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襄州刺史 第四十三章 剿匪前
第四十三章 剿匪前
铁保、贺胜、武平、李美玉。这四人嫌疑最大，但也不能就此断定内奸必是四人其一，如果他们中有谁口风不紧，信息很可能会被无意泄露出去；再者，此前商定行程时，也可能隔墙有耳，被有心人听去，所以，虽然范围已经缩小，调查起来还是很复杂。
最大的问题是，这件事情，暂时来说可谓死无对证，如果一经调查，四人谁都不承认，那么就可能打草惊蛇，让内奸之人有所警觉，以后再想揪出他来，就不容易了。
丁晋思考了一番，不得头绪，又将此事询问六竹和丁翼二人的意见。此二人，是绝对的心腹。虽然或许私下有些小心思，但人都是自私的，只要无碍忠诚，在这些方面丁晋显得很大度，从来不严苛。
二人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有些是丁晋思虑到的，有些是他也没有想到的。
在谁是内奸的问题上，丁翼认定贺胜最有可能，他认为这个人素来奸猾，没有信义，且在襄州做官十多年，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和赵六这样名为“侠客”实为黑社会分子的家伙，最可能存在不正当交往。而且，丁翼也同样认为贺胜当日自告奋勇帮助铁保布置护卫，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此外，丁翼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如果内奸之人不是一个，而是更多呢？这份猜测成立的话，那么贺胜的嫌疑更大，且内奸们各有分工，有通风报信告之行程的，也有如贺胜这样，假借安排人手来使防卫出现漏洞。
六竹没有提出最可疑的人来，他认为在缺乏必要依据下，通过自己的主观猜测就指定一个目标，容易给大人的分析造成影响，以至于出现错误的判断。
六竹知道大人现在问计于二人。是要求他们作为一个参谋或者幕僚来帮助自己分析问题的，而一个参谋人员最重要的，不是计谋百出，也不是灵活多智，而是思虑谨慎，避免错误。因为如果参谋人员提供的就是错误方案，那么随后很可能在决策者及执行者那里造成更大的错误。
于是，六竹只是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独到看法，供丁晋参考。其中，对于丁翼内奸可能为多人的猜测，他持不赞同意见。
一方面，如果四位主要随从官员中，就有两位甚至更多，是心怀不轨之人，那么，大人的安全已经谈不上安全，对方真想刺杀的话，有太多更好的机会可供选择；另一方面，大人是朝廷四品大员，紫袍金绶，地位尊崇。意图谋刺一位封疆大吏，那是祸及九族的大罪，无知刁民倒也罢了，像铁保、贺胜这样的官员，他们如何能不知后果的严重性？因此，有一位内奸已是不可思议，何况更多？
丁晋听了二人的分析，若有所思，但并没有表示更倾向于谁的意见。过后，丁晋单独找来铁、贺、武、李四人，各自密谈一番，此后，对于内奸之事，就再无提起，好像已经忘了这回事般。
不久，司法参军狄波那里又传来了好消息，店主赵牛牛供出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丁晋看完口供笔录，立刻决定亲自提审案犯，狄波为难了半天，才扭扭捏捏解释道：先前用刑太重，赵牛牛重伤昏迷，可能要数日方能醒。
丁晋看了狄波一眼，没有多责怪他，司法部门的严酷手段，他在文裕县当县令的时候早已深知，犯人落在他们手中，只要他们愿意，根本就没有交代或不交代的选择权，而这里的愿意。指的就是司法人员肯不肯动那些恐怖的酷刑。
这些酷刑不是要令人死，而是要人感到生不如死，再强硬的人，也得低头，他们的选择只有两个：继续受折磨，或者，交代。
在非人的酷刑下，赵牛牛供出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东西，有的一看就知道是他急于摆脱痛苦而胡乱编造；有的，就是赵牛牛自己干过的一些非法勾当，大部分无用，不过，他还是提供了几条新线索。
