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不会跟自己的工程师犯别扭，他也曾多次登舰考察，三涨机的震动对于射击准确率有着明显的干扰，他也就不得不在海外谋求更加先进的战列舰发动机技术。天津和济南的发电厂应用了蒸汽轮机，目的就是为了让北洋的工程师们对新型动力机构有充分的了解，至于能不能实现小型化将其作为战舰的动力系统，谭延对此和射击指挥仪一样并不抱有太大的期望，只是作为培养工程师的工具而已。
如果以后出现可以实用的蒸汽轮机，谭延可以忍受暂时性的购买，但绝对不会允许这么重要的战争物资永远的依赖国外进口——在三涨机的时代他是不指望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能够有划时代的革新创造了，但是面临国外很可能日益高涨的技术封锁，作为一个上位者他必须未雨绸缪，尽可能的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争取早日在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慈禧太后目前在对维新变法的态度上还尚属温和，就算有光绪皇帝摆明车马争取权力，目前看来慈禧太后还没有采用过激的手段来应对。像谭钟麟和张之洞这样的老臣甚至都有些欣慰，不过谭延对此却没有任何期望——就像甲午战争过后，李鸿章曾经试图邀请伊藤博文来华做宰相来实现中国自强一样，国家自强绝对不是仅凭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便可以做到的，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尤其像中国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维新变法从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至少对发动变法者本人是如此。
李鸿章虽然邀请伊藤博文出任中国首相，心中到底怎么想地谭延不知道。不过后来这则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李鸿章的主张居然被很多人所相应，只是后来朝廷认真讨论此事地时候。李鸿章则选择了退却——他致电伊藤博文说先前的邀请不过是玩笑之举……谭延看得出来李鸿章此举的背后也许是出于真心邀请，但更多的是点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病——就算再优秀的领导者面对这样的环境也是白搭。
康有为这伊藤博文相比自然是还差了八条街，从来没有从政经历地他根本无法应对中国复杂多变的政坛风波。而在谭延看来中国富强的前提条件便是推翻清政府，从根本上彻底扫清就制度的藩篱，重新建立一个适合当前国际环境的新制度，以中国的优势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追赶列强。虽然这不是短期内能够达到地，但有个十来年成为一个二流国家不被欺负还是没有太大问题地。中国需要做的只是稳扎稳打，相比之下日本的剑走偏锋将整个国家的命运一次有一次的置于赌桌之上，显然中国的优势要强得多。仅有发达的工业还是不够的，在这个时代中国固然需要手中握有利剑，但指挥身体的大脑若不行地话，那不过是沦为笑柄的对象而已，富强之路是走不远的。必然会重蹈洋务派的覆辙。沈静这次回济南。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办学——这次办学并非是招收学生广建学院，而是专门为地方官员办学，除了官员之外，还有各地名望乡绅也要进入设于山东各地地四处“民主学堂”学习。
在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向朝廷发出立宪地奏折时候，谭氏父子也选择了站在立宪这以新潮的派别一边，最终促成了慈禧太后立宪地默认，并且还派出了八大臣出洋考察。尽管荣禄为首的八大臣连同其随员在谭延的暗杀图谋下都做了冤死鬼，朝廷的立宪举动似乎刚刚开头便又缩了回去，不过谭延却没有最终放弃“民主”路线——这是从根本上杜绝中国出现皇帝的做法。而直隶三省大力发展教育除了要培养打量的技术人才之外，说到底也还是在为进一步的思想启蒙做准备。
康有为等维新派党人其核心便是仿效欧洲那样，将中国改造成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虽然这和谭延的想法差了很多，不过他不介意搭上维新派的民主思想普及顺风车。这并不算是向维新派一边倒。而是谭延早先针对帝党和后党之争所定下的最基本的策略——北洋要用自己的实力来保证两边不会发生一边倒的状况。更要保证自己的“独立性”。
