下来，很严肃地向李治问道。
“为我大唐江山社稷效力。”李治想也没想就答了我的问题。“嗯，很好，那我想问问，就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一个县有百姓两万户，你去当了县令，你就得需要知道一个百姓一年需要多少米粮才能得心糊口，当地的水田有多少，旱地有多少，若是遭了灾害，需要多少粮食米面才可以救急，当地出产什么，缺什么……”十七八个问题全丢了过去，李治当下就傻了眼，吭哧半天：“俊哥儿，您说的这些个，治确实答不上来，可跟科举改革能有多大的关系？”
－－－－－－－－－－－－－－－－－－－－－－－－－－－－－－－－－－－－－－－－－－－－－－－－－－－-我听了这话，不由得摇头叹气，这根墙头草还真是没长大，连这里边的道理都分辨不出来。李治似乎也有所悟，不过，他依旧是一副死脑筋：“俊哥儿，您说的这些，咱们大唐的常科不也还开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吗？”
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制科和常科。制科是皇帝特旨召试，即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不定期考试，科目往往临时设置，比较常见的有直言极谏、贤良方正、博通坟典、军谋宏远等科，目的在于如求急需的人才，平民及官吏皆可应试，还可以一试再试。考中后，有官者升迁，无官者由吏部授官。
“我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考中之后，还需要做铨选？”我斜了一眼李治，慢条斯理地言道。
常科以明经、进士二科最为重要；明经考试的内容有贴经、经义、时务策等，以贴经墨义为主，着重儒家经典的背诵；进士考试的内容在高宗前仅为时务策，后来加试杂文，即诗、赋等等。经义全赖背诵，诗赋则需发挥，因此，中明经易，中进士难。明经及第比例为十分之一二，进士及第比例为百分之一二，相差悬殊，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进士及第虽难，但及第后却易于升迁，时人称之为“登龙门”。而铨选更是大唐先择各位考上的士子的杀手简，重中之重的一个项目，也就是在你科举考试通过后，仅取得进士及第或明经及第的出身，尚不能正式入仕。只有再通过吏部铨试，才能释褐授官。
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唐代铨选按文武两途，分别由吏部和兵部执掌。吏部铨选主要以身、言、书、判选人。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辩正，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则先以德行取；德行一样，则先取才能。
李治挑挑眉角：“我怎么不知道，铨选怕就是择其优者以为官吏嘛。”
“你知道就好，那我问问你，考中之后，过释褐试者能有几何？”
“十之三四之数吧。”李治砸了砸嘴，唐代的科举制度，远远比后世明清的科举制度要高上一筹不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取士重其德行，凡是风评差者，德行有亏者，就算你在考试的时候文采做得跟花儿似的，照样不会取你。
正是因为这样的制度，才得以让初唐之时的吏治极为清明，特别是在李叔叔的贞观和李治的永徽年间，更是如此，作官者都一向以德亏为辱，德行有亏者，别说做官了，上哪都受唾弃，就算是大唐的商人，至少在明面上同样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恶行。
不过唐宋以后释褐试这种审查制度却消亡在了历史上河当中，释褐试按现代人的口语来说就叫道德调查，品德不好，德行有亏的人，那是肯定不会让你做官的。当时，以大唐律共有五百零二款，条款分明，本来诸如“刑不上大夫”这一套，在唐朝的实行，是非常严格的，李叔叔就曾经有著令：州县论死三覆奏，京师五覆奏。狱已决，尚芋然为彻膳止乐。至晚节，天下刑几措。这也就是说，正规的封建制度下，也是不轻易杀人的，特别是朝臣，一定要皇上亲自断定是否该杀，而且要反复三到五次；杀一个大臣，“罪在朕躬”，按规定，皇帝本人还“撤膳、止乐”，以惩罚自己。所以直到贞观未年，除了谋反之罪，李叔叔没有因为其他过错而处死过任何一位大臣。
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但是，朝臣有没有过错是一回事，无为而治？如今的大唐需要的是繁荣，需要的是开拓和进取，而不是要一些只求安稳不求过失的官员，那样的话，还不如提升一帮七八十岁的老头坐在朝堂上，宁无功，不求过。
－－－－－－－－－－－－－－－－－－－－－－－－－－－－－－－－－－－－－－－－－－－－－－－－－－－-当官，首先就得政治过硬，思想素质坚忍，品德优秀。如今大唐拓地万里，官吏缺少让李叔叔很是焦头烂额，可几大国学馆教出来的读书人，读书是一把好手，可才能？哼，就我瞅见的，分派到鸿胪寺和主客司的那批子士子，简直就是误国之徒，如果说他们不经过我的洗脑，不经过我的敲打和训导，不经过严格的政治思想教育，别说能在外交上为国家，为我大唐争取利益，怕是把自个的国家给卖了，还在那洋洋得意自己又遵循了儒家的为人相处之道，宣扬了大唐的仁德和礼仪呢。
如果当初，由这帮子人跟象雄国谈判，又或者是跟薛延陀部谈判，怕是他们不仅仅不会占偏宜，十有八九还会为了博名声把战俘都无条件的放回去，来年开春，又让他们来咱们大唐的边陲跳搔，杀我百姓，掳我妻女。
另外还有一件让人可气的事，是骆宾王告诉我的，河南道山东境内的密州的莒县县令，文采风流，才能全用在了作学问上，可对于治理百姓，啥玩意都不敌，前年遭了水灾，他这位县令大人向密州刺史报告灾情之时，竟然连灾民有多少，需赈灾的粮款多少都报不出数目，一时间传为笑谈。
