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黄埔卧底 第六百六十五章

　　（混混章节）

　　一九四八年秋，国共两党为争夺东北举行辽沈决战。电影《辽沈战役》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林彪和毛主席之间在战略上的分歧。分歧原因在于林彪对攻占锦州信心不足。红军时期，林彪就擅长运动战，不喜欢攻坚。四平之战前，林彪多次运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得心应手地消灭大量敌军于运动之中。但是一九四七年六月，林彪率领重兵围攻四平，结果遭到国民党悍将陈明仁的重创，从此，林彪再也不回四平。对于攻坚，林彪确实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即使东北解放军已在东北战场取得了决定性优势，也是如此。

　　在毛主席的一再要求下，林彪最终定下攻锦决心，率领数十万大军南下攻锦。锦州之战成为决定国共两党两军在东北命运的关键。解放军重兵围困锦州后，守敌在范汉杰的指挥下作困兽斗，国民党又调集十万大军向锦西葫芦岛方向增援。当时锦州与锦西之间只有四十公里，其间虽有塔山，实为坡山，无险可守；周围制高点均为敌军占领，又东临渤海，极易遭到国民党海军的炮火攻击。敌守城司令范汉杰又是黄埔军校一期出身，曾在日本、德国考察学习过西方军事，在国军中堪称“能战之将”。锦州开战之初，蒋介石没有把握，要他突围，他却力主死守。在范汉杰的怂恿下，蒋介石亲自在葫芦岛海面军舰上督战，大有一举歼灭解放军于锦州城下之势。

　　由于东北野战军缺乏攻坚经验，攻城部队伤亡在一天天的增加。当时东北野战军南下攻锦，燃料只够单程使用，如果就此撤围北上，不仅毛主席和党中央不满意，东北野战军花费多年心血才建立的重炮、坦克、装甲车等重装备也要扔在锦州城下。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有咬紧牙关背水一战，一面攻坚，一面打援。为了对付国民党从西面开过来的十万援军，林彪硬着头皮抽调两个纵队、两个独立师、一个炮兵旅死守塔山。部队部署好后，林彪还是不放心，又向塔山增派了苏静就地督战。林彪对苏静的信任和期望可见一斑。塔山阵地指挥员们虽然在口头上戏称苏静为“监军”，行动上却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寸土寸血地守卫着防线。

　　锦州久攻不克，东北野战军高级将领都非常着急，苏静这个“监军”当然也难以静下去了。一天，为早日打下锦州，苏静和野战军炮兵司令朱瑞冒险深入到锦州外围的义县去收集情报，结果造成朱瑞不幸触雷牺牲。朱瑞是山东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也是人民军队炮兵的创始人。他的牺牲一度在屯集在锦州城下的数十万攻城部队心中笼上一层阴影。而在此前，粟裕将军指挥华东野战军一举攻下山东省会济南，显示了非凡的攻坚艺术，消息传到东北野战军，林彪和部队的思想压力就更大了。

　　自解放战争以来，只要各战场出现僵局，出现新问题，粟裕总是第一个打破僵局，找到答案。毛主席也经常把粟裕作为各战区指挥员的样板和楷模，在全军范围内通电嘉奖。一向心高气傲的林彪当然对此不是很服气。但他也深知，攻不下锦州，自己以后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肯定要贬值，东北野战军在兄弟部队中也要感觉矮三分。就在这时，苏静帮助林彪找到了答案。

　　原来苏静在深入前沿时发现，二纵五师在攻打义县时采取了坑道近迫作业的攻城方法，部队伤亡很小。苏静当时就敏锐地意识到这个方法可以在所有攻城部队中推广。十月五日，苏静向林彪面呈以坑道近迫作业攻占锦州的建议。林彪听后极为兴奋，攻城思路一下子就出来了。他当即电令攻城各纵队、师，每个师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抢挖高宽各为一米五至两米的交通沟至敌阵地五十至六十米处。

　　锦州很快陷入解放军纵横交错的坑道之中，攻城部队在坑道的掩护下伤亡大为减少，野战军的炮兵甚至能从坑道中抵进到离城根只有一百米的地方射击。当锦州争夺白热化之时，范汉杰一度计划乘解放军伤亡增大之机向城外反攻。可是看着城外的坑道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却看不到解放军的人影，范汉杰的心中不由一凉，哀叹道：“守城无望了！”十月十五日，锦州城破，范汉杰兵败被俘，仍然对解放军的坑道抱怨不已。