一条是赵六有一个可以性命相托的好兄弟—胡七，两人关系非同寻常，赵六出事，胡七不可能不知道一点其中内情，而且，赵六家人的失踪，很可能就是胡七的作为。
另一条是赵六这一年来，和大洪山、桐柏山的群匪多有交往，赵牛牛曾在一次赵六酒醉后，模糊地听闻他说图谋大事。恐怕就和这些匪盗脱不了干系。
再有一条，很是关键，那就是通过赵牛牛的反复交代分析，赵六和孙归有交集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赵六和昭仪军也根本没交往。赵牛牛之所以如此肯定的原因是，他曾在昭仪军偏师做了半年的军官厨子，如果赵六和军营里的人有所来往，不可能瞒过他。
丁晋问狄波道：“你看赵牛牛此人骨气如何？本官要实话。”
他这样问的用意是要排除赵牛牛是死士的可能性，如果这次刺杀真是孙归安排，那么赵牛牛的“交代”就很可疑。而一个人能在酷刑下还坚持说谎话，那这人的骨头可想而知何等强硬。
“回大人的话，据小的看，这个人虽然不算个脓包软蛋，但也硬不到哪儿去，嘿嘿。”
狄波笑得很猥琐，他是个老法吏，做了二十年的典狱官才被提拔起来，别看此刻他在丁晋面前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出了刺史府，狄波的名号能让小儿止哭，他手上沾过的人血，听说可以盛满十个大铜缸，说他是一个酷吏，一点不为过。
但是狄波有丰富的审讯经验，赵牛牛如果真是死士，他的强硬肯定逃不过狄波的判断，连一个人是不是硬骨头都看不出来的话，狄波也没资格在刺史府任职法曹判司。
丁晋点点头，算是接受了狄波的分析，然后对他道：“对赵牛牛要严加看守，除刑问人员，任何人不得靠近。狄大人，这次辛苦你了，本官很感激。”
狄波兴奋得双颊通红，大声道：“为大人效劳，小的死而后已。”
狄波退下后，丁晋又招来了襄州团练使解放、录事参军事蔡建德，他们一个执掌地方兵权，一个是负责类似政府办公厅之类的统筹事宜，都是接下来要商谈之事的问策之人。
丁晋要说的事情，就是剿匪之议。在巡视归来后，他已经准备将此事列为重中之重。俗话说，事有轻重缓急，丁晋认为必须先平定匪患，使地方治理，百姓安心生产。才能恢复襄州的元气，而如果百姓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护，人心惶惶，百事懈怠，又何谈明治？
没想到，此事还没有提及，刺杀事件中竟然又出现了匪盗的影子，这让丁晋异常愤怒，如果这些人真有参与，那么就是对自己威严的直接挑衅，对于这种挑衅，丁晋知道只有一种办法能解决问题，那就是以牙还牙，用雷霆手段，一举扫平所有隐患。
所以，剿匪已经成为急中之急的大事，为公为私，必须迅速进行，但迅速并不代表匆忙，准备充足，才能保证剿匪的顺利进行，因此，丁晋找来了解放、蔡建德二人先了解一下情况。
一开始，丁晋并没有将剿匪的意图，透露给二人，而是首先询问了解放团练兵的情况。
团练兵，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团结兵”，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说，这种特殊的地方武装，原本是出于团结互助共同抵抗一些危险，而临时建立起来的松散武装力量，后来，府兵制败坏，团结兵渐渐成为国家正规军队的主要补充来源。
不过，团结兵还是保持了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补充入正规军前，统一受地方政府管制；团结兵服役和从事农业生产密切结合，春夏归农，秋冬追集（集结训练），体现了兵农合一的特点。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团结兵不入军籍，一般在本境内训练及防守，完全受地方官员的管理及缺乏监督，所以，虽然朝廷有规定每个州根据州的级别来招募多少数目的兵员，事实上，有很多官员并不遵照这份规定执行，有的少，有的多，比如寿州团练使令狐通，趁势而起，借助淮西叛乱的机会，急剧扩大了寿州的团练兵员，成为讨伐军队中的一只强大部队。
