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章土地兼并
百姓们众说纷纷，也不知道自己穷困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有的说地少，但据丁晋了解，谷城人多，地也多，按照当地百姓的人头占有田地数，在襄州诸县中，并不能算少。
有的说土地贫瘠，这个说法同样有些偏颇，一个地方的农地，有良田，也会有普田，还会有劣田，依据农户提供的亩产情况看，谷城的土地还算不上贫瘠。记得当年丁晋在文裕县任县令时，那里的土地才真正称得上贫得连草都不长。
当然，还有很多人说法和贺胜他们的一致，就是兵灾**。这种因素，确实会对地方的经济生产造成严重的打击，但是谷城光复已经两年，社会秩序基本恢复，田地也有了产出，但是怎么还有如此多的几乎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穷困之人呢？
路有饿，饥寒迫的景象，如果是发生在两年前，或许还说得过去，可是光复两年后，依然出现这种现象，无论如何，不能将全部的责任都归罪到战争头上。
也有些胆大的农户，道出外的原因，如官府盘剥、苛捐杂税众多等等，丁晋清楚，这肯定是有的，而且不仅是谷城，就是襄州其他诸县，这种现象也绝对存在，但是，这是不是主要原因呢？
谷城县令邵康，说起来还算是丁晋的熟人，他是大宗十三年明经科的举人，位列头甲第七名，和丁晋是谓“同年”。不过，两人当时只是彼此认识，交情泛泛，后来，邵凤康进入长安县任职吏曹司时，丁晋在尚书省吏部做“员外”因为工作的接触人才开始熟识。
在丁晋的认知中，邵凤康并不是个贪婪无度的人，更不是一个胆大包天、无视王法的人，这样的官员小污或者可能，如果说他能把一个大县搞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丁晋觉得实在有点太抬举他的胆魄了。
当然只是主观的判，并不代表最后的结论，这么多年的宦海生涯，丁晋感悟最多的就是官场上，一切都是未知数，一切皆有可能。
通和一些农户地交谈。丁晋了解到百姓所要缴纳地赋税虽然有点重。但考虑到谷城需要负担前线物资地一部分供应。所以这些数目还在情理之中。但是们需要承担地徭役。却是沉重得可怕。
一位老既然种了朝廷给地田地子（租庸调中地租）自然是要交地。虽然多点还可以承受。只是每年官府、里长、族老、菩萨要俺们做工太多。这儿修条路。那儿盖座祠。结果荒芜了农时。可惜好些地本来会有更好地收成。因为没有下到功夫。粮食便欠收了。
这是徭役惹得祸。一些农户。本来世代勤俭节约。老实地守着田地过日子。但是沉重地劳役压垮了他们。他们甚至没有精力和时间。耕种自己地口分田。结果空守着土地荒芜。一年到头没有收成。不得不变卖田地。最后破产。
还有一些农户说：以前每家都有不少地。虽然田地有点荒。收成总得还可以。可是这一年接一年。大家地地越来越少。出地役却一点都不少。每当交徭赋地时候。不得不向乡绅族老借债。结果。债越滚越多。赋也越交越多。最后也只得变卖了田地。投身做庄户。或者干脆就沿路乞讨。
丁晋问为什么地会越来越少。对于这个问题。百姓们依然没有一个统一地认识。说。或是出了败家子。或是生病急用钱。或是子孙好吃懒做。或是借了印子钱拿田抵押。更或是一时贪财。高价卖给族中富户。然后将钱挥霍贻尽。
丁晋叹了口气。逐渐找到了症结所在。谷城地问题。恐怕就在这个土地兼并上。
大周沿袭唐制，实行的是“两税法”，~两税法是将所有的赋役和税负都综合成田赋和徭役两项，这样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它改变了以往以丁为主的赋税制度，改为以土地为主，但赋役还是以人丁为准。
从这里可以看出，土地税虽然是以土地为主，但并没有改变以人丁为准的税收，只是部分摊到了土地上，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减轻而已。
而它最大的缺陷是，它自诞生起，就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供地主劣绅利用来剥削农户，这就是税赋以“人头”为标准计算。
两税法的制定，本来是为了缓和贫富之间的矛盾而设置，所以，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豪门巨富的利益，使他们无法再勾结官府，设立各种眼花缭乱的名目来肆意剥削百姓，这样就减少了很多苛捐杂税。
然而，皇帝毕竟还是地
