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逝者言说人是一本续集，但是它的诞生并非如此——你也不必把它当作续集来读。我一直希望它能独立存在，希望无论你是否读过安德的游戏都能看懂它。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正传，如果不是我在1983年想写逝者言说人的话，根本就不会有长篇小说版的安德的游戏。
逝者言说人是如何诞生的？正如我所有的故事一样，这一个也发端于不止一个点子。“逝者言说人”的概念萌发于我所经历的死亡和葬礼。我曾在别处对此写过很多；简单地说，我对我们的葬礼方式越来越不满，我们在其中篡改死者的生平，把与他们本身的，真实的生活，如此大相径庭的故事加在他们头上，从效果上说，等于我们把他们又杀死了一遍。不，这么说太过了。请允许我就这么说吧，我们抹煞他们，我们编辑他们，我们把他们变成了一个个比实际生活中要好相与得多的人。
我拒绝这种观念。我认为一种更合宜的葬礼应该是，诚实地讲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做过些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诚实”并非是意味着不仅仅说出好事而且也说出所有让人不快的事情。甚至也不包括平衡讲述这两方面的事情。不，为了理解一个人究竟是什么人，他或者她的生活真实的意义，逝者言说人应该得解读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他们因何遗憾，他们为何欢欣。这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故事，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故事——但是，在死亡的时刻，这是唯一真正值得讲述的故事。
我曾收到过几封信，顺便，来自于些不时受命在葬礼上发言的人们，这些人读过了逝者言说人之后，作出了把葬礼仪式变成一次言说的尝试。我得赶快补充一句，他们这么干或者得到了家人的允许，或者是应逝者的请托（受托，显然了，是在其死前！）。其中一些人甚至把他们的言说的文本寄给了我，我得跟你们说，他们讲的那些故事令人震惊，又富于力量。我希望有人会在我的葬礼上进行一次言说。我想这个点子里面真的包含着真理和力量。
但那不是逝者言说人的唯一来源。我也是个长时间沉迷于人类学科幻小说的人——在那些小说的故事当中，一个科学家研究一个异星文化，揭示他们怪异行为的原因。我读过的第一本此类小说是詹姆斯·布利什的事关良心。那之后没几年，我读了迈克尔·比绍普的故事“阿撒蒂上的死亡和设计（注：DeathandDesignationamongtheAsadi，似乎无中文译本。这本书在下没看过，不知道这个翻译是否合适）”。二者对我都有巨大的影响。所以在我的思想深处，我有一种往这一类型小说里添上我自己的东西的强烈愿望。
所以当我想到一个点子——一个异族为了繁衍，必须在部族间可怕的战争中互相杀戮——的时候，我决定故事应该从一个研究他们的科学家的视点来叙述就是唯一自然的发展了。渐渐地，花了好几年，我才发展出猪族和他们奇特的生命周期的概念，而部族间战争的重要性减弱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我压根不必在逝者言说人里面专门提到它。但正是在试图构想出一个这些小小的猪形外星人为了种族繁衍要互相杀戮的进化上的原因的过程中，我创造了你在本书当中看到的匹克尼诺们。
在我跟我妻子，克莉丝汀(尼·阿伦)，住在犹他州奥勒姆市的时候，我取得了创作本书过程中的第一个突破。当时这两个点子还基本上是分开的，并且逝者言说人的点子还处于一个相当原始的形态。事实上，我曾经决定这种葬礼上的”悼词”应该用唱的——那样就该是“死亡歌咏者”了（最后没这么写真是太遗憾了……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不断响起的是那首Killingmesoftlywithhissong……尤其是第十五章中段）。我估计我这么想是因为我曾在几次葬礼上唱歌，发现即使我并不认识逝者，那也是个动人的经历。但当我对克莉丝汀提到这个死亡歌咏者的点子的时候，她的脸抽搐起来。“你已经写了‘无伴奏协奏曲’和歌王了。”她提醒我。”二者都是有关音乐的。要是你再写一本音乐故事，人们会认为你只能写这种。”
我意识到她甚至比她所知的还要正确。碰巧“无伴奏协奏曲’和歌王原作的短篇故事，“米卡尔的歌鸟”，也正是我的两个得到获奖提名的故事。事实上一本名为“歌屋”的实际上是歌王的开篇几章的小说，也已经获得雨果奖提名。我唯一得到获奖提名而跟音乐无关的故事是短篇小说版的安德的游戏！所以克莉丝汀不经意间捕捉到了我无意识地重复我自己过去的成功经历的事实。我知道她是对的——音乐主题可能是给我赢得了一些有益的注意，但该是时候扔开那个拐杖，干点别的了。
既然不是歌者，那我的故事里该是个死亡言说人了？那感觉不错。但下面愚蠢的部分来了。也许我还是在无意识地想要依靠我最成功的前作，但我马上问自己，如果那个死亡言说人就是安德·维金会怎么样？我所在作的对我来说很明显——如果我不能写音乐内容，我还可以把那个拯救世界的小家伙拿回来再写一遍！这个念头真的很吸引我。虽然我还不能确定，但它的确很吸引我。
毕竟，在摧毁虫族之后，安德总得做点什么。如果安德·维金作为一个死亡言说人来到一个异星世界，偶然地被猪族为什么彼此杀戮的谜团吸引住？这当中有种美妙的对称——那个男人，他作为一个孩子，摧毁了一个异星种族，现在有机会拯救另外一个。
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徘徊了好几个月，与此同时，故事产生了。更准确地说，是安德的形象产生了。我以前从未多想过他在安德的游戏结尾赢得了他的战争之后会做什么，除了他的生活再也不会那么有趣，以及他会花一段痛苦的日子来适应正常的人类生活。我的一个作家朋友，吉米·塔克，有一次提议写个安德的游戏的续集，在其中把安德带回到地球上，但是尽管他构想的这个故事的确有些吸引力，我打我心里知道，安德绝对无法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他出生的人类世界生活下去。不过，让他成为一个逝者言说人，在国家之间，在世界之间流浪，研究死者，为他们演说——这，我认为是一个让他和曾过度利用孩提时的他的人类和解的很棒的方式。