四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和济南同时成立了议事会。天津议事会一共选举了五十人为议员，而济南议事会作为省级议事会，共选举了一百人为议员。天津和济南的议事会为中国的第一个“议事会”，从成立的时间和天津与济南的关系，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谭延一手策划的。不过这个议事会也不是那么好成立的，谭延也是经过了将近一年半的准备时间才走到今天这步——这些“议员”并非选举而来，但是能够进入议事会的人员无不都是在当地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他们都在国内经过了为期半年的培训，然后再到欧洲考察半年才回国。
对于“议员”谭延也做过相当严格的要求——年龄必须是三十岁至四十岁，必须具有举人功名者才可以加入其中。也是考虑到这样的年龄的知识分子不至于让这个本身就已经很变味的“议会”更加变味，但是可以想象处在这个年龄层的读书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对变法维新派有着很大的好感，加上谭延有意无意的偏袒，就使得“议事会”这个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抹上了维新派的色彩。这样的议事会肯定和谭延心目中的相差甚远，不过在这个时候也算是勉勉强强凑合了，只是维新派的色彩太重了显然不附合他的政治意愿。议事会功能定位上更像是一个政府咨询机构，手中并没有多大的实权，这也是谭延对其能够忍耐的根本所在，但是这只是第一届议事会。随着他在直隶三省大办教育日后所显现出来地回报，成为议事会成员的主体的必然是以受过现代教育地人来补充。
当然从新式教育体系中走出来的人想要成为“议员”，这中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以现在直隶总督衙门对新式教育的巨大政策倾斜，还有更多的人提出废除科举制度，可以想象未来的议会主体必然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的天下。
天津和山东议事会地成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毕竟以前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都还停留在纸面上，报纸上折腾的厉害，民间士子们也都讨论，虽有地方大员提出过。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见谁真正干过一些切实的努力，在发生八大臣出洋被刺事件之后，朝廷对于“立宪”也没有任何作为。
就在举国还在观望的时候，天津和山东议事会的成立无疑给已经最近一段时间处于低谷地“立宪舆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尽管连谭延在接受中外报纸记者采访地时候也坦诚承认，现在的议事会并非是选举而来，而且议事会的并没有行政权力，但是中外报纸还是给予了谭延相当高的评价——报纸上盛赞谭延是“开明之巨手”。而以天津为中心。这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也促成了一个高层资产阶级，他们更是支持谭延，国内倾向立宪的人也视他为宪政运动的中间，至于康有为等人则被他的影响力再次排挤到了一边。
“协办大学士翁同，近来办事都未允洽，以致众情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辞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罚；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加重谴，翁同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
谭延手中拿着刚刚到手的一纸文书，他没有想到慈禧太后还真地选在翁同七十大寿的坎上送给老翁同学这么大一个“贺礼”。谭延无法想象翁同这个七十大寿是怎么过来的，这并不属于他所关心的，尽管这个昔日的政敌给自己造成了很多麻烦，但他留给谭延地更多地是经验，说起来他心中还是挺同情翁同现在的境遇，毕竟一个七十岁地老人受此打击并不好过。