解放为丁晋介绍了襄州团结兵的情况，他说，襄州在册的兵员共有两千三百人，每150户征兵15人，马一匹，驴一头，其他装备如兵器由官署供给，不足则由本人自备或由亲邻互相资助。兵员闲时组织教战，服役期间发给身粮酱菜（生活补助），农忙时，即囚乡耕种。
通过和解放的交谈，丁晋得知解放原来是一名襄州老官吏，他原来任职襄州折冲府折冲都尉，可惜后来淮西叛乱，周围十八州的府兵逃往殆尽，元帅武元宗来到前线重组军队时，竟然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不得已，允许地方可自由组织及调遣团练兵来抵抗叛兵，于是襄州也组成了一只自己的地方武装—军号“武骑”，解放当时任职团练副使。
武骑军名号很响亮，但是战斗力却极为低下，不久，团练使吴光义在一次小规模的战役中殉国，于是，解放接任正职，一直干到了现在。
丁晋听到这里，产生一种不好的预感，于是急忙问道：“解大人说在册兵丁有两千三百，那么实际之数现有多少？”
解放尴尬地笑了笑，叹息道：“不瞒大人，虽然在册有两千三百之巨，可是前线战事吃紧，朝廷数次抽调兵员前往协战，自此生死不知，下官也不敢将名单勾笔画掉，因此积累下来，多是空名，实际之数嘛？”
说到这里，解放再次苦笑了下，说道：“如果强行征调，或有千五百之数。”
丁晋松了口气，原来还有一千五多人，不错，不错，看来解放这个人还没有贪婪到失去理智的地步。
他原本听解放一口一个朝廷征调，一口一个空名，还担心团结兵恐怕也已经像府兵一样，到了有名无实的地步，到时候自己可拿去剿灭猖狂的盗匪?没想到这个解放在四战之地还能保留下如此多宝贵的兵员，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此人还是有些手段的。
当然，解放的尴尬和苦笑乃至他的说辞，也不能全当真，如说他在其中没有隐实报虚、贪赃舞弊，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外水”，解放的府邸怎么可能成为襄阳城最精美的宅子之一。
不过这些东西，丁晋不欲深入计较，一方面，团练使地位特殊，尤其是在襄州这样的临战之地，以后需要借助对方的地方还很多，保持融洽的关系是必要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丁晋初来襄州，势单力孤，现在最紧要的事情，不是革新官场、处处树敌，而是团结群众，收买心腹，也就是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力量为己用。等到时候，你可以说一不二了，其他事情再慢慢做，官场之上，有些时候，需要的就是这份耐心。
正是因为这些方面的考虑，丁晋不责反奖，挑了几句对解放胃口的话，好好地夸了他一番，解放心花怒放，也觉得这位丁刺史和自己分外对眼，两方的关系，不知不觉就近了一分。
随后，丁晋又询问了蔡建德一些襄州山川地形、风土人情之类的东西，蔡建德同样异常卖力，让小吏将襄州的河川图寻找来，很详细地为丁晋讲解。
最后，丁晋才宣布了这次招二人来商议的目的—剿灭匪患，解放听了，拍着胸脯扎呼呼地说：此事包在下官身上，一个月内就可为大人传来捷报。
解放因为参加过大规模会战，所以常常以老军伍自称，几个土匪而已，不过跳梁小丑，哪里放在他眼里，所以敢下保证说在一个月内就建功，这样易得的功劳，傻子才不抢。
丁晋安抚道：“此事还要会同众官一起商议，待议定，必请解大人为先锋，荡平匪乱。”
剿匪之事，暂时处于准备中，刺史的工作也不可能只是整理治安，这边丁晋刚叮嘱完解放、铁保等人尽快集结士卒、严加训练，那边，襄阳县令又给他找了件麻烦事情。
襄阳是襄州的治所，八县之首，自然是重点之地，这儿住着许多高级官宦人家，再加上 刺史府、监察院、团练使、转运院等各级衙门全安排在这里，如何在其间周旋奉迎，确是难事。
而襄阳县令郭豪，这个人给丁晋的初步印象是刚正不阿、不谀权贵，但想不到手段倒是很灵活，敷衍自如，肆应咸宜，结果一口气做了一年多时间没出岔子。