渐渐地点子凑到了一起。当我的助手，芭芭拉·波娃说她想要把一本书卖给汤姆·多赫提的新出版社，托，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下面想写的书是死亡言说人。于是我写了一个大纲和开头几章，签署了契约，完成了交易。那段时间我住在印第安纳，在圣母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为另一位出版商完成了哈特的希望，沃辛编年史和圣徒。直到大学关闭打断了我的学业（永久性的，我恐怕——现在没博士学位给我了！），让我到了北卡罗莱纳州的格林斯博罗，让我自从1978年来首次停在一个地方做正经工作，我才有机会回到死亡言说人的写作上。
然后我发现——在1983年的春天——这本书没法写。为了让作为言说人的安德·维金看起来合乎逻辑，我不得不写一个冗长，令人厌倦的那种开篇，把他从虫族战争的末尾带到几千年后言说人的故事的开端！这太荒唐了，我没法写。
在计算！，我作为书籍编辑供职的出版社，派我去达拉斯参加美国书商联盟的大会的时候，我注意到汤姆·多赫提本人在托社图书的展位上。我向他问好，然后出于冲动问他我能否跟他谈谈。我心里并无全盘计划，听到他说“当然行”，并约在不久之后的时候我有点害怕。我们的会面其实就是边在人群中穿行，我边向他解释我在写作言说人当中遇到的问题。我唯一能想到的解决方案，我说，是写本长篇小说版的安德的游戏，这样我可以把所有关于安德如何成为一个逝者言说人的材料放在那本书的末尾，好让言说人从它真正开始的地方起头。
我一提出这个点子（在那之前一会才刚想出来），它看上去就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我疑惑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想到要卖一本长篇小说版的安德的游戏。（后来我才意识到，在我动手写作言说人之前，安德·维金这个角色还没有成长到足以支撑一部长篇小说。）不过汤姆还是赞同我说一本长篇小说版的安德的游戏是个好点子。“我们动手吧，”他说。“跟言说人一样的条件？”
“当然，”我说，几乎不能相信这个决定能下得如此轻易——我跟他谈了还不过五分钟呢。
“好的。我一回到纽约，我们就尽快寄一份合同给芭芭拉。”
看哪！事情正如他所说！这是件我之前从没见过的事情——一个出版商在瞬间作出决定而且言出必行！我至今仍为之惊叹——一个出版商，不仅是个诚实的人，而且还爱书读书，还迅速作出决定，然后还能卖得掉他出版的书！
我心怀感激地搁下了言说人开始筹划安德的游戏。在那年秋天我辞去我在计算！的职位之前，在这个位置上我只待了九个月（我恐怕，我再也不会踏入公司职场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在那年圣诞节前开始写安德的游戏，当中暂停了一段时间到犹他州推广我的小说圣者，然后回家又花了两个多星期完成了那本书。
接着我转向言说人，然后真正的麻烦开始了。到了这会，当然了，书名从死亡言说人换成了逝者言说人，按我在安德的游戏结尾阐明的概念。至此，安德这个角色的发展之多，令我起初计划的言说人的开场几乎是可笑的。我原本（除了“序章”之外）是从安德到达路西塔尼亚，恰好赶上言说一个叫马考恩的老混球的死写起。但那显得空洞，空虚，就是行不通。于是我回到计划板上从头开始。
这本书我开头了好几次，每次写得多一点，但每次都被梗住了，因为还是不对头。我不知道“对头”的是什么样，当然了——不过我的确写下了好几百页“错误”的。（在挣扎写作言说人的这当中，我写完了小说毒虫（注：Wyrms。同样，这本书译者也没有看过……），某种意义上它是对言说人当中，以及，最终，异种灭绝当中的科学观念的预演——利用一种有部分智力的分子，它能让自己轻易适应于异星物种，从而接管控制他们。）
最终我认识到我不得不从诺婉华这个人物起头，在最初的大纲里她根本就不存在。皮波和利波两个人物，伴随着皮波的死亡，也出现了，大致跟你手中现在拿着的这本书的最初几章当中的情节一致。但我还没搞定。这还是不够。我写下去了大概200页，然后这书又死在了我手里，我不知如何是好。
碰巧我的一个好朋友，格里格·凯泽，在计算！出版社工作。事实上，我就是那个把他从他高中英语教师的职位上雇出来（我想这事上他已经原谅了我），把他拉到北卡罗莱纳的人。当年我遇见格里格的时候，他是我七十年代在犹他州大学夜校部教的科幻写作班里我的学生。他是那种令人沮丧的学生之一，他们走进教室的时候就是个天才，所以老师对他们的任何成就都毫无寸功。他还是我所认识的人类当中最严肃的之一，那让我在他身边很紧张——实际上，如此紧张，以至于我仅有的几次彻底地愚蠢地迷路都是当他跟我一起坐在车里，我本该知道我要去哪里的情况下！有的老师啊！
（我一度如此确信格里格的一个故事卖得出去，以至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打了一个赌——如果在一年内它没能卖掉，我就沿着犹他州大学犹他校区里我们在那儿上课的奥森·斯本瑟大厅的走廊裸体跑一圈。那个故事没有在一年内卖掉——遭瘟的编辑们！——而后，可能是为了对美学的超乎常人的责任感吧，我赖掉了这笔赌债。由于那个故事的确在不久之后卖掉了，格里格再也没有要求我履行承诺，但他可还是有这笔赌债悬在我脑袋上呢。（注：参见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故事。））
不管怎么说，正当我在言说人上被卡住的当间，格里格和我决定到纽约去参加1985年的星云奖周末会。安德的游戏刚刚才出版，我们都没有任何作品列入候选。我们就是想到纽约去，去参加星云奖，那为什么不去呢？我把言说人的稿子带去给他看——也许是我事先把它给他看——我现在记不得了。不过我的确记得那会我坐在他床头上，他躺在那儿阐释他在言说人里看到的问题。
他很有些好点子。当然了，其中大多数只是对目前稿子的一些问题做些小修订。不过，他的一个批评让我豁然开朗。“我没法分辨诺婉华的孩子们，”他说，“我记不住谁是谁。”
那时我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能确切地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无法分辨诺婉华的孩子们因为他们还不是人物。他们不过备位而已。起初我玩味着简单地砍掉他们的主意。在我的小说圣者当中，我在我的主人公的一个妹妹身上遇到了麻烦——我老是忘了她的存在，动辄把她忘了，一忘几百页。解决方案是，无情地消灭这个人物：我让她在婴儿时期夭折。但处决在这里并不是合适的举动。因为我希望诺婉华是自愿孤独的，我必须让她对她的邻居们而言本来是可以被接受的。在一个路西塔尼亚这样的天主教殖民地当中这意味着诺婉华需要有一大票孩子。
