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需要营救的不仅仅是遭到扣押的外交人员。
在外交人质危机爆发的时候，仍然有数百名中国公民滞留在伊朗境内，而且全都在交通与通信极为不便的边远地区。更重要的是，这些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志愿者极为分散，且其中部分人有不同一般的背景。
当时，在滞留人员中，就有前任国防部长丁明聪的女儿丁婷芳。
丁婷芳是在一九七七年，以医疗志愿者的身份前往伊朗的，五年多来一直在伊朗的呼罗珊省救助当地的贫困百姓。与她一道从事志愿工作的还有另外四名中国人、两名泰国人、三名日本人与一名充当翻译的巴基斯坦人。根据官方记录，这支医疗小组在当地救助了数千人次的患者，深受当地人的爱戴与尊重。
事件爆发之后，中国大使馆一直没能联系上丁婷芳。
五月十日，在确定通过军事行动营救外交人员之后，总参谋部也同时批准了寻找其他滞留人员的军事行动。
营救丁婷芳的任务就交给了狙击手部队。
为此，李承志在五月十一日，带领第一中队的二十多名官兵飞往巴基斯坦，准备由巴基斯坦进入伊朗。
五月十四日，在陆军特种部队出动的时候，李承志也率领部下展开了行动。
所幸的是，李承志没有遇到沙尘暴，而且不需要中途停留。
此外，营救滞留人员的行动并不起眼，甚至不为外界所知。
当时，全世界都盯着被伊朗当局扣押的中国外交人员，以及中国当局有可能为此采取的军事行动。
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都忽视了一点，即仍然有很多中国人滞留在伊朗。
只是，中国当局没有忘记。
五月十三日，中国总统郭明善在出席“华侨联合会”的全体委员大会时就提出，中国政府不会放弃一名侨胞，哪怕需要使用最强硬的军事手段，中国当局也会尽全部努力保护侨胞的利益。
显然，保护侨民与在外公民的生命安全最为重要。
营救丁婷芳的行动非常顺利，李承志率领的狙击手中队在当天就找到了丁婷芳，并且在五月十五日回到巴基斯坦。
接下来，中**队的特种部队还执行过十多次类似的营救行动。
到五月下旬，滞留在伊朗境内的中国公民，以及持有双重国际的华人和申请了政治避难的中国侨民都已撤离伊朗。
问题是，中伊关系再无改善可能。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在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总参谋部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针对伊朗的战争计划，但是被顾祝同否决了。理由就是，中国暂时没有能力发动这场战争，而且已经错过了发动战争的最佳时机。
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当局看不到发动这场战争的好处。
说白了，就算发动了战争，而且取得了胜利，中国又能得到什么呢？
扶持巴列维复辟显然不大现实，毕竟革命不仅仅是宗教与意识形态，而是巴列维主政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严重损害了伊朗民众的利益，起来颓放国防的不是宗教实力，而是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平民。
显然，在伊朗建立另外一个世俗政权也不大现实。
要知道，革命已经引发了伊朗的宗教狂热，不管伊朗是否能够因此变得强大、伊朗民众是否能够因此改善生活，至少在短期之内，绝大部分伊朗人都不会认同巴列维曾经努力推进的世俗化改革。
更重要的是，伊朗民众把巴列维时期的政策根源都归结到了中国身上，即认为中国的残酷掠夺是导致伊朗社会普遍贫困的根本原因，而且革命份子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点燃了伊朗民众的仇华情绪。
也就是说，如果发动战争，伊朗将成为第二个危地马拉。
反之，即便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推翻了伊朗政权，中国又能得到什么呢？
不可否认，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已勘明石油储量在海湾地区仅次于沙特，而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也只仅次于沙特与联邦美国。此外，伊朗还有丰富的天然气，其储量仅次于中国。在其他矿产资源方面，伊朗还有较为丰富的铁矿、铜矿与磷矿，黄金储量也名列全球前十。
问题是，这些资源并不是不可否缺的，也不是不可代替。
当然，最关键的是石油。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的石油危机中，来自伊朗的石油在很大的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在进口石油时遇到的麻烦。事实上，在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期间，正是伊朗等产油国积极扩大对华石油出口量，才使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基本没有减少。到一九七九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甚至超过了一九七五年。