翁同的罢免在官场上又引动了一次风波，而风波中心的翁同本人并没有什么动静，诏谕内容非常严厉，从内容上看这也绝对不是光绪皇帝的手笔——从四岁开始，光绪皇帝接进宫便跟随翁同，二十多年下来这份香火情不是这么容易泯灭的一干二净的，就算要罢免翁同也要一步步来，不至于一下将所有的官职全部抹去。
谭延得知翁同被罢免的时候已经是当天的晚饭时间，如果没有这档子事的话，估计翁同的府上正是高朋满座庆贺他七十大寿的时候，这一纸诏谕让喜事差点变成了丧事，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慈禧太后也是挑了这个时间给翁同以及所谓的帝党予以沉重的打击，但在谭延看来这个老太太这么做已经是失去理智的表现，没有半点可取之处——这明显就是“家天下”的表现，政治上的人事任免成为个人泄私愤的工具，而朝中一品大员也可以摆在政治交易的秤杆上，这个国家是爱新觉罗的！
为了羞辱翁同，罢免诏书上像对待一个犯人一样对待他——令他转天即刻离开京师，而且也不像其他辞官回乡的大臣一样享受任何待遇和荣耀，甚至令其家乡地方官员对其监管——也就是说翁同回到家乡之后，是不能随意走动的，若是有事到其他地方走动，还要事先请示地方官员，得到许可后才可以动身。
“毫无疑问，这是出自慈禧太后的手笔！”谭延很快便做出了反应，这一次他并不准备迎合慈禧太后，对于这个昔日的政敌他虽然没有好感，翁同署理户部期间无论是李鸿章还是谭氏父子都死死的掐住财政的脖子，甚至还成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造成甲午惨祸的间接帮凶，不过至少有一样他还是非常赞赏的——翁同从来没有贪过国库一分银子，他是这个时代极为罕见地清官。
翁同回老家无非是乘船或是坐火车先到汉阳再乘船沿江回老家，无论走那条路都要遇过天津。而谭延则命直隶总督府上下官员在天津火车站摆出盛大的仪式来迎送翁同。这不仅仅是为了出于对昔日政敌的尊重，也同时表明了北洋对朝廷地态度——今日可以如此对待翁同，他日难保谭氏父子也会走上翁同的路。
翁同的火车缓缓的驶进天津火车站的时候。看到了令他非常震惊的一幕——直隶大小官员全部到达火车站，而且还有在津的儒学名士也都赶来为他送行。在车厢中，翁文将一张精致地洒金封签说道：“这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谭延送来的程仪，现在他就在站台上等候，还送来了一桌子燕菜……”
翁同拆开封签一看，是一张五千两的银票，这是致送程仪。乃是官场成例，昨天在京师的时候，孙家鼐、钱应傅、廖寿恒，甚至是刚毅都送了程仪和燕菜，不过刚毅的程仪和燕菜都被翁同给退了回去。虽是官场成例，但五千两银票的程仪未免太多了，对应他这样级别的官员。大多数都是一千两上下就足够了。没有想到谭延居然这么大方送出了五千两。
“谭组安非常有诚意，他希望能够下车见见车站上为父亲送行地天津各界名流，也希望能够和父亲面谈一次……”翁文瞥了一眼银票说道。
翁同沉默了一会说道：“下车就不必了，毕竟我现在地身份不太合适，也不能这么招摇授人以柄……至于谭组安，还是让他上车一会吧！”
不过当翁文刚要走出车厢，翁同还是拦住了他，毕竟谭延不因为他们是政敌而轻待了他，反倒是摆出如此阵仗来迎送他。这本身就很难得，同时也担了不少的风险——翁同是两代皇帝的帝师，自从高中状元之后一路官运亨通，作为南派清流领袖从他手上举荐的官员不计其数，像廖寿恒、钱应傅都是他的门生。而其他门生、小门生更是不计其数。可是真的摆开车马为他送行的却很少，倒是在京的众多举子数百人为他送行。
谁都能够看得出来。诏书对翁同的态度就像是对待犯人，到了这个时候又有谁还敢“顶风作案”善待他这个昔日荣耀非常地大臣？谭氏父子可以说是现在所谓“后党”的中坚力量，尤其是谭延手掌北洋海陆重权，更是排名天下第一的权臣，能够抛开昔日的种种不快来迎送他，这更显得尤为难得，所以翁同打算亲自在车门口致谢。
“组安……”面对十几年前还在自己身前的那个有些腼腆但又才华横溢地少年，到今天地手持中国权柄疆臣第一的谭延，翁同有些感慨万千，想想十几年前他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居然和老友父子对峙地如此严重，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谭延躬身行礼有些哽咽的说道：“老师一去，此行关山万里，学生……”
谭延称翁同一句老师，翁同绝对是受得起的，当年谭钟麟在京师任礼部尚书，谭延也就十一二岁，不过作为谭家第二代中学业最为出众的他写出来的文章经常被谭钟麟散发给昔日的翰林好友审阅，而翁同更是最早得到的人。也是因为翁同，谭延的书法最擅长的便是颜体，时至今日谭延在颜体字书法的功力亦是和翁同并驾齐驱。
