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斩尾巴6

  钱伯芳供述的不少。可是铁良臣发现,实际上钱伯芳对李景俭的了解非常少,和他打交道的,多是元律师这个中间人,钱伯芳的手中,缺少指证李景俭的有力证据。

  至于元律师,铁良臣又提审过两次后,不得不放弃从他这里打开僵局。如果钱伯芳所言为真的话,那么元律师绝对是李景俭的死忠,这种忠诚就是愿意为对方不惜去死,甚至生不如死。

  当然,钱伯芳毕竟和李景俭勾搭多年,不可能连一点对方的把柄都没掌握,事实上,钱伯芳的供述中有很多这样的线索。

  比如,元秀所招供的那桩倒卖太仓库粮案,就是李景俭和钱伯芳勾结的经典例子。钱伯芳说,当日,李景俭从户部开凿出了调派粮食的公文,然后由他指使太仓令元秀持公文将新粮调出,然后在秘密之地换成旧粮后。再用另一份户部公文,将旧粮调入仓库,充作赈灾新粮。

  这个过程,如果没有户部公文的参与,钱伯芳即便身为司农卿,也没有权利单独调度粮食。而当时,钱伯芳还幸灾乐祸地想,即便以后事发,自己也有脱身之策,因为那些加盖着尚书省印符和户部印章的公文在理论上是完全合法的,要追究,也是追究李景俭的责任。

  铁良臣听后,立刻抓住了线索的重点,那就是那些加盖了印章的公文。如果钱伯芳供述为真,这些调令一定能在尚书省找到记录。而如果记录能和钱伯芳所说的时间对应一致,便可以认定这些调令存在违法嫌疑。

  可是经过调查,尚书省以及户部的档案计薄中,并没有一条能对上的记录,难道钱伯芳在说谎?

  铁良臣不认为是这样,他想到的更为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李景俭从一开始和钱伯芳合作就没安好心,他对钱伯芳处处设防,那些公文,或许根本就不是从户部开出的,而是李景俭让人伪造的。

  他有两个理由这样认定,一是凭着李景俭和钱伯芳手中掌握的权利,以及被他们控制的大批官吏的作用,他们根本没必要冒着暴露自己的风险开具真公文。因为公文一当出现差错,顺藤摸瓜很容易抓到他们幕后主使者的把柄;还有一个理由是,钱伯芳提供的一封所谓李景俭给他的亲笔书信,同样也是伪造的。

  这封书信是在他们狼狈为奸侵吞一笔巨额财富后,李景俭写给钱伯芳的。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勾结贪污及其对脏银的处置讨论。但是经过大理寺有关专家的认真比对验证后,认为其上的私人印章是伪造的,而书信的字迹虽然很像李景俭的笔法,但也乃假冒。

  从这封信,铁良臣更加看出,李景俭这个人是多么阴险,或许他早就预料到有这么一天,因此事先布置,好让钱伯芳乖乖入套,做自己的替罪羊。

  验对字迹后,办案人员暗中调查宰相李景俭的消息不胫而走,这带给他们巨大的压力。陈仙奇最先顶不住,马上托病卧床不起,说什么都不再到刑部办案。

  狄希源也有了退意,不过他不是因为惧怕权贵,而是认为钱伯芳在撒谎,在误导审案人员。他不建议再继续查下去。

  铁良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说服狄希源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只有三天,也顶多三天,到时候即便狄希源不阻拦,铁良臣也认为朝廷肯定会进行干预,斥令让自己停止。

  因为,宰相的权威不容侵犯。

  时间无多,铁良臣只有孤注一掷,他反复梳理钱伯芳的供述,试图找出关键所在。

  这一次,铁良臣的目光盯在了长安城外的礼泉县。

  根据钱伯芳供述,李景俭曾用巨量赃款购得礼泉县二十万亩良田,如果能证实这件事,李景俭不死也得脱一身皮,到时候自己亲手扳倒两位宰相,那是何等的风光?

  铁良臣到底没有风光,因为他刚试图调查礼泉县田产问题,就被朝廷突然降下的一道旨意打蒙了:有人指控他借办案之名行私仇之事,因此被坐贬为山州刺史。

  坐贬,就是不给丝毫分辨的机会,让你马上滚蛋,该干嘛干嘛去,连向皇帝叩阙谢恩都免了,可见这种贬黜的无情和冷漠。

  而铁良臣在钱案中,抽丝剥茧,屡有建功,朝廷不仅没有奖赏他的功劳,反而因为一次捕风捉影的密告。不做任何调查就轻易贬谪大臣,也让朝野内外震骇。

  很多官员为铁良臣打抱不平,左拾遗刘蜕上言:“铁良臣钦命审案,案未破,便无故贬黜大臣,后来者安敢行其事?”意思是罢贬了铁良臣,恐怕以后再没有人敢审理权贵大案。

  起居郎张云说:“铁御史耿忠秉直,查案一向公正无私,当日惩治五坊使,皇上不听信谗言,委他全权承办,结果五坊小儿俯首待罪,长安百姓无不拍手称道。今皇上再用铁公主审,自应不偏不倚,怎可听凭谣言污蔑,陷他于罪?如此,内外官员怎不心寒齿冷?”