可我对他们是谁，或者他们在故事里面要做什么毫无概念。等你读过言说人之后，你会理所当然地疑惑这个故事要是没有诺婉华的孩子们会是什么样，而答案是，它会所剩无几！但那时我还没有在故事里安排他们的位置；但其中有某种东西让格里格希望他们变得更重要些——让他希望能把他们分辨开来。
这意味着丢掉最初的两章之外我至此所写的全部章节（并且，实际上，我最后是从头开始重写了这本小说），但很快，对我来说，这样做是值得的这点就越来越明显，因为这是最终的点子，会推动我完成全书的点子。我之前曾观察到科幻小说共有的一个缺陷，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主角看起来都是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的成人（注：希腊神话。雅典娜其母为智慧女神，父亲为最有力的神宙斯，宙斯因而恐惧她可能就是预言中要推翻其统治的儿女，于是将其母吞噬。但之后他头疼不止，不得不劈开头颅，雅典娜就从劈开的缝隙中跳出来，一出生就是大人相貌，浑身披挂甲胄。）——没人有家人。如果居然提到了父母，那也是告诉你他们死了，或者他们是人性如此恶劣的样本，让主角急不可待地要离开家乡小镇。
还不光是没有父母，很少有科幻小说的主角会结婚生子。简而言之，大多数科幻小说的主角们都完全是永远的青年（注：参见彼得·潘故事。他和其他一些孩子们居住在永不岛上，永远长不大），孤独的流浪者，在宇宙中游荡，逃避责任。这并不令人意外。浪漫故事不变的主角必然是个正在经历人类生命的青春期的人。儿童期——我在我小说中最经常涉及的年纪——是个完全依赖于他人来创造我们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的时候。小孩子们乐于接受其他人告诉他们的哪怕是最荒诞的故事，因为他们既乏条件也无勇气质疑。他们成群结伙，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独立，无论是体力上还是智力上。
不过，渐渐地，这种依赖性消失了——然后，当孩子们初次窥见一个和他们以为自己所在的世界不同的世界，他们就会打碎成年人加诸他们的最后的桎梏，就像一只雏鸟从最后几片蛋壳中挣脱。浪漫故事的主角是无拘无束的。他不属于任何社群；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做好事（以他的观点判断的好事），但随后就离开。这是青春的生命，充满了热情，激动，魔力，和无限的可能；但是缺少责任感，很少会想着必须留下来承担错误的后果。在青春的——浪漫的——生命里，所有事情都以双倍的速度和双倍的分量在进行。
只有孤独变得不可承受的时候青年人才会让自己扎根停留，或者想要扎根停留。那也许是也许不是在他们童年时所在的社群，他们进入成年以后也许会也许不会回复他们在童年时的自我认知和人际关系。而且，事实上，很多人在成年后失败了，于是不断地回头追寻青春的自由和热情。但正是那些成功者们创造了文明。
大多数科幻小说都是关于青年主角的，是的——但这只是因为大多数小说都是给青年人看的。这并不是在说关于青年人的小说就必然是青春小说，无论是从面向青年读者的角度还是从小说的不成熟或者不完善的角度而言。但大多数故事叙述者创作他们的传说时仍然围绕着四处游荡的主角们——或者是为了故事变得四处游荡的主角们。除了青年人，还有谁能自由自在地进行我们到故事叙述者那里要满足我们的饥渴的时候大多数人在寻求着的冒险呢？
但对我而言，至少，最重要的故事是那些个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个文明人的：那些关于孩子们和成年人们，关于责任和归属的故事。多年来，自己也还不是个成人，我一直专注于孩子的视角，但到写逝者言说人的时候我的年纪已经够大了，并且也许（终于）够文明了，能从一个成年人的观点——不必是父母的视角，但得是一个对家庭有责任感的成年人——来创造一个小小的家族社群。这个成年人应该是安德，我知道；而那些孩子们应该被写成一个整体和每个成员都饱受苦难的家庭。如此一来，我开始将逝者言说人当作一个完美的机会，来展示些在这一类关于奇观壮景的故事当中很少看到的东西：我可以展示一个变化中的家庭的奇迹。
在此决定下，自然，焦点改变了。小说不再单单是关于异族小家伙们的神秘故事。现在它至少同样多地是关于诺婉华的家庭的救赎，他们这受伤的社群的治愈。它更是关于社群本身的概念的——神迹镇的社群，小家伙们部族的社群。
这并不好写。大多数小说都仅仅展现两个，或者至多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每当有新的重要人物加入故事当中，创造每个人物的难度都会增加。人物，正如大多数作家的理解，实际上是通过他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来塑造的。如果只有两个关键人物，那就只有一个关系要探讨。不过，如果有三个人物，那就有四个关系：A和B之间，B和C之间，C和A之间，还有最后，三人全体一起的关系。
而且这都还没开始涉及复杂性——因为在真实生活里，至少是大多数的人们，在他们和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是至少会有些许的改变的。这些改变有可能相当重大——我清楚记得我在犹他州的夏日阳光剧院做演员的那个夏天。我那时19岁，极力要说服自己和他人我是个男人，所以跟其他演员在一块的时候我变得至少跟他们当中大多数未成年人一样粗俗——不，是污言秽语，思想下流。我努力把我的粗话说得流畅伶俐些，并从其他人那里博得了属于我的一份笑声。但整个这一段时间内，我跟我父母住在一起，在深夜以疯狂的速度下山，为了回到一个某些字眼绝不可以说出来的家里。我没有说出他们。在我的家人面前我一次也没有说出或者漏出我在夏日剧院其他演员们面前那种说话方式。这也无需啥赫拉克勒斯式的辛劳（参见后文注解）。我并没有想要改变我的举止，那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当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是同一个人。
我在我的朋友们，其他的家庭成员身上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现象。我们的举止，，我们的习气，我们讲话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当我们从一个场合移动到另外一个的时候。你认识的人拿起电话的时候听听他说话。我们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腔调；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情绪都视乎我们与之相伴的是谁而改变。