早年种种往事，现在摆在俩人中间，实在是让人感叹世事无常，唏嘘不已。以致老少俩人在见面后，一段时间都是相顾无言。没有人知道谭延和翁同在这最后一次见面中都谈了什么，而翁同自离开京师，三年后便在常熟老家去世，谭延也送去了挽联和唁电。“少年才子”是从翁同嘴里传出来的，最后俩人政见不同走上陌路甚至是严重的对峙，这都是他们俩人自己的选择，最后的谈话无非是书法文章，他们留下来的只是一张在车厢中的合影……
如果以后出现可以实用的蒸汽轮机，谭延可以忍受暂时性的购买，但绝对不会允许这么重要的战争物资永远的依赖国外进口——在三涨机的时代他是不指望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能够有划时代的革新创造了，但是面临国外很可能日益高涨的技术封锁，作为一个上位者他必须未雨绸缪，尽可能的培养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争取早日在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慈禧太后目前在对维新变法的态度上还尚属温和，就算有光绪皇帝摆明车马争取权力，目前看来慈禧太后还没有采用过激的手段来应对。像谭钟麟和张之洞这样的老臣甚至都有些欣慰，不过谭延对此却没有任何期望——就像甲午战争过后，李鸿章曾经试图邀请伊藤博文来华做宰相来实现中国自强一样，国家自强绝对不是仅凭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便可以做到的，整个社会的大环境尤其像中国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维新变法从来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至少对发动变法者本人是如此。
李鸿章虽然邀请伊藤博文出任中国首相，心中到底怎么想地谭延不知道。不过后来这则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李鸿章的主张居然被很多人所相应，只是后来朝廷认真讨论此事地时候。李鸿章则选择了退却——他致电伊藤博文说先前的邀请不过是玩笑之举……谭延看得出来李鸿章此举的背后也许是出于真心邀请，但更多的是点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病——就算再优秀的领导者面对这样的环境也是白搭。
康有为这伊藤博文相比自然是还差了八条街，从来没有从政经历地他根本无法应对中国复杂多变的政坛风波。而在谭延看来中国富强的前提条件便是推翻清政府，从根本上彻底扫清就制度的藩篱，重新建立一个适合当前国际环境的新制度，以中国的优势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追赶列强。虽然这不是短期内能够达到地，但有个十来年成为一个二流国家不被欺负还是没有太大问题地。中国需要做的只是稳扎稳打，相比之下日本的剑走偏锋将整个国家的命运一次有一次的置于赌桌之上，显然中国的优势要强得多。仅有发达的工业还是不够的，在这个时代中国固然需要手中握有利剑，但指挥身体的大脑若不行地话，那不过是沦为笑柄的对象而已，富强之路是走不远的。必然会重蹈洋务派的覆辙。沈静这次回济南。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办学——这次办学并非是招收学生广建学院，而是专门为地方官员办学，除了官员之外，还有各地名望乡绅也要进入设于山东各地地四处“民主学堂”学习。
在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向朝廷发出立宪地奏折时候，谭氏父子也选择了站在立宪这以新潮的派别一边，最终促成了慈禧太后立宪地默认，并且还派出了八大臣出洋考察。尽管荣禄为首的八大臣连同其随员在谭延的暗杀图谋下都做了冤死鬼，朝廷的立宪举动似乎刚刚开头便又缩了回去，不过谭延却没有最终放弃“民主”路线——这是从根本上杜绝中国出现皇帝的做法。而直隶三省大力发展教育除了要培养打量的技术人才之外，说到底也还是在为进一步的思想启蒙做准备。
康有为等维新派党人其核心便是仿效欧洲那样，将中国改造成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虽然这和谭延的想法差了很多，不过他不介意搭上维新派的民主思想普及顺风车。这并不算是向维新派一边倒。而是谭延早先针对帝党和后党之争所定下的最基本的策略——北洋要用自己的实力来保证两边不会发生一边倒的状况。更要保证自己的“独立性”。