的代表，所以他不会真正地消灭对农民的剥削，只削以缓和阶级矛盾。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摸索后，地主豪绅们很快就掌握了灵活利用这种税法的窍门。
那就是想法设法夺取农户的口分田，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总之，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兼并他们的田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农户失去田地成为破产农民，不得不依附“庄主”成为被任意盘剥的佃户，受到更多的剥削；另一方面，农户虽然失去田地，但还必须继续为自己的口分田缴纳税赋和徭役，因为，两税法是以“人丁”来计算的。
谷城之地，按照丁晋的了解，以正常的农户占有地来算：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百石是笼统地说，应该是在九十到一百二十石之间。
而这时的成年男子，一年所需口粮大约是七石二斗—八石，五口之家，一年之中，几乎总是有一个半到两个人是在长期服役，也就是白吃饭不干活（不干自家的活）。
这样，一家五口年消耗粮食在三十—三十五石左右，而一年收入一百石的话，交了赋税，剩下的也仅仅够温饱。
而如果劳力不够，这一百地很可能有一部分没有精力耕种，这样收入愈少，但消耗和缴纳的不会少，结果就是，一家人辛辛苦苦一整年，到头来还是吃不饱。
上面的计算，是按照正常来说，何谓正常？指的就是这一户农家的田地没有变卖，官府没有设置另外的苛捐杂税，在这种“正常”的前提下，五口之间勉勉强强温饱。
但，事实上，谷城的土地兼并问题很严重，这不是现在造成的问题，也是前两年战争造成的问题，而是长期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
丁晋仿佛能看到那个演愈烈的过程：在刚开始，农户们在丁晋前面设想的那种“正常”情况下，辛劳朴实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耕种着自己的希望之田，虽然辛苦，虽然劳累，但一家人靠此维生，还可以图个温饱。
但，随着劳役越来越多，还有一些突然情况，农田渐有荒芜，土地收入锐减，农户家庭的经济情况，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时陷入困难中，于是，不得不向豪绅地主借债，而这种债务，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一批财会专家、经济专家们特意为农民们量身定制的“无底洞”，是名副其实的吸血高利贷。
结果，农们很快就不得不面对高利贷的盘剥，最后的结局，很少能逃脱卖田还债的杯具。于是，农户迫不得已出售一部分田地，这部分田地或者是那些无精力顾及的地，或者是贫瘠的荒地，但无论如何，这就是个好的开始，只要有了开始，豪绅地主马上会变成见血的鲨鱼，想尽一切办法，将农户的所有田地完全吞下。
没有了土地或者说没有了一部分土地，农户的收入更少，但缴纳的税赋和承担的徭役，还是那么多，于是再借债，再被盘剥，再出售田地，一个恶性循环自然而然形成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过程，其中必定充满更多诡折的变化、凶残的压迫、狡猾的算计、以及天意的巧合，就像那些农户说为何会田地越来越少的原因般，生一个不肖的败家后代，或者家中遭遇一次不可承受的灾难，这些，都可以轻易地毁灭本来就很脆弱的一个农户家庭的经济基础。
丁晋慢慢地、细细地摸索着，就像摸索一条葫芦藤上的脉络一样，不断思考着谷城土地兼并的问题。
农民的无奈和无知、地主阶层的剥削和狡猾，这些都是原因，但官府就没有责任了吗？
不，官府的责任更大，谷城会有如此严重的土地兼并，丁晋可以肯定地说，历届官员身上的责任太大了，而这种责任已不仅是懦弱、无能、失察，他们的过错完全可以用玩忽职守来形容。
丁晋不知上任已有一年时间的县令邵凤康是否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在刺史府的计薄中，没有一丝一毫他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汇报和总结，从这，就可以看出邵凤康的不作为。