所以一个故事叙述者必须得创造三个人物的时候，每个不同的关系需要其中的每个人物都有所改变，尽管是轻微的，视乎这个关系如何塑造他或者她此刻的认知。因此，在一个三个人物的故事当中，希望这三个人物的真实性能够让我们信服的故事叙述者其实得构造十二个不同的个性，每人四个。
那么，当你由一个包括一个母亲，一个死去的父亲，六个麻烦的孩子的家庭开始，然后又加进一个闯入这个家庭并改变了他们中的每一个的陌生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在我看来这像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任务（注：指徒劳无功永无止境的努力。参见希腊神话西西弗斯的受罚故事），因为我得塑造出（或者至少暗示出）成打的个性，包括他们塑造出来应对他们死去的父亲的，然后，清晰地展现出他们所有人怎样在安德对他们的生命的影响下改变。
无论如何，这些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实际写下这本小说的新大纲之时必须克服。我当前的任务便是把诺婉华的孩子们清晰地区分开来，在读者第一次面对他们的时候。我坐在跟格里格同住的房间里，给每个孩子分配几个能帮助读者记住他们的直接的明显的特征。噢，嗯，奥尔哈多是那个有金属眼睛的；科尤拉是那个沉默许久然后语出骇人的；格雷戈是那个暴力的小家伙；金姆是个宗教狂；艾拉是疲惫的母亲式的；米罗是长子，其他人眼里的英雄。这些”钩子”只能完成介绍孩子们的工作——我还得在此基础上深入得多地塑造他们——但找到了这些钩子以后，我有了能让我充满信心地进行下去的计划。
我的小说，终于，对我敞开了，我从星云奖周末会回到家里，在一个月里写完了整部小说，从头到尾。正如我对我的写作班学生们所说，一旦你找到了正确的开头，结尾几乎是自己自动写出来的。
不过，还有个问题。不管一本小说计划得多好——至少在我而言，我能写出来之前它非得计划得好好的不可——在写作过程中总会有些你并未计划到的东西冒出来。举个例子，在我的造物者艾尔文系列小说当中，小佩吉和亚瑟·斯图尔特这些人物在我的大纲里面根本没有，但他们现在处于故事的核心。而在逝者言说人当中，珍这个人物也不在我制定的大纲当中。噢，是的，我给了他一个通过他耳朵里的饰品的计算机链接，但我不知道那会是个人。珍的出现就是因为描写她和安德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有趣。她有助于让他更生动活泼（他原本很容易变成一个沉闷乏味的成年人），而在此过程中她自己获得了生命。在我完成逝者言说人的时候，珍已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并且第三部，异种灭绝的大部分内容都围绕着她进行。
噢，是的。第三部。我本来从未计划过写第三部。实际上，我真的没打算过写第一部——言说人最初是想要写成单本的。但就在我写下言说人的最后几章的时候，芭芭拉·波娃打电话来说她把安德三部曲卖给了一家英国出版社。
“安德三部曲？”我问道，“芭芭拉，只有两部啊。”
自然，她有点尴尬。当然她随时可以回头重新谈判只卖两本。但首先，我能不能想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我可以补上我想要写出来的第三个故事？
就在这时我清楚地知道了我想要写的故事。它跟安德·维金或者任何逝者言说人当中的人物都无关。它倒是来自我职业早期的一个旧题材，一个当时在戴尔出版社的吉姆·弗伦克尔拒收了的，因为我那时作为一个作者，要把握如此困难的一个题材还不够成熟。不过，解决了逝者言说人的问题之后，我感到我没什么不能克服的。自从我想到那个故事，那时它叫做菲洛子，已经很多年了，不过通过把安德·维金放进这个故事里，我或许可以让菲洛子它籍由他的出场跟言说人一样起死回生。这可能吗？当然，我也许会失败，但为什么不试试呢？
此外——下面你们就要知道我真正卑鄙的地方啦——写一个第三部书意味着我不必想出解决那两条松散情节的办法，我知道它们在言说人的结尾会悬而未决：那位虫后怎么样了？星河议会派出的舰队又怎么样了？
通过同意写第三部，我可以把这些问题留给续集，因为我是个可耻的懒汉，我忙不迭地跳起来抓住这个机会。我跳得太快了——这本书完完全全就跟吉姆·弗伦克尔当年告诉我的那样难写，花了好些年才搞定——即使那时，它也是我所有的小说当中对话最多，最富于哲理的，远胜同侪，当初菲洛子的大纲就是这么要求的。在这些年里第三部的标题变了，从安德的孩子们变成了异种灭绝，而且它还长成了两部书，所以就连异种灭绝也没有完结整个故事（不过下一本会完结的，我发誓！）
并且，就像之前的逝者言说人一样，异种灭绝是我到那时为止写过的最难写的书。你看，一个故事叙述者的工作并不会随着我们获得更多的经验而简单起来，因为一旦我们学到怎么做某件事，我们就不会为再做完全同样的事情而激动——或者至少我们当中大多数不会。我们不断想要找到些对我们而言太难讲述的故事——然后让我们自己学会如何讲述它们。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写出越来越好的书，或者至少是越来越有挑战性的，或者，最少最少，我们不会对我们自己感到厌烦。
不过，有个危险在我每写一本书的时候都会让我有点害怕，我会不会超越自我太频繁，想要写出一个我，坦白地说，天分不足或者技巧不足以写出来的故事？这是每个故事叙述者都面对的两难处境。失败是痛苦的。但一个故事叙述者不再想要尝试，那更加悲哀得多。
现在我恐怕我对你们说的关于逝者言说人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事情已经比你们本来想要知道的还多了。一个作家的生活真的很烦人。我写的故事里人们去冒险，去寻觅，去改变世界。但说到我的生活，它主要的成分都是在家里转圈，在我不得不写的时候写作，只要可以不写的时候就打电脑游戏或者看电视。我真实的生活是跟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在一起；到教堂去，教我的星期日课堂；和我的家人和朋友们保持联络；还有每个父亲的首要职责，关上整栋房里的灯，嘟囔着我看起来是唯一在乎要关掉它们的人因为我是唯一得去换掉那些讨厌的灯泡的人。我怀疑这些当中能有多少故事的成分。