四月二十五日，在天津和济南同时成立了议事会。天津议事会一共选举了五十人为议员，而济南议事会作为省级议事会，共选举了一百人为议员。天津和济南的议事会为中国的第一个“议事会”，从成立的时间和天津与济南的关系，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是谭延一手策划的。不过这个议事会也不是那么好成立的，谭延也是经过了将近一年半的准备时间才走到今天这步——这些“议员”并非选举而来，但是能够进入议事会的人员无不都是在当地具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他们都在国内经过了为期半年的培训，然后再到欧洲考察半年才回国。
对于“议员”谭延也做过相当严格的要求——年龄必须是三十岁至四十岁，必须具有举人功名者才可以加入其中。也是考虑到这样的年龄的知识分子不至于让这个本身就已经很变味的“议会”更加变味，但是可以想象处在这个年龄层的读书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对变法维新派有着很大的好感，加上谭延有意无意的偏袒，就使得“议事会”这个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抹上了维新派的色彩。这样的议事会肯定和谭延心目中的相差甚远，不过在这个时候也算是勉勉强强凑合了，只是维新派的色彩太重了显然不附合他的政治意愿。议事会功能定位上更像是一个政府咨询机构，手中并没有多大的实权，这也是谭延对其能够忍耐的根本所在，但是这只是第一届议事会。随着他在直隶三省大办教育日后所显现出来地回报，成为议事会成员的主体的必然是以受过现代教育地人来补充。
当然从新式教育体系中走出来的人想要成为“议员”，这中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以现在直隶总督衙门对新式教育的巨大政策倾斜，还有更多的人提出废除科举制度，可以想象未来的议会主体必然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的天下。
天津和山东议事会地成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毕竟以前关于西方的政治制度都还停留在纸面上，报纸上折腾的厉害，民间士子们也都讨论，虽有地方大员提出过。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见谁真正干过一些切实的努力，在发生八大臣出洋被刺事件之后，朝廷对于“立宪”也没有任何作为。
就在举国还在观望的时候，天津和山东议事会的成立无疑给已经最近一段时间处于低谷地“立宪舆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尽管连谭延在接受中外报纸记者采访地时候也坦诚承认，现在的议事会并非是选举而来，而且议事会的并没有行政权力，但是中外报纸还是给予了谭延相当高的评价——报纸上盛赞谭延是“开明之巨手”。而以天津为中心。这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也促成了一个高层资产阶级，他们更是支持谭延，国内倾向立宪的人也视他为宪政运动的中间，至于康有为等人则被他的影响力再次排挤到了一边。
“协办大学士翁同，近来办事都未允洽，以致众情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无常，辞色渐露，实属狂妄任性，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查明究办。予以重罚；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加重谴，翁同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
谭延手中拿着刚刚到手的一纸文书，他没有想到慈禧太后还真地选在翁同七十大寿的坎上送给老翁同学这么大一个“贺礼”。谭延无法想象翁同这个七十大寿是怎么过来的，这并不属于他所关心的，尽管这个昔日的政敌给自己造成了很多麻烦，但他留给谭延地更多地是经验，说起来他心中还是挺同情翁同现在的境遇，毕竟一个七十岁地老人受此打击并不好过。
翁同的罢免在官场上又引动了一次风波，而风波中心的翁同本人并没有什么动静，诏谕内容非常严厉，从内容上看这也绝对不是光绪皇帝的手笔——从四岁开始，光绪皇帝接进宫便跟随翁同，二十多年下来这份香火情不是这么容易泯灭的一干二净的，就算要罢免翁同也要一步步来，不至于一下将所有的官职全部抹去。
