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伊斯兰革命，标志着中国的战略收缩达到极限。
当然，这场革命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后世在总结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时候，把主要原因归结于海外财团在伊朗的大肆扩张，即众多海外企业只顾掠夺伊朗的资源，而不顾伊朗的民生，从而引起了伊朗民众反感，最终引发了伊斯兰革命。
显然，这与事实存在很大的差别。
从根本上讲，巴列维国王在伊朗推行的世俗化与工业化改革并没有错，而且这也是伊朗走向强大的必经之路。伊朗在革命之后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仍然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而且受革命影响，伊朗在工业化道路上走得并不顺利，取得的成就根本无法与巴列维时期相提并论。要知道，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伊朗人依然在享受巴列维时期工业化的成果。到二零零零年，伊朗的工业产值中，依然有六成来自巴列维时期建立的工厂。
由此可见，巴列维推行的改革并没有错。
关键就是，巴列维的改革行动进行得太快了。
一九五一年，巴列维回到伊朗，在政权还未稳固的情况下就下令实施政教改革，废除了多项伊斯兰教的法规，比如妇女不再戴头巾，而且可以参与社会劳动。当时，巴列维甚至打算给妇女政治权力。
这项改革措施，差点就葬送了巴列维王朝。
当时，在伊朗的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反对改革的运动，有的甚至演变成了武装起义，巴列维王朝危在旦夕。
所幸的是，大战刚刚结束，中**队依然驻扎在伊朗境内。
依靠中国驻军的支持，巴列维迅速粉碎了反对改革的力量，并且对伊朗皇家军队进行了全面改革，控制了军权。
只是，巴列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一九五二年，巴列维与中国等同盟国集团成员国签署了多分双边协议，即以开放伊朗国内市场获取外来援助。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伊朗实现工业化的必然之举。
说白了，国家关系只是政治层面上的，而不是经济层面上的，如果伊朗不开放国内的资源与市场，外国企业就没有理由进入伊朗，也就不可能给伊朗带来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技术与工厂。
问题是，巴列维这一步走得太急了，而且迈出的步伐太大了。
这就是，巴列维几乎无条件的开放了所有国内领域，把伊朗最为关键的资源，即石油与天然气都当成礼物送给了外国企业。
不可否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伊朗在工业化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到一九六零年，伊朗已经是伊斯兰世界里综合国力仅次于埃及的第二强国，而且其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了埃及。
可以说，伊朗走上了一条快速工业化的道路。
只是，工业化对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也在这些年里充分反映了出来。
这就是，随着工业化同时出现的是城市化，即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由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这就意味着需要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更意味着需要应对农业减产所带来的问题，还意味着需要建设更多的国家基础设施。
伊朗在不到十年内取得的成就，欧洲国家普遍花了一个世纪，即便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也花了半个世纪，中国则花了三十年。
显然，这不是好事。
虽然工业国可以通过出口工业产品，以及通过工业的高效生产来解决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但是伊朗的工业化并不彻底，即伊朗并不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国，而是一个以原料出口为主的工业国。
这就是，伊朗的工业以石油开采业为主。
当时，伊朗主要就通过出口石油来获取资金，然后以此进行社会建设。
问题是，石油并不是高附加值工业产品。比如，伊朗把石油销售给中国企业，而中国企业则以十倍、甚至百倍的价格把塑料、人造橡胶、化肥等石油制品返销到伊朗，从中牟取巨大利益。
显然，在这条产业链中，伊朗得到的好处极为有限。
由此，就导致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大量失去了土地，涌入城市的伊朗农民并没有成为产业工人，而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沦落为乞丐。
显然，根本原因就是伊朗的工业化进程走得太快，而且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不可否认，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类似的问题，即失地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所必然遇到的问题。可是，其他国家都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通过提高国家教育水平，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从而让更多的国民具备成为产业工人所必须的基础素质。又比如，通过加强国家的基础建设，让涌入城市的农民能够获得工作机会，并且以此成为社会劳动者。
关键就是时间。
英国化了一百多年才完全实现工业化，法国花了差不多一百年，德意志第二帝国花了差不多五十年，而中国也花了三十年。
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那么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问题是，伊朗在工业化进程中，只花了十几年，也就是仅仅一代人的时间。
显然，这远远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根据伊朗官方的统计数据，在一九五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八，城镇居民占比不到百分之二十，而到一九七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已经将到百分之三十六，城镇居民多达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巴列维过于急功近利了。
此外，伊朗的工业化结构问题同样严重。
到一九八一年，石油与天然气产业在伊朗工业中占的比重依然高达百分之六十四，而其制造业仅有少量轻工业，重工业则以化工工业为主，而且规模极为有限，产品也主要是化肥等初级化工品。
显然，这与伊朗拥有的五千万人口，以及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极不相衬。