但我希望在安德·维金，诺婉华，米罗，艾拉，人类，珍，虫后，以及本书中的其他许多人的生活中，你可以找到值得记在脑海中，或许甚至值得铭刻于心的故事。这是比畅销榜单，版税协议声明，奖项，或者评论更有价值的报偿。因为在本书的一页页里，你与我会一对一地见面，我的思想和你的，而你会进入一个我所创造的世界，并在那里居住，不是作为一个我控制下的人物，而是作为一个有着你自己的思想的人。如果你能够，你也可以创造你自己的故事，按照你想要的样子。我希望我的故事能足够真实，足够有弹性，好让你能把它变成一个值得生活其中的世界。
奥森·斯科特·卡德
于北卡罗莱纳州格林斯博罗
1991年3月29日
逝者言说人是一本续集，但是它的诞生并非如此——你也不必把它当作续集来读。我一直希望它能独立存在，希望无论你是否读过安德的游戏都能看懂它。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正传，如果不是我在1983年想写逝者言说人的话，根本就不会有长篇小说版的安德的游戏。
逝者言说人是如何诞生的？正如我所有的故事一样，这一个也发端于不止一个点子。“逝者言说人”的概念萌发于我所经历的死亡和葬礼。我曾在别处对此写过很多；简单地说，我对我们的葬礼方式越来越不满，我们在其中篡改死者的生平，把与他们本身的，真实的生活，如此大相径庭的故事加在他们头上，从效果上说，等于我们把他们又杀死了一遍。不，这么说太过了。请允许我就这么说吧，我们抹煞他们，我们编辑他们，我们把他们变成了一个个比实际生活中要好相与得多的人。
我拒绝这种观念。我认为一种更合宜的葬礼应该是，诚实地讲述，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做过些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诚实”并非是意味着不仅仅说出好事而且也说出所有让人不快的事情。甚至也不包括平衡讲述这两方面的事情。不，为了理解一个人究竟是什么人，他或者她的生活真实的意义，逝者言说人应该得解读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实际上做了什么，他们因何遗憾，他们为何欢欣。这是我们从来不知道的故事，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故事——但是，在死亡的时刻，这是唯一真正值得讲述的故事。
我曾收到过几封信，顺便，来自于些不时受命在葬礼上发言的人们，这些人读过了逝者言说人之后，作出了把葬礼仪式变成一次言说的尝试。我得赶快补充一句，他们这么干或者得到了家人的允许，或者是应逝者的请托（受托，显然了，是在其死前！）。其中一些人甚至把他们的言说的文本寄给了我，我得跟你们说，他们讲的那些故事令人震惊，又富于力量。我希望有人会在我的葬礼上进行一次言说。我想这个点子里面真的包含着真理和力量。
但那不是逝者言说人的唯一来源。我也是个长时间沉迷于人类学科幻小说的人——在那些小说的故事当中，一个科学家研究一个异星文化，揭示他们怪异行为的原因。我读过的第一本此类小说是詹姆斯·布利什的事关良心。那之后没几年，我读了迈克尔·比绍普的故事“阿撒蒂上的死亡和设计（注：DeathandDesignationamongtheAsadi，似乎无中文译本。这本书在下没看过，不知道这个翻译是否合适）”。二者对我都有巨大的影响。所以在我的思想深处，我有一种往这一类型小说里添上我自己的东西的强烈愿望。
所以当我想到一个点子——一个异族为了繁衍，必须在部族间可怕的战争中互相杀戮——的时候，我决定故事应该从一个研究他们的科学家的视点来叙述就是唯一自然的发展了。渐渐地，花了好几年，我才发展出猪族和他们奇特的生命周期的概念，而部族间战争的重要性减弱得——如此厉害，以至于我压根不必在逝者言说人里面专门提到它。但正是在试图构想出一个这些小小的猪形外星人为了种族繁衍要互相杀戮的进化上的原因的过程中，我创造了你在本书当中看到的匹克尼诺们。
在我跟我妻子，克莉丝汀(尼·阿伦)，住在犹他州奥勒姆市的时候，我取得了创作本书过程中的第一个突破。当时这两个点子还基本上是分开的，并且逝者言说人的点子还处于一个相当原始的形态。事实上，我曾经决定这种葬礼上的”悼词”应该用唱的——那样就该是“死亡歌咏者”了（最后没这么写真是太遗憾了……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脑子里不断响起的是那首Killingmesoftlywithhissong……尤其是第十五章中段）。我估计我这么想是因为我曾在几次葬礼上唱歌，发现即使我并不认识逝者，那也是个动人的经历。但当我对克莉丝汀提到这个死亡歌咏者的点子的时候，她的脸抽搐起来。“你已经写了‘无伴奏协奏曲’和歌王了。”她提醒我。”二者都是有关音乐的。要是你再写一本音乐故事，人们会认为你只能写这种。”
我意识到她甚至比她所知的还要正确。碰巧“无伴奏协奏曲’和歌王原作的短篇故事，“米卡尔的歌鸟”，也正是我的两个得到获奖提名的故事。事实上一本名为“歌屋”的实际上是歌王的开篇几章的小说，也已经获得雨果奖提名。我唯一得到获奖提名而跟音乐无关的故事是短篇小说版的安德的游戏！所以克莉丝汀不经意间捕捉到了我无意识地重复我自己过去的成功经历的事实。我知道她是对的——音乐主题可能是给我赢得了一些有益的注意，但该是时候扔开那个拐杖，干点别的了。
既然不是歌者，那我的故事里该是个死亡言说人了？那感觉不错。但下面愚蠢的部分来了。也许我还是在无意识地想要依靠我最成功的前作，但我马上问自己，如果那个死亡言说人就是安德·维金会怎么样？我所在作的对我来说很明显——如果我不能写音乐内容，我还可以把那个拯救世界的小家伙拿回来再写一遍！这个念头真的很吸引我。虽然我还不能确定，但它的确很吸引我。
毕竟，在摧毁虫族之后，安德总得做点什么。如果安德·维金作为一个死亡言说人来到一个异星世界，偶然地被猪族为什么彼此杀戮的谜团吸引住？这当中有种美妙的对称——那个男人，他作为一个孩子，摧毁了一个异星种族，现在有机会拯救另外一个。
这个想法在我脑海中徘徊了好几个月，与此同时，故事产生了。更准确地说，是安德的形象产生了。我以前从未多想过他在安德的游戏结尾赢得了他的战争之后会做什么，除了他的生活再也不会那么有趣，以及他会花一段痛苦的日子来适应正常的人类生活。我的一个作家朋友，吉米·塔克，有一次提议写个安德的游戏的续集，在其中把安德带回到地球上，但是尽管他构想的这个故事的确有些吸引力，我打我心里知道，安德绝对无法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到他出生的人类世界生活下去。不过，让他成为一个逝者言说人，在国家之间，在世界之间流浪，研究死者，为他们演说——这，我认为是一个让他和曾过度利用孩提时的他的人类和解的很棒的方式。