丁晋对这个人很感兴趣，早就想接触一下，想不到他还没有递出橄榄枝，郭豪给他来了个硬邦邦的黑秤砣。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襄阳县接到一个案子，有一名妇人告自己儿子的状，说其子不孝，请官老爷严惩，郭豪差人押来儿子，儿子也不狡辩，很痛快地承认了自己的不孝，并说道：得罪了母亲，甘愿受死。
郭豪办案很谨慎，他知道自己的一杆朱笔掌握着许多人的生死，一个不慎就可能是一条无辜的性命，所以审案从来都很耐心，这和他急躁的脾气完全不符。
前面说到案子审得很顺利，案情明白，罪犯自己供认不讳，也情愿受死刑，可是郭豪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派人又去这户人家周围详细打听了一番，结果周围的邻居都说儿子的好话，说他是个难得的孝子，没有一个人说儿子是个不孝之人。
郭豪犯了疑，再次审问，儿子还是承认自己有罪，甘愿受死，郭豪又劝诫其母，再三喻其母，可是这个母亲是铁了心要儿子的命，坚持要郭豪以不孝大罪，判处儿子死刑。
这样拖了几日，郭豪见事情没有转机，只得预判了罪犯死刑，并将判决意见，呈报给刺史府审查。
按照大周的律法，对于一般的案件，地方官府是没有判死刑的权利的，他们只负责侦查、初审，及拟定判决意见（预判），然后案件经过一层层衙门的复审，各自提出自己的判决意见，直到具有终结判决权力的那一个衙门为止。
但事实上，基层官府的判决意见，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上面各级衙门的审查意见，也是在分析完他们递交上去的侦查和审案过程报告的基础上，才做出来的，因此，如果最初的侦查不实或者审案中出现问题，那么就可能制造出冤假案件来。
郭豪递交上去预判报告—禀贴后，却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可是又不知症结出在哪里，于是，他求助了一位长辈。
这位长辈分析案情后，告诉他：事有反常，皆是妖，母亲本应爱护子女，此案中，却是一心想儿子死；儿子本应惜命，因为蝼蚁都知道苟且偷生，他却一心求死，岂不奇怪？再者，邻居又反映他平日是一位难得的孝子，孝子突然变成了大逆不孝，又是一道反常之事。
分析到这里，长辈严厉训斥他：案中有如此之多反常，你却不知，叛得实在太轻率了。
...
第四十三章 剿匪前
铁保、贺胜、武平、李美玉。这四人嫌疑最大，但也不能就此断定内奸必是四人其一，如果他们中有谁口风不紧，信息很可能会被无意泄露出去；再者，此前商定行程时，也可能隔墙有耳，被有心人听去，所以，虽然范围已经缩小，调查起来还是很复杂。
最大的问题是，这件事情，暂时来说可谓死无对证，如果一经调查，四人谁都不承认，那么就可能打草惊蛇，让内奸之人有所警觉，以后再想揪出他来，就不容易了。
丁晋思考了一番，不得头绪，又将此事询问六竹和丁翼二人的意见。此二人，是绝对的心腹。虽然或许私下有些小心思，但人都是自私的，只要无碍忠诚，在这些方面丁晋显得很大度，从来不严苛。
二人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有些是丁晋思虑到的，有些是他也没有想到的。
在谁是内奸的问题上，丁翼认定贺胜最有可能，他认为这个人素来奸猾，没有信义，且在襄州做官十多年，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和赵六这样名为“侠客”实为黑社会分子的家伙，最可能存在不正当交往。而且，丁翼也同样认为贺胜当日自告奋勇帮助铁保布置护卫，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此外，丁翼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如果内奸之人不是一个，而是更多呢？这份猜测成立的话，那么贺胜的嫌疑更大，且内奸们各有分工，有通风报信告之行程的，也有如贺胜这样，假借安排人手来使防卫出现漏洞。
六竹没有提出最可疑的人来，他认为在缺乏必要依据下，通过自己的主观猜测就指定一个目标，容易给大人的分析造成影响，以至于出现错误的判断。