　　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后，林彪又指挥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用不到两天的时间就攻下敌军防守严密的天津城，给困守北平（即北京）的傅作义以极大的军事威慑。天津之战之所以打得很漂亮，其中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解放军在锦州之战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攻坚经验，攻坚信心也大大提高了。说到底，苏静的建议使东北野战军迅速成长为一支善于攻坚、敢于攻坚的部队。

　　对于上述功绩，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主帅林彪一直铭记在心，曾言：“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而苏静将军却浓缩攻打锦州，自己只是提提建议而已，真是谦虚之至。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也有人非常佩服苏静将军。他就是曾经在华北拥兵五十万的名将傅作义。一九四九年一月，国民党军傅作义部接受改编，北平和平解放。

　　一九四九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苏静代表解放军与北平守将傅作义的代表邓宝珊将军共同起草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当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后，毛主席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了一封致傅作义的信。此信很可能跟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傅作义在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在报纸上刊登过一封有侮辱性的《上毛主席书》有关。傅作义当时声称，如果共产党胜了，他傅某甘为毛主席执鞭。谁知刚刚过了两年多时间，形势急剧逆转，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够为自己的军事生涯划上一个体面的句号。毛主席在给傅作义的信中，历数傅作义在三年内战中追随蒋介石犯下的罪行，声称要追究傅作义的内战责任。胜利者的志在必得溢于言表。

　　毛主席的信措辞过于严厉，不仅邓宝珊将军看了大感意外，就连傅作义的共产党籍女儿傅冬菊也担心此信会刺激傅作义。作为和平大使，苏静这时一方面敏锐地感觉到这封信可能是毛主席亲自写的，不能不送；但是又认为傅作义作为一代名将，也有极强的军人自尊心，万一看到信后思想发生变化，前面的努力可能要功亏一篑。思前想后，苏静向上级建议此信还是暂时不送给傅作义本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人表示同意。结果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信只送到傅作义的女儿那里。

　　后来事实证明，傅作义确实接受不了那封信。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刊发了该信全文。本来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已经宣布蒋介石等四十余人为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傅作义也名列其中。傅作义当时就对中共的“既往不咎”的宽大政策表示怀疑。傅作义的亲信开导他说：“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做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和平起义后，傅作义心中始终有个疙瘩——害怕中共算旧账。现在看到毛主席的信，傅作义情绪异常激动，更加认定中共不信守承诺，连忙写信给林彪和罗荣桓，表示：“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举行北平入城式，经过前门大街与此同时，傅作义旧部在思想上也产生波动，事态开始复杂化。林彪接信后连忙宴请傅作义，作了大量解释安抚工作，才使事态有所平息。傅作义还是不放心，决定亲自到西柏坡向毛主席负荆请罪，也是为了进一步摸一下中共的底。

　　一九四九年二月下旬，傅作义到了西柏坡后，受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毛主席再次郑重代表中共向傅作义作出既往不咎的保证，并当场列出傅作义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的功劳以及抗战期间为中华民族所做的卓越贡献。傅作义这才在思想上完全放下了包袱，全身心投入到争取绥远旧部接收改编的工作中去。

　　苏静的冷静变通尽管很微妙，但是随着傅作义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和对北平和谈中细节的了解，对将他引向光明的和平使者苏静将军充满了感激之情，同时也为他的睿智和胆识所倾倒。倘若傅作义将军在起义前看到毛主席的信，很可能因一时义愤作玉石俱焚之举。解放后，傅作义将军送给苏静许多礼物包括毛衣、手表等当时的奢侈品，成为二人友谊的见证.