渐渐地点子凑到了一起。当我的助手，芭芭拉·波娃说她想要把一本书卖给汤姆·多赫提的新出版社，托，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下面想写的书是死亡言说人。于是我写了一个大纲和开头几章，签署了契约，完成了交易。那段时间我住在印第安纳，在圣母院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为另一位出版商完成了哈特的希望，沃辛编年史和圣徒。直到大学关闭打断了我的学业（永久性的，我恐怕——现在没博士学位给我了！），让我到了北卡罗莱纳州的格林斯博罗，让我自从1978年来首次停在一个地方做正经工作，我才有机会回到死亡言说人的写作上。
然后我发现——在1983年的春天——这本书没法写。为了让作为言说人的安德·维金看起来合乎逻辑，我不得不写一个冗长，令人厌倦的那种开篇，把他从虫族战争的末尾带到几千年后言说人的故事的开端！这太荒唐了，我没法写。
在计算！，我作为书籍编辑供职的出版社，派我去达拉斯参加美国书商联盟的大会的时候，我注意到汤姆·多赫提本人在托社图书的展位上。我向他问好，然后出于冲动问他我能否跟他谈谈。我心里并无全盘计划，听到他说“当然行”，并约在不久之后的时候我有点害怕。我们的会面其实就是边在人群中穿行，我边向他解释我在写作言说人当中遇到的问题。我唯一能想到的解决方案，我说，是写本长篇小说版的安德的游戏，这样我可以把所有关于安德如何成为一个逝者言说人的材料放在那本书的末尾，好让言说人从它真正开始的地方起头。
我一提出这个点子（在那之前一会才刚想出来），它看上去就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我疑惑为什么我之前没有想到要卖一本长篇小说版的安德的游戏。（后来我才意识到，在我动手写作言说人之前，安德·维金这个角色还没有成长到足以支撑一部长篇小说。）不过汤姆还是赞同我说一本长篇小说版的安德的游戏是个好点子。“我们动手吧，”他说。“跟言说人一样的条件？”
“当然，”我说，几乎不能相信这个决定能下得如此轻易——我跟他谈了还不过五分钟呢。
“好的。我一回到纽约，我们就尽快寄一份合同给芭芭拉。”
看哪！事情正如他所说！这是件我之前从没见过的事情——一个出版商在瞬间作出决定而且言出必行！我至今仍为之惊叹——一个出版商，不仅是个诚实的人，而且还爱书读书，还迅速作出决定，然后还能卖得掉他出版的书！
我心怀感激地搁下了言说人开始筹划安德的游戏。在那年秋天我辞去我在计算！的职位之前，在这个位置上我只待了九个月（我恐怕，我再也不会踏入公司职场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在那年圣诞节前开始写安德的游戏，当中暂停了一段时间到犹他州推广我的小说圣者，然后回家又花了两个多星期完成了那本书。
接着我转向言说人，然后真正的麻烦开始了。到了这会，当然了，书名从死亡言说人换成了逝者言说人，按我在安德的游戏结尾阐明的概念。至此，安德这个角色的发展之多，令我起初计划的言说人的开场几乎是可笑的。我原本（除了“序章”之外）是从安德到达路西塔尼亚，恰好赶上言说一个叫马考恩的老混球的死写起。但那显得空洞，空虚，就是行不通。于是我回到计划板上从头开始。
这本书我开头了好几次，每次写得多一点，但每次都被梗住了，因为还是不对头。我不知道“对头”的是什么样，当然了——不过我的确写下了好几百页“错误”的。（在挣扎写作言说人的这当中，我写完了小说毒虫（注：Wyrms。同样，这本书译者也没有看过……），某种意义上它是对言说人当中，以及，最终，异种灭绝当中的科学观念的预演——利用一种有部分智力的分子，它能让自己轻易适应于异星物种，从而接管控制他们。）
最终我认识到我不得不从诺婉华这个人物起头，在最初的大纲里她根本就不存在。皮波和利波两个人物，伴随着皮波的死亡，也出现了，大致跟你手中现在拿着的这本书的最初几章当中的情节一致。但我还没搞定。这还是不够。我写下去了大概200页，然后这书又死在了我手里，我不知如何是好。
碰巧我的一个好朋友，格里格·凯泽，在计算！出版社工作。事实上，我就是那个把他从他高中英语教师的职位上雇出来（我想这事上他已经原谅了我），把他拉到北卡罗莱纳的人。当年我遇见格里格的时候，他是我七十年代在犹他州大学夜校部教的科幻写作班里我的学生。他是那种令人沮丧的学生之一，他们走进教室的时候就是个天才，所以老师对他们的任何成就都毫无寸功。他还是我所认识的人类当中最严肃的之一，那让我在他身边很紧张——实际上，如此紧张，以至于我仅有的几次彻底地愚蠢地迷路都是当他跟我一起坐在车里，我本该知道我要去哪里的情况下！有的老师啊！
（我一度如此确信格里格的一个故事卖得出去，以至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打了一个赌——如果在一年内它没能卖掉，我就沿着犹他州大学犹他校区里我们在那儿上课的奥森·斯本瑟大厅的走廊裸体跑一圈。那个故事没有在一年内卖掉——遭瘟的编辑们！——而后，可能是为了对美学的超乎常人的责任感吧，我赖掉了这笔赌债。由于那个故事的确在不久之后卖掉了，格里格再也没有要求我履行承诺，但他可还是有这笔赌债悬在我脑袋上呢。（注：参见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故事。））
不管怎么说，正当我在言说人上被卡住的当间，格里格和我决定到纽约去参加1985年的星云奖周末会。安德的游戏刚刚才出版，我们都没有任何作品列入候选。我们就是想到纽约去，去参加星云奖，那为什么不去呢？我把言说人的稿子带去给他看——也许是我事先把它给他看——我现在记不得了。不过我的确记得那会我坐在他床头上，他躺在那儿阐释他在言说人里看到的问题。
他很有些好点子。当然了，其中大多数只是对目前稿子的一些问题做些小修订。不过，他的一个批评让我豁然开朗。“我没法分辨诺婉华的孩子们，”他说，“我记不住谁是谁。”
那时我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能确切地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无法分辨诺婉华的孩子们因为他们还不是人物。他们不过备位而已。起初我玩味着简单地砍掉他们的主意。在我的小说圣者当中，我在我的主人公的一个妹妹身上遇到了麻烦——我老是忘了她的存在，动辄把她忘了，一忘几百页。解决方案是，无情地消灭这个人物：我让她在婴儿时期夭折。但处决在这里并不是合适的举动。因为我希望诺婉华是自愿孤独的，我必须让她对她的邻居们而言本来是可以被接受的。在一个路西塔尼亚这样的天主教殖民地当中这意味着诺婉华需要有一大票孩子。