六竹知道大人现在问计于二人。是要求他们作为一个参谋或者幕僚来帮助自己分析问题的，而一个参谋人员最重要的，不是计谋百出，也不是灵活多智，而是思虑谨慎，避免错误。因为如果参谋人员提供的就是错误方案，那么随后很可能在决策者及执行者那里造成更大的错误。
于是，六竹只是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独到看法，供丁晋参考。其中，对于丁翼内奸可能为多人的猜测，他持不赞同意见。
一方面，如果四位主要随从官员中，就有两位甚至更多，是心怀不轨之人，那么，大人的安全已经谈不上安全，对方真想刺杀的话，有太多更好的机会可供选择；另一方面，大人是朝廷四品大员，紫袍金绶，地位尊崇。意图谋刺一位封疆大吏，那是祸及九族的大罪，无知刁民倒也罢了，像铁保、贺胜这样的官员，他们如何能不知后果的严重性？因此，有一位内奸已是不可思议，何况更多？
丁晋听了二人的分析，若有所思，但并没有表示更倾向于谁的意见。过后，丁晋单独找来铁、贺、武、李四人，各自密谈一番，此后，对于内奸之事，就再无提起，好像已经忘了这回事般。
不久，司法参军狄波那里又传来了好消息，店主赵牛牛供出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丁晋看完口供笔录，立刻决定亲自提审案犯，狄波为难了半天，才扭扭捏捏解释道：先前用刑太重，赵牛牛重伤昏迷，可能要数日方能醒。
丁晋看了狄波一眼，没有多责怪他，司法部门的严酷手段，他在文裕县当县令的时候早已深知，犯人落在他们手中，只要他们愿意，根本就没有交代或不交代的选择权，而这里的愿意。指的就是司法人员肯不肯动那些恐怖的酷刑。
这些酷刑不是要令人死，而是要人感到生不如死，再强硬的人，也得低头，他们的选择只有两个：继续受折磨，或者，交代。
在非人的酷刑下，赵牛牛供出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东西，有的一看就知道是他急于摆脱痛苦而胡乱编造；有的，就是赵牛牛自己干过的一些非法勾当，大部分无用，不过，他还是提供了几条新线索。
一条是赵六有一个可以性命相托的好兄弟—胡七，两人关系非同寻常，赵六出事，胡七不可能不知道一点其中内情，而且，赵六家人的失踪，很可能就是胡七的作为。
另一条是赵六这一年来，和大洪山、桐柏山的群匪多有交往，赵牛牛曾在一次赵六酒醉后，模糊地听闻他说图谋大事。恐怕就和这些匪盗脱不了干系。
再有一条，很是关键，那就是通过赵牛牛的反复交代分析，赵六和孙归有交集的可能性很小，而且，赵六和昭仪军也根本没交往。赵牛牛之所以如此肯定的原因是，他曾在昭仪军偏师做了半年的军官厨子，如果赵六和军营里的人有所来往，不可能瞒过他。
丁晋问狄波道：“你看赵牛牛此人骨气如何？本官要实话。”
他这样问的用意是要排除赵牛牛是死士的可能性，如果这次刺杀真是孙归安排，那么赵牛牛的“交代”就很可疑。而一个人能在酷刑下还坚持说谎话，那这人的骨头可想而知何等强硬。
“回大人的话，据小的看，这个人虽然不算个脓包软蛋，但也硬不到哪儿去，嘿嘿。”
狄波笑得很猥琐，他是个老法吏，做了二十年的典狱官才被提拔起来，别看此刻他在丁晋面前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出了刺史府，狄波的名号能让小儿止哭，他手上沾过的人血，听说可以盛满十个大铜缸，说他是一个酷吏，一点不为过。
但是狄波有丰富的审讯经验，赵牛牛如果真是死士，他的强硬肯定逃不过狄波的判断，连一个人是不是硬骨头都看不出来的话，狄波也没资格在刺史府任职法曹判司。
丁晋点点头，算是接受了狄波的分析，然后对他道：“对赵牛牛要严加看守，除刑问人员，任何人不得靠近。狄大人，这次辛苦你了，本官很感激。”
狄波兴奋得双颊通红，大声道：“为大人效劳，小的死而后已。”
狄波退下后，丁晋又招来了襄州团练使解放、录事参军事蔡建德，他们一个执掌地方兵权，一个是负责类似政府办公厅之类的统筹事宜，都是接下来要商谈之事的问策之人。