只是，石油危机已经过去，阿拉伯国家也因为埃以缔结和约而土崩瓦解。
到一九八二年，海湾地区的主要产油国均于中国恢复了石油贸易，而且均在新的金融货币体系下，承认了华元的霸主地位。
也就是说，伊朗的石油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占的比重并不明显。
说白了，即便没有来自伊朗的石油，中国依然可以从沙特、科威特、卡特尔与阿联酋购买到足够多的石油。
事实上，中国自身就是全球第二大石油生产国。
受石油危机影响，中国在七零年代后几年，加大了国内油田的开采力度，还扩大了勘探范围。
当时，中国已经在东海与南海发现了好几座储量惊人的海上油田，而且中国的石油企业已经开始向远海进军。
到一九八二年，中国的石油产量仅次于沙特，为全球第二大产油国。
为了获得了稳固的能源供应，中国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明确规定石油的国产率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五。
也就是说，中国消费的石油，有半数以上由国内油田供应，进口所占比重不到一半。
此外，在石油危机期间，中国还扩大了石油的战略储备量，储备能力由满足国内半年消费需求提高到了一年。到八零年代末，还提高到了一年半，并且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提高到了两年。
当然，扩大战略储备，主要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稳定市场。
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次爆发石油危机，中国就能够用储备的石油来平定油价，从而降低由油价波动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让中国拥有控制油价的能力，即削弱产油国集团对油价的影响力。
此外，在经历了石油危机之后，中国也在积极改善能源结构。
这就是，大力发展以核能为代表的新兴能源。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核电站最多的国家，可核能在全国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五。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当局出台了大量鼓励发展新兴能源的政策，也加大了在新型能源技术领域的国家投资。到一九八二年，中国建成与在建的核电站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了近三倍。按照中国政府制订的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规划，预计到二十世纪末，核能在国家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提升到百分之三十。此外，新兴能源占的比重将达到百分之四十。这就意味着，如果以一九八二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为准，等于可以减少一亿吨的原油进口量。
这些错误，无一例外的都削弱了产油国，特别是某个主要产油国发生变动对国际油价与能源市场产生的影响，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的能源安全，让中国不会再像石油危机那样被能源绑架。
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让除了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能源领域都不具备决定性的影响力。
说白了，在中国建立起了健全的能源生产、供应与保障机制之后，只有中国能够决定能源的价格，而其他任何国家，哪怕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也无法左右能源价格，也就无法控制世界的经济命脉。
显然，伊朗的石油并不足以让中国发动战争。
至于天然气等其他资源，就更加没有催生战争的重要性了。
要知道，要到八零年代末，在lng等船舶得到广泛应用之后，天然气才成为重要的贸易能源，而在此之前，天然气根本就不具备进行大宗贸易的能力，因此在国际能源贸易中占的比重非常低。
像铁矿、铜矿等资源，更不可能让中国产生兴趣。
由此可见，中国没有对伊朗发动战争，关键就是中国不可能从这场很有可能付出惨重代价的战争中获得足够弥补损失的好处。相反，即便中国没有发动战争，伊朗革命所造成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革命反而帮了中国大忙。