可我对他们是谁，或者他们在故事里面要做什么毫无概念。等你读过言说人之后，你会理所当然地疑惑这个故事要是没有诺婉华的孩子们会是什么样，而答案是，它会所剩无几！但那时我还没有在故事里安排他们的位置；但其中有某种东西让格里格希望他们变得更重要些——让他希望能把他们分辨开来。
这意味着丢掉最初的两章之外我至此所写的全部章节（并且，实际上，我最后是从头开始重写了这本小说），但很快，对我来说，这样做是值得的这点就越来越明显，因为这是最终的点子，会推动我完成全书的点子。我之前曾观察到科幻小说共有的一个缺陷，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主角看起来都是从宙斯的脑袋里跳出来的成人（注：希腊神话。雅典娜其母为智慧女神，父亲为最有力的神宙斯，宙斯因而恐惧她可能就是预言中要推翻其统治的儿女，于是将其母吞噬。但之后他头疼不止，不得不劈开头颅，雅典娜就从劈开的缝隙中跳出来，一出生就是大人相貌，浑身披挂甲胄。）——没人有家人。如果居然提到了父母，那也是告诉你他们死了，或者他们是人性如此恶劣的样本，让主角急不可待地要离开家乡小镇。
还不光是没有父母，很少有科幻小说的主角会结婚生子。简而言之，大多数科幻小说的主角们都完全是永远的青年（注：参见彼得·潘故事。他和其他一些孩子们居住在永不岛上，永远长不大），孤独的流浪者，在宇宙中游荡，逃避责任。这并不令人意外。浪漫故事不变的主角必然是个正在经历人类生命的青春期的人。儿童期——我在我小说中最经常涉及的年纪——是个完全依赖于他人来创造我们的自我认知和世界观的时候。小孩子们乐于接受其他人告诉他们的哪怕是最荒诞的故事，因为他们既乏条件也无勇气质疑。他们成群结伙，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独立，无论是体力上还是智力上。
不过，渐渐地，这种依赖性消失了——然后，当孩子们初次窥见一个和他们以为自己所在的世界不同的世界，他们就会打碎成年人加诸他们的最后的桎梏，就像一只雏鸟从最后几片蛋壳中挣脱。浪漫故事的主角是无拘无束的。他不属于任何社群；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做好事（以他的观点判断的好事），但随后就离开。这是青春的生命，充满了热情，激动，魔力，和无限的可能；但是缺少责任感，很少会想着必须留下来承担错误的后果。在青春的——浪漫的——生命里，所有事情都以双倍的速度和双倍的分量在进行。
只有孤独变得不可承受的时候青年人才会让自己扎根停留，或者想要扎根停留。那也许是也许不是在他们童年时所在的社群，他们进入成年以后也许会也许不会回复他们在童年时的自我认知和人际关系。而且，事实上，很多人在成年后失败了，于是不断地回头追寻青春的自由和热情。但正是那些成功者们创造了文明。
大多数科幻小说都是关于青年主角的，是的——但这只是因为大多数小说都是给青年人看的。这并不是在说关于青年人的小说就必然是青春小说，无论是从面向青年读者的角度还是从小说的不成熟或者不完善的角度而言。但大多数故事叙述者创作他们的传说时仍然围绕着四处游荡的主角们——或者是为了故事变得四处游荡的主角们。除了青年人，还有谁能自由自在地进行我们到故事叙述者那里要满足我们的饥渴的时候大多数人在寻求着的冒险呢？
但对我而言，至少，最重要的故事是那些个告诉我们要怎么做个文明人的：那些关于孩子们和成年人们，关于责任和归属的故事。多年来，自己也还不是个成人，我一直专注于孩子的视角，但到写逝者言说人的时候我的年纪已经够大了，并且也许（终于）够文明了，能从一个成年人的观点——不必是父母的视角，但得是一个对家庭有责任感的成年人——来创造一个小小的家族社群。这个成年人应该是安德，我知道；而那些孩子们应该被写成一个整体和每个成员都饱受苦难的家庭。如此一来，我开始将逝者言说人当作一个完美的机会，来展示些在这一类关于奇观壮景的故事当中很少看到的东西：我可以展示一个变化中的家庭的奇迹。
在此决定下，自然，焦点改变了。小说不再单单是关于异族小家伙们的神秘故事。现在它至少同样多地是关于诺婉华的家庭的救赎，他们这受伤的社群的治愈。它更是关于社群本身的概念的——神迹镇的社群，小家伙们部族的社群。
这并不好写。大多数小说都仅仅展现两个，或者至多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每当有新的重要人物加入故事当中，创造每个人物的难度都会增加。人物，正如大多数作家的理解，实际上是通过他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来塑造的。如果只有两个关键人物，那就只有一个关系要探讨。不过，如果有三个人物，那就有四个关系：A和B之间，B和C之间，C和A之间，还有最后，三人全体一起的关系。
而且这都还没开始涉及复杂性——因为在真实生活里，至少是大多数的人们，在他们和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是至少会有些许的改变的。这些改变有可能相当重大——我清楚记得我在犹他州的夏日阳光剧院做演员的那个夏天。我那时19岁，极力要说服自己和他人我是个男人，所以跟其他演员在一块的时候我变得至少跟他们当中大多数未成年人一样粗俗——不，是污言秽语，思想下流。我努力把我的粗话说得流畅伶俐些，并从其他人那里博得了属于我的一份笑声。但整个这一段时间内，我跟我父母住在一起，在深夜以疯狂的速度下山，为了回到一个某些字眼绝不可以说出来的家里。我没有说出他们。在我的家人面前我一次也没有说出或者漏出我在夏日剧院其他演员们面前那种说话方式。这也无需啥赫拉克勒斯式的辛劳（参见后文注解）。我并没有想要改变我的举止，那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当我跟我父母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是同一个人。
我在我的朋友们，其他的家庭成员身上一次又一次看到这种现象。我们的举止，，我们的习气，我们讲话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当我们从一个场合移动到另外一个的时候。你认识的人拿起电话的时候听听他说话。我们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腔调；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情绪都视乎我们与之相伴的是谁而改变。
所以一个故事叙述者必须得创造三个人物的时候，每个不同的关系需要其中的每个人物都有所改变，尽管是轻微的，视乎这个关系如何塑造他或者她此刻的认知。因此，在一个三个人物的故事当中，希望这三个人物的真实性能够让我们信服的故事叙述者其实得构造十二个不同的个性，每人四个。