丁晋要说的事情，就是剿匪之议。在巡视归来后，他已经准备将此事列为重中之重。俗话说，事有轻重缓急，丁晋认为必须先平定匪患，使地方治理，百姓安心生产。才能恢复襄州的元气，而如果百姓的生命财产都得不到保护，人心惶惶，百事懈怠，又何谈明治？
没想到，此事还没有提及，刺杀事件中竟然又出现了匪盗的影子，这让丁晋异常愤怒，如果这些人真有参与，那么就是对自己威严的直接挑衅，对于这种挑衅，丁晋知道只有一种办法能解决问题，那就是以牙还牙，用雷霆手段，一举扫平所有隐患。
所以，剿匪已经成为急中之急的大事，为公为私，必须迅速进行，但迅速并不代表匆忙，准备充足，才能保证剿匪的顺利进行，因此，丁晋找来了解放、蔡建德二人先了解一下情况。
一开始，丁晋并没有将剿匪的意图，透露给二人，而是首先询问了解放团练兵的情况。
团练兵，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团结兵”，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说，这种特殊的地方武装，原本是出于团结互助共同抵抗一些危险，而临时建立起来的松散武装力量，后来，府兵制败坏，团结兵渐渐成为国家正规军队的主要补充来源。
不过，团结兵还是保持了一些自己的特色，比如补充入正规军前，统一受地方政府管制；团结兵服役和从事农业生产密切结合，春夏归农，秋冬追集（集结训练），体现了兵农合一的特点。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团结兵不入军籍，一般在本境内训练及防守，完全受地方官员的管理及缺乏监督，所以，虽然朝廷有规定每个州根据州的级别来招募多少数目的兵员，事实上，有很多官员并不遵照这份规定执行，有的少，有的多，比如寿州团练使令狐通，趁势而起，借助淮西叛乱的机会，急剧扩大了寿州的团练兵员，成为讨伐军队中的一只强大部队。
解放为丁晋介绍了襄州团结兵的情况，他说，襄州在册的兵员共有两千三百人，每150户征兵15人，马一匹，驴一头，其他装备如兵器由官署供给，不足则由本人自备或由亲邻互相资助。兵员闲时组织教战，服役期间发给身粮酱菜（生活补助），农忙时，即囚乡耕种。
通过和解放的交谈，丁晋得知解放原来是一名襄州老官吏，他原来任职襄州折冲府折冲都尉，可惜后来淮西叛乱，周围十八州的府兵逃往殆尽，元帅武元宗来到前线重组军队时，竟然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不得已，允许地方可自由组织及调遣团练兵来抵抗叛兵，于是襄州也组成了一只自己的地方武装—军号“武骑”，解放当时任职团练副使。
武骑军名号很响亮，但是战斗力却极为低下，不久，团练使吴光义在一次小规模的战役中殉国，于是，解放接任正职，一直干到了现在。
丁晋听到这里，产生一种不好的预感，于是急忙问道：“解大人说在册兵丁有两千三百，那么实际之数现有多少？”
解放尴尬地笑了笑，叹息道：“不瞒大人，虽然在册有两千三百之巨，可是前线战事吃紧，朝廷数次抽调兵员前往协战，自此生死不知，下官也不敢将名单勾笔画掉，因此积累下来，多是空名，实际之数嘛？”
说到这里，解放再次苦笑了下，说道：“如果强行征调，或有千五百之数。”
丁晋松了口气，原来还有一千五多人，不错，不错，看来解放这个人还没有贪婪到失去理智的地步。
他原本听解放一口一个朝廷征调，一口一个空名，还担心团结兵恐怕也已经像府兵一样，到了有名无实的地步，到时候自己可拿去剿灭猖狂的盗匪?没想到这个解放在四战之地还能保留下如此多宝贵的兵员，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此人还是有些手段的。
当然，解放的尴尬和苦笑乃至他的说辞，也不能全当真，如说他在其中没有隐实报虚、贪赃舞弊，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外水”，解放的府邸怎么可能成为襄阳城最精美的宅子之一。