除了上面这些因素，自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而且，丁晋很快就会看到另一个有谷城特色的，造成此地土地兼并问题异常恶劣的关键因素之一。
这时，他们来到了一个叫竹林桥的地方。(未完待续，)
百姓们众说纷纷，也不知道自己穷困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有的说地少，但据丁晋了解，谷城人多，地也多，按照当地百姓的人头占有田地数，在襄州诸县中，并不能算少。
有的说土地贫瘠，这个说法同样有些偏颇，一个地方的农地，有良田，也会有普田，还会有劣田，依据农户提供的亩产情况看，谷城的土地还算不上贫瘠。记得当年丁晋在文裕县任县令时，那里的土地才真正称得上贫得连草都不长。
当然，还有很多人说法和贺胜他们的一致，就是兵灾**。这种因素，确实会对地方的经济生产造成严重的打击，但是谷城光复已经两年，社会秩序基本恢复，田地也有了产出，但是怎么还有如此多的几乎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穷困之人呢？
路有饿，饥寒迫的景象，如果是发生在两年前，或许还说得过去，可是光复两年后，依然出现这种现象，无论如何，不能将全部的责任都归罪到战争头上。
也有些胆大的农户，道出外的原因，如官府盘剥、苛捐杂税众多等等，丁晋清楚，这肯定是有的，而且不仅是谷城，就是襄州其他诸县，这种现象也绝对存在，但是，这是不是主要原因呢？
谷城县令邵康，说起来还算是丁晋的熟人，他是大宗十三年明经科的举人，位列头甲第七名，和丁晋是谓“同年”。不过，两人当时只是彼此认识，交情泛泛，后来，邵凤康进入长安县任职吏曹司时，丁晋在尚书省吏部做“员外”因为工作的接触人才开始熟识。
在丁晋的认知中，邵凤康并不是个贪婪无度的人，更不是一个胆大包天、无视王法的人，这样的官员小污或者可能，如果说他能把一个大县搞得民不聊生、天怒人怨，丁晋觉得实在有点太抬举他的胆魄了。
当然只是主观的判，并不代表最后的结论，这么多年的宦海生涯，丁晋感悟最多的就是官场上，一切都是未知数，一切皆有可能。
通和一些农户地交谈。丁晋了解到百姓所要缴纳地赋税虽然有点重。但考虑到谷城需要负担前线物资地一部分供应。所以这些数目还在情理之中。但是们需要承担地徭役。却是沉重得可怕。
一位老既然种了朝廷给地田地子（租庸调中地租）自然是要交地。虽然多点还可以承受。只是每年官府、里长、族老、菩萨要俺们做工太多。这儿修条路。那儿盖座祠。结果荒芜了农时。可惜好些地本来会有更好地收成。因为没有下到功夫。粮食便欠收了。
这是徭役惹得祸。一些农户。本来世代勤俭节约。老实地守着田地过日子。但是沉重地劳役压垮了他们。他们甚至没有精力和时间。耕种自己地口分田。结果空守着土地荒芜。一年到头没有收成。不得不变卖田地。最后破产。
还有一些农户说：以前每家都有不少地。虽然田地有点荒。收成总得还可以。可是这一年接一年。大家地地越来越少。出地役却一点都不少。每当交徭赋地时候。不得不向乡绅族老借债。结果。债越滚越多。赋也越交越多。最后也只得变卖了田地。投身做庄户。或者干脆就沿路乞讨。
丁晋问为什么地会越来越少。对于这个问题。百姓们依然没有一个统一地认识。说。或是出了败家子。或是生病急用钱。或是子孙好吃懒做。或是借了印子钱拿田抵押。更或是一时贪财。高价卖给族中富户。然后将钱挥霍贻尽。
丁晋叹了口气。逐渐找到了症结所在。谷城地问题。恐怕就在这个土地兼并上。
大周沿袭唐制，实行的是“两税法”，~两税法是将所有的赋役和税负都综合成田赋和徭役两项，这样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它改变了以往以丁为主的赋税制度，改为以土地为主，但赋役还是以人丁为准。
从这里可以看出，土地税虽然是以土地为主，但并没有改变以人丁为准的税收，只是部分摊到了土地上，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减轻而已。
而它最大的缺陷是，它自诞生起，就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供地主劣绅利用来剥削农户，这就是税赋以“人头”为标准计算。
两税法的制定，本来是为了缓和贫富之间的矛盾而设置，所以，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豪门巨富的利益，使他们无法再勾结官府，设立各种眼花缭乱的名目来肆意剥削百姓，这样就减少了很多苛捐杂税。
然而，皇帝毕竟还是地