由此可见，如果巴列维更有耐心，适当放慢工业化改革的步伐，并且注重完善国家的工业结构，就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只是，这些都不是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直接原因。
引发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巴列维对外来资本的一味妥协。
这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巴列维向外来资本开放了国内市场，让国外企业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
当然，这些外国企业中，以中国企业为主。
到一九八零年，在伊朗注册的三百多家外资石油开采企业中，中国企业只有七家，但是却控制了伊朗百分之七十的油田与百分之八十四的产油量，其中最大的三家中国企业控制了伊朗百分之六十的石油开采量。
这意味着，开采与出售石油的大部分利润都落在了中国企业手里，与伊朗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企业雇佣了大量伊朗工人，而且也给伊朗带去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石油开采与运输技术，但是伊朗工人赚的是血汗钱，而中国企业则通过并不算多的投资，从开采的石油中获得了数不清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部分伊朗官员利用手里的权力，也获得了好处。
结果就是，伊朗的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到一九八零年，以巴列维王室为代表的、占伊朗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一的富人，控制了伊朗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而位于社会底层的八成伊朗人，占有的社会财富还不到百分之五。
可以说，巨大的贫富差距，才是伊斯兰革命的根源。
要命的是，巴列维国王根本就没有想过设法消除贫富差距，也没有为消除贫富差距做任何努力。
说白了，巴列维根本没有意识到严重的贫富差距会带来多么严重的灾难。
根据联合国做的调查，在一九八零年，伊朗有七成以上的未成年人得不到必要的基础教育，超过八成的国民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七成以上的城市居民难以获得足够的洁净用水。
更要命的是，伊朗城市居民的失业率在一九八零年的时候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与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贫民相比，伊朗的统治阶层像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巴列维国防不但每年数次前往中国进行身体检查与疗养，即便是普通官员，也能够享受到远超过平民的社会福利。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前，伊朗官员在境外的总资产超过了一千六百亿华元！
当然，巴列维国王也不例外。在离开伊朗的时候，伊朗王室的海外资产高达二百八十亿华元，而且这还是能够查证的，而那些无法查证的王室海外资产到底有多少，恐怕就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显然，连肚皮都填不饱的民众，肯定不会支持居住在黄金宫殿里的国王。
由此可见，巴列维在伊朗的失败，不是工业改革本身的错误，而是推行工业改革的手段与政策性错误所导致的结果。
这一点，隔着海峡相望的沙特就是一个完全相反的例证。(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阅读（readnovel。）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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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场革命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后世在总结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时候，把主要原因归结于海外财团在伊朗的大肆扩张，即众多海外企业只顾掠夺伊朗的资源，而不顾伊朗的民生，从而引起了伊朗民众反感，最终引发了伊斯兰革命。
显然，这与事实存在很大的差别。
从根本上讲，巴列维国王在伊朗推行的世俗化与工业化改革并没有错，而且这也是伊朗走向强大的必经之路。伊朗在革命之后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仍然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而且受革命影响，伊朗在工业化道路上走得并不顺利，取得的成就根本无法与巴列维时期相提并论。要知道，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纪，伊朗人依然在享受巴列维时期工业化的成果。到二零零零年，伊朗的工业产值中，依然有六成来自巴列维时期建立的工厂。
由此可见，巴列维推行的改革并没有错。
关键就是，巴列维的改革行动进行得太快了。
一九五一年，巴列维回到伊朗，在政权还未稳固的情况下就下令实施政教改革，废除了多项伊斯兰教的法规，比如妇女不再戴头巾，而且可以参与社会劳动。当时，巴列维甚至打算给妇女政治权力。
这项改革措施，差点就葬送了巴列维王朝。
当时，在伊朗的很多地区都出现了反对改革的运动，有的甚至演变成了武装起义，巴列维王朝危在旦夕。
所幸的是，大战刚刚结束，中**队依然驻扎在伊朗境内。
依靠中国驻军的支持，巴列维迅速粉碎了反对改革的力量，并且对伊朗皇家军队进行了全面改革，控制了军权。
只是，巴列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一九五二年，巴列维与中国等同盟国集团成员国签署了多分双边协议，即以开放伊朗国内市场获取外来援助。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这是伊朗实现工业化的必然之举。
说白了，国家关系只是政治层面上的，而不是经济层面上的，如果伊朗不开放国内的资源与市场，外国企业就没有理由进入伊朗，也就不可能给伊朗带来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技术与工厂。
问题是，巴列维这一步走得太急了，而且迈出的步伐太大了。
这就是，巴列维几乎无条件的开放了所有国内领域，把伊朗最为关键的资源，即石油与天然气都当成礼物送给了外国企业。
不可否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伊朗在工业化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到一九六零年，伊朗已经是伊斯兰世界里综合国力仅次于埃及的第二强国，而且其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了埃及。
可以说，伊朗走上了一条快速工业化的道路。