这就是，在进行世俗化改革的伊斯兰国家不仅仅是伊朗，而发生在伊朗的事情，足够让其他正在进行改革的伊斯兰国家产生警惕，从而让这些国家在推动改革的时候，更加需要来自中国的支持。
这其中就包括沙特。(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阅读（readnovel。）投推荐票、月票，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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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交人质危机爆发的时候，仍然有数百名中国公民滞留在伊朗境内，而且全都在交通与通信极为不便的边远地区。更重要的是，这些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志愿者极为分散，且其中部分人有不同一般的背景。
当时，在滞留人员中，就有前任国防部长丁明聪的女儿丁婷芳。
丁婷芳是在一九七七年，以医疗志愿者的身份前往伊朗的，五年多来一直在伊朗的呼罗珊省救助当地的贫困百姓。与她一道从事志愿工作的还有另外四名中国人、两名泰国人、三名日本人与一名充当翻译的巴基斯坦人。根据官方记录，这支医疗小组在当地救助了数千人次的患者，深受当地人的爱戴与尊重。
事件爆发之后，中国大使馆一直没能联系上丁婷芳。
五月十日，在确定通过军事行动营救外交人员之后，总参谋部也同时批准了寻找其他滞留人员的军事行动。
营救丁婷芳的任务就交给了狙击手部队。
为此，李承志在五月十一日，带领第一中队的二十多名官兵飞往巴基斯坦，准备由巴基斯坦进入伊朗。
五月十四日，在陆军特种部队出动的时候，李承志也率领部下展开了行动。
所幸的是，李承志没有遇到沙尘暴，而且不需要中途停留。
此外，营救滞留人员的行动并不起眼，甚至不为外界所知。
当时，全世界都盯着被伊朗当局扣押的中国外交人员，以及中国当局有可能为此采取的军事行动。
也就是说，世界各国的新闻媒体都忽视了一点，即仍然有很多中国人滞留在伊朗。
只是，中国当局没有忘记。
五月十三日，中国总统郭明善在出席“华侨联合会”的全体委员大会时就提出，中国政府不会放弃一名侨胞，哪怕需要使用最强硬的军事手段，中国当局也会尽全部努力保护侨胞的利益。
显然，保护侨民与在外公民的生命安全最为重要。
营救丁婷芳的行动非常顺利，李承志率领的狙击手中队在当天就找到了丁婷芳，并且在五月十五日回到巴基斯坦。
接下来，中**队的特种部队还执行过十多次类似的营救行动。
到五月下旬，滞留在伊朗境内的中国公民，以及持有双重国际的华人和申请了政治避难的中国侨民都已撤离伊朗。
问题是，中伊关系再无改善可能。
根据后来披露的资料，在一九八三年下半年，总参谋部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针对伊朗的战争计划，但是被顾祝同否决了。理由就是，中国暂时没有能力发动这场战争，而且已经错过了发动战争的最佳时机。
当然，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以当时的情况来看，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当局看不到发动这场战争的好处。
说白了，就算发动了战争，而且取得了胜利，中国又能得到什么呢？
扶持巴列维复辟显然不大现实，毕竟革命不仅仅是宗教与意识形态，而是巴列维主政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严重损害了伊朗民众的利益，起来颓放国防的不是宗教实力，而是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平民。
显然，在伊朗建立另外一个世俗政权也不大现实。
要知道，革命已经引发了伊朗的宗教狂热，不管伊朗是否能够因此变得强大、伊朗民众是否能够因此改善生活，至少在短期之内，绝大部分伊朗人都不会认同巴列维曾经努力推进的世俗化改革。
更重要的是，伊朗民众把巴列维时期的政策根源都归结到了中国身上，即认为中国的残酷掠夺是导致伊朗社会普遍贫困的根本原因，而且革命份子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点燃了伊朗民众的仇华情绪。
也就是说，如果发动战争，伊朗将成为第二个危地马拉。
反之，即便军事行动取得了胜利，推翻了伊朗政权，中国又能得到什么呢？
不可否认，伊朗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已勘明石油储量在海湾地区仅次于沙特，而在全世界范围之内也只仅次于沙特与联邦美国。此外，伊朗还有丰富的天然气，其储量仅次于中国。在其他矿产资源方面，伊朗还有较为丰富的铁矿、铜矿与磷矿，黄金储量也名列全球前十。
问题是，这些资源并不是不可否缺的，也不是不可代替。
当然，最关键的是石油。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的石油危机中，来自伊朗的石油在很大的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在进口石油时遇到的麻烦。事实上，在阿拉伯国家实施石油禁运期间，正是伊朗等产油国积极扩大对华石油出口量，才使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基本没有减少。到一九七九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甚至超过了一九七五年。