“……所以我才写了这么一篇文，就是要告诉天下的士子，告诉那些个读书人，作学问是好事，考取功名也是好事，光宗耀祖，也没人拦你，但是，既然你一心要报效国家，为何不多用你那颗比寻常百姓更灵活的头脑多思考一下，多了解一下呢？诗词歌赋能当饭吃吗？才华可以让你治下的老百姓换到几石斗来充饥？当然，我也不是反对其中一些只希望能做学问不管其他的人，但是，其中的大部份人，读书的目标，就是为了做官，做官，你不了解民生，不了解百姓的疾苦，能做好官吗？若是这样，还不如回家去卖豆腐！”我唾沫横飞地对某些官吏和读书人进行抨击，不抨不行，因为这种事例我已经看到很多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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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形一顿瞅了李治一眼，大唐的科举制度，我已经插过手了，比如我婆娘的提议的科举糊名制，撰抄制，它们已经试用了两次，效果不错，不过，李叔叔看样子觉得还不够，好几次都跟老爷子提过，科举制度不能完全继承了隋朝的科举制就算完事，还得改进。
李叔叔不让我爹来问我，而让李治来问，看样子，李叔叔希望这事能让我跟自己的徒弟好好地交个底，毕竟都是年轻人，我还是李治的老师，说话至少要比蹲我老爷子跟前自吹自擂随时担心挨揍要随便得多，很多话，我可以跟李治说，跟我的婆娘说，跟我的儿子女儿说，但是，在长辈跟前，总会有所保留，第一，出于尊重，第二，出于忌讳。
李治这么一说，我倒还真不好随便便两句话把他给忽悠回去了。“这说起来，可就多了，不过，为师倒先要问问你，我大唐取士，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这些考取了功名的士子继续做学问，还是想让他们为国家，为朝庭，为百姓效力？”我坐了下来，很严肃地向李治问道。
“为我大唐江山社稷效力。”李治想也没想就答了我的问题。“嗯，很好，那我想问问，就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一个县有百姓两万户，你去当了县令，你就得需要知道一个百姓一年需要多少米粮才能得心糊口，当地的水田有多少，旱地有多少，若是遭了灾害，需要多少粮食米面才可以救急，当地出产什么，缺什么……”十七八个问题全丢了过去，李治当下就傻了眼，吭哧半天：“俊哥儿，您说的这些个，治确实答不上来，可跟科举改革能有多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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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科举考试分为制科和常科。制科是皇帝特旨召试，即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不定期考试，科目往往临时设置，比较常见的有直言极谏、贤良方正、博通坟典、军谋宏远等科，目的在于如求急需的人才，平民及官吏皆可应试，还可以一试再试。考中后，有官者升迁，无官者由吏部授官。
“我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考中之后，还需要做铨选？”我斜了一眼李治，慢条斯理地言道。
常科以明经、进士二科最为重要；明经考试的内容有贴经、经义、时务策等，以贴经墨义为主，着重儒家经典的背诵；进士考试的内容在高宗前仅为时务策，后来加试杂文，即诗、赋等等。经义全赖背诵，诗赋则需发挥，因此，中明经易，中进士难。明经及第比例为十分之一二，进士及第比例为百分之一二，相差悬殊，所以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进士及第虽难，但及第后却易于升迁，时人称之为“登龙门”。而铨选更是大唐先择各位考上的士子的杀手简，重中之重的一个项目，也就是在你科举考试通过后，仅取得进士及第或明经及第的出身，尚不能正式入仕。只有再通过吏部铨试，才能释褐授官。
故吏部试亦称“释褐试”。唐代铨选按文武两途，分别由吏部和兵部执掌。吏部铨选主要以身、言、书、判选人。身指体貌丰伟，言指言辞辩正，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四事皆可，则先以德行取；德行一样，则先取才能。
李治挑挑眉角：“我怎么不知道，铨选怕就是择其优者以为官吏嘛。”
“你知道就好，那我问问你，考中之后，过释褐试者能有几何？”
“十之三四之数吧。”李治砸了砸嘴，唐代的科举制度，远远比后世明清的科举制度要高上一筹不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取士重其德行，凡是风评差者，德行有亏者，就算你在考试的时候文采做得跟花儿似的，照样不会取你。
正是因为这样的制度，才得以让初唐之时的吏治极为清明，特别是在李叔叔的贞观和李治的永徽年间，更是如此，作官者都一向以德亏为辱，德行有亏者，别说做官了，上哪都受唾弃，就算是大唐的商人，至少在明面上同样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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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初，由这帮子人跟象雄国谈判，又或者是跟薛延陀部谈判，怕是他们不仅仅不会占偏宜，十有八九还会为了博名声把战俘都无条件的放回去，来年开春，又让他们来咱们大唐的边陲跳搔，杀我百姓，掳我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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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才写了这么一篇文，就是要告诉天下的士子，告诉那些个读书人，作学问是好事，考取功名也是好事，光宗耀祖，也没人拦你，但是，既然你一心要报效国家，为何不多用你那颗比寻常百姓更灵活的头脑多思考一下，多了解一下呢？诗词歌赋能当饭吃吗？才华可以让你治下的老百姓换到几石斗来充饥？当然，我也不是反对其中一些只希望能做学问不管其他的人，但是，其中的大部份人，读书的目标，就是为了做官，做官，你不了解民生，不了解百姓的疾苦，能做好官吗？若是这样，还不如回家去卖豆腐！”我唾沫横飞地对某些官吏和读书人进行抨击，不抨不行，因为这种事例我已经看到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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