只是，工业化对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也在这些年里充分反映了出来。
这就是，随着工业化同时出现的是城市化，即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由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这就意味着需要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更意味着需要应对农业减产所带来的问题，还意味着需要建设更多的国家基础设施。
伊朗在不到十年内取得的成就，欧洲国家普遍花了一个世纪，即便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也花了半个世纪，中国则花了三十年。
显然，这不是好事。
虽然工业国可以通过出口工业产品，以及通过工业的高效生产来解决工业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但是伊朗的工业化并不彻底，即伊朗并不是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国，而是一个以原料出口为主的工业国。
这就是，伊朗的工业以石油开采业为主。
当时，伊朗主要就通过出口石油来获取资金，然后以此进行社会建设。
问题是，石油并不是高附加值工业产品。比如，伊朗把石油销售给中国企业，而中国企业则以十倍、甚至百倍的价格把塑料、人造橡胶、化肥等石油制品返销到伊朗，从中牟取巨大利益。
显然，在这条产业链中，伊朗得到的好处极为有限。
由此，就导致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大量失去了土地，涌入城市的伊朗农民并没有成为产业工人，而是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沦落为乞丐。
显然，根本原因就是伊朗的工业化进程走得太快，而且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不可否认，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类似的问题，即失地农民转变为产业工人所必然遇到的问题。可是，其他国家都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通过提高国家教育水平，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从而让更多的国民具备成为产业工人所必须的基础素质。又比如，通过加强国家的基础建设，让涌入城市的农民能够获得工作机会，并且以此成为社会劳动者。
关键就是时间。
英国化了一百多年才完全实现工业化，法国花了差不多一百年，德意志第二帝国花了差不多五十年，而中国也花了三十年。
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那么工业化进程中产生的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问题是，伊朗在工业化进程中，只花了十几年，也就是仅仅一代人的时间。
显然，这远远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
根据伊朗官方的统计数据，在一九五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占比高达百分之八十八，城镇居民占比不到百分之二十，而到一九七一年，伊朗的农业人口已经将到百分之三十六，城镇居民多达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说，巴列维过于急功近利了。
此外，伊朗的工业化结构问题同样严重。
到一九八一年，石油与天然气产业在伊朗工业中占的比重依然高达百分之六十四，而其制造业仅有少量轻工业，重工业则以化工工业为主，而且规模极为有限，产品也主要是化肥等初级化工品。
显然，这与伊朗拥有的五千万人口，以及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极不相衬。
由此可见，如果巴列维更有耐心，适当放慢工业化改革的步伐，并且注重完善国家的工业结构，就不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只是，这些都不是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的直接原因。
引发这场革命的直接原因，是巴列维对外来资本的一味妥协。
这就是，为了实现工业化，巴列维向外来资本开放了国内市场，让国外企业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
当然，这些外国企业中，以中国企业为主。
到一九八零年，在伊朗注册的三百多家外资石油开采企业中，中国企业只有七家，但是却控制了伊朗百分之七十的油田与百分之八十四的产油量，其中最大的三家中国企业控制了伊朗百分之六十的石油开采量。
这意味着，开采与出售石油的大部分利润都落在了中国企业手里，与伊朗毫无关系。
虽然中国企业雇佣了大量伊朗工人，而且也给伊朗带去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石油开采与运输技术，但是伊朗工人赚的是血汗钱，而中国企业则通过并不算多的投资，从开采的石油中获得了数不清的好处。
更重要的是，部分伊朗官员利用手里的权力，也获得了好处。
结果就是，伊朗的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扩大。
到一九八零年，以巴列维王室为代表的、占伊朗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一的富人，控制了伊朗社会财富的百分之八十，而位于社会底层的八成伊朗人，占有的社会财富还不到百分之五。
可以说，巨大的贫富差距，才是伊斯兰革命的根源。
要命的是，巴列维国王根本就没有想过设法消除贫富差距，也没有为消除贫富差距做任何努力。
说白了，巴列维根本没有意识到严重的贫富差距会带来多么严重的灾难。
根据联合国做的调查，在一九八零年，伊朗有七成以上的未成年人得不到必要的基础教育，超过八成的国民得不到基本的医疗保障，而七成以上的城市居民难以获得足够的洁净用水。
更要命的是，伊朗城市居民的失业率在一九八零年的时候超过了百分之三十。
与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的贫民相比，伊朗的统治阶层像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巴列维国防不但每年数次前往中国进行身体检查与疗养，即便是普通官员，也能够享受到远超过平民的社会福利。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前，伊朗官员在境外的总资产超过了一千六百亿华元！
当然，巴列维国王也不例外。在离开伊朗的时候，伊朗王室的海外资产高达二百八十亿华元，而且这还是能够查证的，而那些无法查证的王室海外资产到底有多少，恐怕就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显然，连肚皮都填不饱的民众，肯定不会支持居住在黄金宫殿里的国王。
由此可见，巴列维在伊朗的失败，不是工业改革本身的错误，而是推行工业改革的手段与政策性错误所导致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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