　　苏静将军三次参加了与北平谈判代表的谈判，起草了《会谈纪要》、《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苏静将军穿长袍，戴礼帽，与北平谈判代表邓宝珊先生一道进北平城，与傅作义谈判，顺利达成北平和平解放十八条协议。北平和平解放，苏静将军功莫大也。

　　苏静非常注意细节，一生谨慎，又文而有节，在“特殊时期”中以高尚的政治品质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赏。特殊时期期间，苏静将军任铁道部任军管会主任期间，对两派群众“一碗水端平”。某日，陈伯达、谢富治等人至铁道部召开群众大会。会前，谢富治于台上手持麦克风，呼左派组织头头上主席台就坐，而置另一派于不顾。苏静将军见状，取麦克风大声呼另一派代表上台。陈伯达、谢富治等不悦，愤然离席而去，苏静与另一派于台上。而将军则泰然处之，也带另一派代表离席，独留下一张空空的讲台，顿时会场大乱。僵持不久，陈伯达、谢富治等人也只能重新上台勉强将会开完。会后，“打到苏静”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但苏静将军顶住压力，继续坚持保护余秋里在内的被打成右派的老同志。

　　苏静参加革命后，长期在林彪手下工作，和林彪的关系当然也不一般。平型关大捷后，林彪被国军误伤，当时就是苏静将林彪扶下马靠在了路边。解放战争后期，由于苏静的出色表现和林彪的赏识，苏静又担任了第四野战军的副参谋长。

　　解放后，苏静家离林彪家只有一条街之隔，步行也顶多十几分钟，然而苏静到林彪家也只去过两次。一次是在编写《毛主席选集》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时，罗荣桓让苏静到林彪家征求意见；另一次则是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在家中召集参加军管干部了解军管情况，而且去之前苏静已经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按说，苏静即使经常到林彪家走动走动也无可厚非。相互走动也是组织纪律允许，人之常情。苏静为什么没有继续保持和林彪的亲密关系呢？是他早就看出林彪在政治上要栽大跟头，还是另有隐情？然而，苏静在一次同子女的谈话时却给出了这样的答案，他说：“你们不懂，解放后与战争年代不一样，地位悬殊的多，我有直接领导，到他那里去，再加上战争年代的关系，别人怎么领导我嘛，再说林总很忙，就不好打扰他了”恐怕这是当时经常到红得发紫的林彪家中串门的林彪死党以及江青等人都没有考虑到的，他们考虑的只是政治利益。而苏静却不是攀龙附凤以求飞黄腾达的功利主义.

　　在“九一三事件”后，苏静成为理所当然的审查对象。周恩来总理亲自就苏林关系向苏静问话：“你就去过林彪家两次？你夫人和子女就没有去过林彪家？”苏静回答道：“据我所知，他们都没去过。”周恩来经查证，情况完全属实。

　　为了整倒苏静，江青等专门罗列了苏静的一大堆材料送到毛主席那里。苏静自认为心底无私天地宽，一向寡言少语的他反而在批林批孔的大会上索性高声喊道：“我与林彪的关系最密切！”这句话很可能是苏静一生之中嗓门最大的一次声明，也可能是最有快感的发泄。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发泄很可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政治运动中，墙倒众人推往往是众人选择的游戏规则。苏静此时的声明无异是引火烧身。奇怪的是，苏静的言行，更让人感到他人品的伟大，毛主席也觉得此人敢讲真话，人品可贵。李先念则感叹地说：“过去我们对苏静同志也不了解，只知道他给林彪当过副参谋长，现在一查倒成了好事，我们反而对苏静同志了解得更清楚了。”也有好心人为苏静捏了一把汗，苏静不以为然。他心里清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尽管文化水平较高、战功卓著，但在日常生活中一直保持低调。“九一八”事变后，苏静从海外回国参加红军，是当时红军队伍中少有的知识分子。红军缴获的照相机等高档战利品也只有他会使用。现在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军事博物馆的朱德元帅在机枪训练班上的讲话照片是红军时期拍摄的第一张照片，作者就是苏静。老首长罗荣桓元帅知道苏静喜欢摄影，在一次出国访问归来时，专门为苏静将军带了一部有长焦镜头的莱卡牌照相机。罗瑞卿大将曾戏言，苏静是红军中的第一部照相机。然而将军一生喜好摄影，为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许多开国元勋照过相，却从来没有主动提出过和首长们合影。心如止水的苏静，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遗憾。不过，他觉得遗憾的是没有和傅作义将军合影，他们在北平和平解放后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

　　苏静将军历任红一军团总指挥部参谋、科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八路军师东进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处长、师司令部科长、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战时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山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参加了平型关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山东军区参谋处副处长兼情报处处长、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兼教育处处长等职，参加了开辟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他作为我军代表进入北平同傅作义的代表及傅本人进行和谈，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