不过这些东西，丁晋不欲深入计较，一方面，团练使地位特殊，尤其是在襄州这样的临战之地，以后需要借助对方的地方还很多，保持融洽的关系是必要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丁晋初来襄州，势单力孤，现在最紧要的事情，不是革新官场、处处树敌，而是团结群众，收买心腹，也就是拉拢一切可以拉拢的力量为己用。等到时候，你可以说一不二了，其他事情再慢慢做，官场之上，有些时候，需要的就是这份耐心。
正是因为这些方面的考虑，丁晋不责反奖，挑了几句对解放胃口的话，好好地夸了他一番，解放心花怒放，也觉得这位丁刺史和自己分外对眼，两方的关系，不知不觉就近了一分。
随后，丁晋又询问了蔡建德一些襄州山川地形、风土人情之类的东西，蔡建德同样异常卖力，让小吏将襄州的河川图寻找来，很详细地为丁晋讲解。
最后，丁晋才宣布了这次招二人来商议的目的—剿灭匪患，解放听了，拍着胸脯扎呼呼地说：此事包在下官身上，一个月内就可为大人传来捷报。
解放因为参加过大规模会战，所以常常以老军伍自称，几个土匪而已，不过跳梁小丑，哪里放在他眼里，所以敢下保证说在一个月内就建功，这样易得的功劳，傻子才不抢。
丁晋安抚道：“此事还要会同众官一起商议，待议定，必请解大人为先锋，荡平匪乱。”
剿匪之事，暂时处于准备中，刺史的工作也不可能只是整理治安，这边丁晋刚叮嘱完解放、铁保等人尽快集结士卒、严加训练，那边，襄阳县令又给他找了件麻烦事情。
襄阳是襄州的治所，八县之首，自然是重点之地，这儿住着许多高级官宦人家，再加上 刺史府、监察院、团练使、转运院等各级衙门全安排在这里，如何在其间周旋奉迎，确是难事。
而襄阳县令郭豪，这个人给丁晋的初步印象是刚正不阿、不谀权贵，但想不到手段倒是很灵活，敷衍自如，肆应咸宜，结果一口气做了一年多时间没出岔子。
丁晋对这个人很感兴趣，早就想接触一下，想不到他还没有递出橄榄枝，郭豪给他来了个硬邦邦的黑秤砣。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襄阳县接到一个案子，有一名妇人告自己儿子的状，说其子不孝，请官老爷严惩，郭豪差人押来儿子，儿子也不狡辩，很痛快地承认了自己的不孝，并说道：得罪了母亲，甘愿受死。
郭豪办案很谨慎，他知道自己的一杆朱笔掌握着许多人的生死，一个不慎就可能是一条无辜的性命，所以审案从来都很耐心，这和他急躁的脾气完全不符。
前面说到案子审得很顺利，案情明白，罪犯自己供认不讳，也情愿受死刑，可是郭豪还是有些不放心，于是派人又去这户人家周围详细打听了一番，结果周围的邻居都说儿子的好话，说他是个难得的孝子，没有一个人说儿子是个不孝之人。
郭豪犯了疑，再次审问，儿子还是承认自己有罪，甘愿受死，郭豪又劝诫其母，再三喻其母，可是这个母亲是铁了心要儿子的命，坚持要郭豪以不孝大罪，判处儿子死刑。
这样拖了几日，郭豪见事情没有转机，只得预判了罪犯死刑，并将判决意见，呈报给刺史府审查。
按照大周的律法，对于一般的案件，地方官府是没有判死刑的权利的，他们只负责侦查、初审，及拟定判决意见（预判），然后案件经过一层层衙门的复审，各自提出自己的判决意见，直到具有终结判决权力的那一个衙门为止。
但事实上，基层官府的判决意见，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上面各级衙门的审查意见，也是在分析完他们递交上去的侦查和审案过程报告的基础上，才做出来的，因此，如果最初的侦查不实或者审案中出现问题，那么就可能制造出冤假案件来。
郭豪递交上去预判报告—禀贴后，却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可是又不知症结出在哪里，于是，他求助了一位长辈。
这位长辈分析案情后，告诉他：事有反常，皆是妖，母亲本应爱护子女，此案中，却是一心想儿子死；儿子本应惜命，因为蝼蚁都知道苟且偷生，他却一心求死，岂不奇怪？再者，邻居又反映他平日是一位难得的孝子，孝子突然变成了大逆不孝，又是一道反常之事。
分析到这里，长辈严厉训斥他：案中有如此之多反常，你却不知，叛得实在太轻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