谭延得知翁同被罢免的时候已经是当天的晚饭时间，如果没有这档子事的话，估计翁同的府上正是高朋满座庆贺他七十大寿的时候，这一纸诏谕让喜事差点变成了丧事，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慈禧太后也是挑了这个时间给翁同以及所谓的帝党予以沉重的打击，但在谭延看来这个老太太这么做已经是失去理智的表现，没有半点可取之处——这明显就是“家天下”的表现，政治上的人事任免成为个人泄私愤的工具，而朝中一品大员也可以摆在政治交易的秤杆上，这个国家是爱新觉罗的！
为了羞辱翁同，罢免诏书上像对待一个犯人一样对待他——令他转天即刻离开京师，而且也不像其他辞官回乡的大臣一样享受任何待遇和荣耀，甚至令其家乡地方官员对其监管——也就是说翁同回到家乡之后，是不能随意走动的，若是有事到其他地方走动，还要事先请示地方官员，得到许可后才可以动身。
“毫无疑问，这是出自慈禧太后的手笔！”谭延很快便做出了反应，这一次他并不准备迎合慈禧太后，对于这个昔日的政敌他虽然没有好感，翁同署理户部期间无论是李鸿章还是谭氏父子都死死的掐住财政的脖子，甚至还成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造成甲午惨祸的间接帮凶，不过至少有一样他还是非常赞赏的——翁同从来没有贪过国库一分银子，他是这个时代极为罕见地清官。
翁同回老家无非是乘船或是坐火车先到汉阳再乘船沿江回老家，无论走那条路都要遇过天津。而谭延则命直隶总督府上下官员在天津火车站摆出盛大的仪式来迎送翁同。这不仅仅是为了出于对昔日政敌的尊重，也同时表明了北洋对朝廷地态度——今日可以如此对待翁同，他日难保谭氏父子也会走上翁同的路。
翁同的火车缓缓的驶进天津火车站的时候。看到了令他非常震惊的一幕——直隶大小官员全部到达火车站，而且还有在津的儒学名士也都赶来为他送行。在车厢中，翁文将一张精致地洒金封签说道：“这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谭延送来的程仪，现在他就在站台上等候，还送来了一桌子燕菜……”
翁同拆开封签一看，是一张五千两的银票，这是致送程仪。乃是官场成例，昨天在京师的时候，孙家鼐、钱应傅、廖寿恒，甚至是刚毅都送了程仪和燕菜，不过刚毅的程仪和燕菜都被翁同给退了回去。虽是官场成例，但五千两银票的程仪未免太多了，对应他这样级别的官员。大多数都是一千两上下就足够了。没有想到谭延居然这么大方送出了五千两。
“谭组安非常有诚意，他希望能够下车见见车站上为父亲送行地天津各界名流，也希望能够和父亲面谈一次……”翁文瞥了一眼银票说道。
翁同沉默了一会说道：“下车就不必了，毕竟我现在地身份不太合适，也不能这么招摇授人以柄……至于谭组安，还是让他上车一会吧！”
不过当翁文刚要走出车厢，翁同还是拦住了他，毕竟谭延不因为他们是政敌而轻待了他，反倒是摆出如此阵仗来迎送他。这本身就很难得，同时也担了不少的风险——翁同是两代皇帝的帝师，自从高中状元之后一路官运亨通，作为南派清流领袖从他手上举荐的官员不计其数，像廖寿恒、钱应傅都是他的门生。而其他门生、小门生更是不计其数。可是真的摆开车马为他送行的却很少，倒是在京的众多举子数百人为他送行。
谁都能够看得出来。诏书对翁同的态度就像是对待犯人，到了这个时候又有谁还敢“顶风作案”善待他这个昔日荣耀非常地大臣？谭氏父子可以说是现在所谓“后党”的中坚力量，尤其是谭延手掌北洋海陆重权，更是排名天下第一的权臣，能够抛开昔日的种种不快来迎送他，这更显得尤为难得，所以翁同打算亲自在车门口致谢。
“组安……”面对十几年前还在自己身前的那个有些腼腆但又才华横溢地少年，到今天地手持中国权柄疆臣第一的谭延，翁同有些感慨万千，想想十几年前他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居然和老友父子对峙地如此严重，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谭延躬身行礼有些哽咽的说道：“老师一去，此行关山万里，学生……”
谭延称翁同一句老师，翁同绝对是受得起的，当年谭钟麟在京师任礼部尚书，谭延也就十一二岁，不过作为谭家第二代中学业最为出众的他写出来的文章经常被谭钟麟散发给昔日的翰林好友审阅，而翁同更是最早得到的人。也是因为翁同，谭延的书法最擅长的便是颜体，时至今日谭延在颜体字书法的功力亦是和翁同并驾齐驱。
早年种种往事，现在摆在俩人中间，实在是让人感叹世事无常，唏嘘不已。以致老少俩人在见面后，一段时间都是相顾无言。没有人知道谭延和翁同在这最后一次见面中都谈了什么，而翁同自离开京师，三年后便在常熟老家去世，谭延也送去了挽联和唁电。“少年才子”是从翁同嘴里传出来的，最后俩人政见不同走上陌路甚至是严重的对峙，这都是他们俩人自己的选择，最后的谈话无非是书法文章，他们留下来的只是一张在车厢中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