只是，石油危机已经过去，阿拉伯国家也因为埃以缔结和约而土崩瓦解。
到一九八二年，海湾地区的主要产油国均于中国恢复了石油贸易，而且均在新的金融货币体系下，承认了华元的霸主地位。
也就是说，伊朗的石油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占的比重并不明显。
说白了，即便没有来自伊朗的石油，中国依然可以从沙特、科威特、卡特尔与阿联酋购买到足够多的石油。
事实上，中国自身就是全球第二大石油生产国。
受石油危机影响，中国在七零年代后几年，加大了国内油田的开采力度，还扩大了勘探范围。
当时，中国已经在东海与南海发现了好几座储量惊人的海上油田，而且中国的石油企业已经开始向远海进军。
到一九八二年，中国的石油产量仅次于沙特，为全球第二大产油国。
为了获得了稳固的能源供应，中国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明确规定石油的国产率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五。
也就是说，中国消费的石油，有半数以上由国内油田供应，进口所占比重不到一半。
此外，在石油危机期间，中国还扩大了石油的战略储备量，储备能力由满足国内半年消费需求提高到了一年。到八零年代末，还提高到了一年半，并且在二十世纪末的时候提高到了两年。
当然，扩大战略储备，主要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稳定市场。
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次爆发石油危机，中国就能够用储备的石油来平定油价，从而降低由油价波动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让中国拥有控制油价的能力，即削弱产油国集团对油价的影响力。
此外，在经历了石油危机之后，中国也在积极改善能源结构。
这就是，大力发展以核能为代表的新兴能源。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核电站最多的国家，可核能在全国能源消费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到百分之五。石油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当局出台了大量鼓励发展新兴能源的政策，也加大了在新型能源技术领域的国家投资。到一九八二年，中国建成与在建的核电站比一九七五年增加了近三倍。按照中国政府制订的国家能源发展战略规划，预计到二十世纪末，核能在国家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提升到百分之三十。此外，新兴能源占的比重将达到百分之四十。这就意味着，如果以一九八二年的能源消费总量为准，等于可以减少一亿吨的原油进口量。
这些错误，无一例外的都削弱了产油国，特别是某个主要产油国发生变动对国际油价与能源市场产生的影响，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的能源安全，让中国不会再像石油危机那样被能源绑架。
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让除了中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能源领域都不具备决定性的影响力。
说白了，在中国建立起了健全的能源生产、供应与保障机制之后，只有中国能够决定能源的价格，而其他任何国家，哪怕是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也无法左右能源价格，也就无法控制世界的经济命脉。
显然，伊朗的石油并不足以让中国发动战争。
至于天然气等其他资源，就更加没有催生战争的重要性了。
要知道，要到八零年代末，在lng等船舶得到广泛应用之后，天然气才成为重要的贸易能源，而在此之前，天然气根本就不具备进行大宗贸易的能力，因此在国际能源贸易中占的比重非常低。
像铁矿、铜矿等资源，更不可能让中国产生兴趣。
由此可见，中国没有对伊朗发动战争，关键就是中国不可能从这场很有可能付出惨重代价的战争中获得足够弥补损失的好处。相反，即便中国没有发动战争，伊朗革命所造成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革命反而帮了中国大忙。
这就是，在进行世俗化改革的伊斯兰国家不仅仅是伊朗，而发生在伊朗的事情，足够让其他正在进行改革的伊斯兰国家产生警惕，从而让这些国家在推动改革的时候，更加需要来自中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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