那么，当你由一个包括一个母亲，一个死去的父亲，六个麻烦的孩子的家庭开始，然后又加进一个闯入这个家庭并改变了他们中的每一个的陌生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在我看来这像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任务（注：指徒劳无功永无止境的努力。参见希腊神话西西弗斯的受罚故事），因为我得塑造出（或者至少暗示出）成打的个性，包括他们塑造出来应对他们死去的父亲的，然后，清晰地展现出他们所有人怎样在安德对他们的生命的影响下改变。
无论如何，这些当中的相当一部分，在实际写下这本小说的新大纲之时必须克服。我当前的任务便是把诺婉华的孩子们清晰地区分开来，在读者第一次面对他们的时候。我坐在跟格里格同住的房间里，给每个孩子分配几个能帮助读者记住他们的直接的明显的特征。噢，嗯，奥尔哈多是那个有金属眼睛的；科尤拉是那个沉默许久然后语出骇人的；格雷戈是那个暴力的小家伙；金姆是个宗教狂；艾拉是疲惫的母亲式的；米罗是长子，其他人眼里的英雄。这些”钩子”只能完成介绍孩子们的工作——我还得在此基础上深入得多地塑造他们——但找到了这些钩子以后，我有了能让我充满信心地进行下去的计划。
我的小说，终于，对我敞开了，我从星云奖周末会回到家里，在一个月里写完了整部小说，从头到尾。正如我对我的写作班学生们所说，一旦你找到了正确的开头，结尾几乎是自己自动写出来的。
不过，还有个问题。不管一本小说计划得多好——至少在我而言，我能写出来之前它非得计划得好好的不可——在写作过程中总会有些你并未计划到的东西冒出来。举个例子，在我的造物者艾尔文系列小说当中，小佩吉和亚瑟·斯图尔特这些人物在我的大纲里面根本没有，但他们现在处于故事的核心。而在逝者言说人当中，珍这个人物也不在我制定的大纲当中。噢，是的，我给了他一个通过他耳朵里的饰品的计算机链接，但我不知道那会是个人。珍的出现就是因为描写她和安德之间的关系是那么的有趣。她有助于让他更生动活泼（他原本很容易变成一个沉闷乏味的成年人），而在此过程中她自己获得了生命。在我完成逝者言说人的时候，珍已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并且第三部，异种灭绝的大部分内容都围绕着她进行。
噢，是的。第三部。我本来从未计划过写第三部。实际上，我真的没打算过写第一部——言说人最初是想要写成单本的。但就在我写下言说人的最后几章的时候，芭芭拉·波娃打电话来说她把安德三部曲卖给了一家英国出版社。
“安德三部曲？”我问道，“芭芭拉，只有两部啊。”
自然，她有点尴尬。当然她随时可以回头重新谈判只卖两本。但首先，我能不能想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我可以补上我想要写出来的第三个故事？
就在这时我清楚地知道了我想要写的故事。它跟安德·维金或者任何逝者言说人当中的人物都无关。它倒是来自我职业早期的一个旧题材，一个当时在戴尔出版社的吉姆·弗伦克尔拒收了的，因为我那时作为一个作者，要把握如此困难的一个题材还不够成熟。不过，解决了逝者言说人的问题之后，我感到我没什么不能克服的。自从我想到那个故事，那时它叫做菲洛子，已经很多年了，不过通过把安德·维金放进这个故事里，我或许可以让菲洛子它籍由他的出场跟言说人一样起死回生。这可能吗？当然，我也许会失败，但为什么不试试呢？
此外——下面你们就要知道我真正卑鄙的地方啦——写一个第三部书意味着我不必想出解决那两条松散情节的办法，我知道它们在言说人的结尾会悬而未决：那位虫后怎么样了？星河议会派出的舰队又怎么样了？
通过同意写第三部，我可以把这些问题留给续集，因为我是个可耻的懒汉，我忙不迭地跳起来抓住这个机会。我跳得太快了——这本书完完全全就跟吉姆·弗伦克尔当年告诉我的那样难写，花了好些年才搞定——即使那时，它也是我所有的小说当中对话最多，最富于哲理的，远胜同侪，当初菲洛子的大纲就是这么要求的。在这些年里第三部的标题变了，从安德的孩子们变成了异种灭绝，而且它还长成了两部书，所以就连异种灭绝也没有完结整个故事（不过下一本会完结的，我发誓！）
并且，就像之前的逝者言说人一样，异种灭绝是我到那时为止写过的最难写的书。你看，一个故事叙述者的工作并不会随着我们获得更多的经验而简单起来，因为一旦我们学到怎么做某件事，我们就不会为再做完全同样的事情而激动——或者至少我们当中大多数不会。我们不断想要找到些对我们而言太难讲述的故事——然后让我们自己学会如何讲述它们。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写出越来越好的书，或者至少是越来越有挑战性的，或者，最少最少，我们不会对我们自己感到厌烦。
不过，有个危险在我每写一本书的时候都会让我有点害怕，我会不会超越自我太频繁，想要写出一个我，坦白地说，天分不足或者技巧不足以写出来的故事？这是每个故事叙述者都面对的两难处境。失败是痛苦的。但一个故事叙述者不再想要尝试，那更加悲哀得多。
现在我恐怕我对你们说的关于逝者言说人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事情已经比你们本来想要知道的还多了。一个作家的生活真的很烦人。我写的故事里人们去冒险，去寻觅，去改变世界。但说到我的生活，它主要的成分都是在家里转圈，在我不得不写的时候写作，只要可以不写的时候就打电脑游戏或者看电视。我真实的生活是跟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在一起；到教堂去，教我的星期日课堂；和我的家人和朋友们保持联络；还有每个父亲的首要职责，关上整栋房里的灯，嘟囔着我看起来是唯一在乎要关掉它们的人因为我是唯一得去换掉那些讨厌的灯泡的人。我怀疑这些当中能有多少故事的成分。
但我希望在安德·维金，诺婉华，米罗，艾拉，人类，珍，虫后，以及本书中的其他许多人的生活中，你可以找到值得记在脑海中，或许甚至值得铭刻于心的故事。这是比畅销榜单，版税协议声明，奖项，或者评论更有价值的报偿。因为在本书的一页页里，你与我会一对一地见面，我的思想和你的，而你会进入一个我所创造的世界，并在那里居住，不是作为一个我控制下的人物，而是作为一个有着你自己的思想的人。如果你能够，你也可以创造你自己的故事，按照你想要的样子。我希望我的故事能足够真实，足够有弹性，好让你能把它变成一个值得生活其中的世界。
奥森·斯科特·卡德
于北卡罗莱纳州格林斯博罗
1991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