的代表，所以他不会真正地消灭对农民的剥削，只削以缓和阶级矛盾。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摸索后，地主豪绅们很快就掌握了灵活利用这种税法的窍门。
那就是想法设法夺取农户的口分田，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总之，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兼并他们的田地。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一方面，农户失去田地成为破产农民，不得不依附“庄主”成为被任意盘剥的佃户，受到更多的剥削；另一方面，农户虽然失去田地，但还必须继续为自己的口分田缴纳税赋和徭役，因为，两税法是以“人丁”来计算的。
谷城之地，按照丁晋的了解，以正常的农户占有地来算：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百石是笼统地说，应该是在九十到一百二十石之间。
而这时的成年男子，一年所需口粮大约是七石二斗—八石，五口之家，一年之中，几乎总是有一个半到两个人是在长期服役，也就是白吃饭不干活（不干自家的活）。
这样，一家五口年消耗粮食在三十—三十五石左右，而一年收入一百石的话，交了赋税，剩下的也仅仅够温饱。
而如果劳力不够，这一百地很可能有一部分没有精力耕种，这样收入愈少，但消耗和缴纳的不会少，结果就是，一家人辛辛苦苦一整年，到头来还是吃不饱。
上面的计算，是按照正常来说，何谓正常？指的就是这一户农家的田地没有变卖，官府没有设置另外的苛捐杂税，在这种“正常”的前提下，五口之间勉勉强强温饱。
但，事实上，谷城的土地兼并问题很严重，这不是现在造成的问题，也是前两年战争造成的问题，而是长期历史积累下来的问题。
丁晋仿佛能看到那个演愈烈的过程：在刚开始，农户们在丁晋前面设想的那种“正常”情况下，辛劳朴实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耕种着自己的希望之田，虽然辛苦，虽然劳累，但一家人靠此维生，还可以图个温饱。
但，随着劳役越来越多，还有一些突然情况，农田渐有荒芜，土地收入锐减，农户家庭的经济情况，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时陷入困难中，于是，不得不向豪绅地主借债，而这种债务，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一批财会专家、经济专家们特意为农民们量身定制的“无底洞”，是名副其实的吸血高利贷。
结果，农们很快就不得不面对高利贷的盘剥，最后的结局，很少能逃脱卖田还债的杯具。于是，农户迫不得已出售一部分田地，这部分田地或者是那些无精力顾及的地，或者是贫瘠的荒地，但无论如何，这就是个好的开始，只要有了开始，豪绅地主马上会变成见血的鲨鱼，想尽一切办法，将农户的所有田地完全吞下。
没有了土地或者说没有了一部分土地，农户的收入更少，但缴纳的税赋和承担的徭役，还是那么多，于是再借债，再被盘剥，再出售田地，一个恶性循环自然而然形成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过程，其中必定充满更多诡折的变化、凶残的压迫、狡猾的算计、以及天意的巧合，就像那些农户说为何会田地越来越少的原因般，生一个不肖的败家后代，或者家中遭遇一次不可承受的灾难，这些，都可以轻易地毁灭本来就很脆弱的一个农户家庭的经济基础。
丁晋慢慢地、细细地摸索着，就像摸索一条葫芦藤上的脉络一样，不断思考着谷城土地兼并的问题。
农民的无奈和无知、地主阶层的剥削和狡猾，这些都是原因，但官府就没有责任了吗？
不，官府的责任更大，谷城会有如此严重的土地兼并，丁晋可以肯定地说，历届官员身上的责任太大了，而这种责任已不仅是懦弱、无能、失察，他们的过错完全可以用玩忽职守来形容。
丁晋不知上任已有一年时间的县令邵凤康是否清楚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在刺史府的计薄中，没有一丝一毫他关于这方面情况的汇报和总结，从这，就可以看出邵凤康的不作为。
除了上面这些因素，自然还有很多其他原因，而且，丁晋很快就会看到另一个有谷城特色的，造成此地土地兼并问题异常恶劣的关键因素之一。
这时，他们来到了一个叫竹林桥的地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