  两人的奏章递上去后,不仅没有帮助铁良臣,反而为自己招来了麻烦,很快,两道贬谪令再次下发:贬张云博林主薄,刘蜕华阴令。

  这一下,所有人都知道上意是如何坚决。而且贬谪诏书下达如此之快,自然是天子和宰臣们达成了共识,如果再上书劝谏,得罪的就是皇帝和诸位宰相,下场绝对很惨,于是,朝堂上顿时陷入一片缄默中,再无人敢做出头鸟。

  三日后,铁良臣离京前往岭南赴任,在他临行前,总算从一位密友口中搞明白了一件事:自己到底因何被贬。

  说穿了也很简单。铁良臣想要调查礼泉县田产的行为,无意中触犯了一个禁忌—礼泉县所谓的百万亩民田,实际早已被朝中权贵兼并,他们绝对不会允许有人想要查清楚里面的猫腻。而钱伯芳供述的那处“田产”,却正好是开府仪同三司、崇玄馆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文正侯、中书令、宰相窦刚的“私产”。

  铁良臣听完后,苦笑着摇摇头,心中的疑虑解开,现在总算没什么遗憾的了。

  可是,他真的毫无遗憾了吗?

  也许,铁良臣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亲自为钱伯芳案结案。

  话说钱伯芳供出礼泉县田产的有关线索后,也即将自己彻底放入了死地,某些人不打算让他开口再说出一些敏感的话题。而同时,钱伯芳指控李景俭的情况,也并没有实质的进展,因此,新上任的两名主审官员—殿中监宋均子、大理丞管同和原办案负责人京兆尹狄希源商议后,决定将案件审理进入收尾阶段。

  到了这个时候,案件已基本定型,该收押的人犯也全部到案,收尾无非就是将各犯罪名认定和梳理,分清各犯在案中的罪责、主从顺序,以及最后的案宗整理。

  天复二年春,正月,庚午初十,慧帝举行祀圆丘大典礼,宣告大赦天下。

  这一日上午因为耽于祭祀,因此朝会改在了下午。下午的朝会上,殿中监宋均子便呈报了案件的结论。

  根据审案人员的核实,钱伯芳除了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贿买下属官吏等五项职官罪外,还负有监临自盗、侵吞库粮、私卖批文等十一项大罪,但是据查证,钱伯芳并没有暗行巫霍逆乱之事。

  宋均子的呈文中并指出,钱伯芳所犯之罪中,每一项都极为严重恶劣,为朝廷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及恶劣影响,因此,三名主审官一致建议。钱犯应受严惩。

  钱伯芳所贪赃款之多,所行不法之事之严重,确实够得上严惩,每一项大罪都足够他砍上一次脑袋,可是钱伯芳有一个好老婆。

  华玉公主确实对他用情至深,在得知丈夫的罪行已被坐实,事情无法挽回时,依然没有放弃努力。她将自己的所有余财全部散尽,一方面用来收买朝臣,让他们必要时为钱伯芳说好话,或者,必要时,不要落井下石说坏话;另一方面,她用重金收买了慧帝最宠信的两名宦官—内飞龙使武静忠和内常侍牛宝珍,共同在皇帝面前求情,以求保得钱伯芳一条性命。

  老奸巨猾的牛宝珍对她说:如果公主能拖半月结案,老奴必会为钱驸马邀得一命。

  华玉公主也是舍得之人,听了牛太监的主意后,二话不说,立马将自己仅剩的玉器首饰变卖,让牛宝珍打点上下。

  同时,华玉公主让人打探到宋均子事母至孝,而宋母是信佛之人,唯一的心愿是想要一顶金芙蓉冠,于是费尽心机,甚至付出了一些惨重的代价,从宰相高爽那里,要来了一顶芙蓉冠。

  之后的事情,一切都在牛宝珍掌握中。果然,他说服慧帝在选定的时间内,举行了祭祀大典,而钱伯芳案也左拖右拖,总算耽搁到了大赦之期。

  朝堂之上,虽然有很多官员主张钱犯罪行深重,不应在特赦之内,但最后,钱伯芳还是侥幸被赦,不过死罪得免,活罪难逃,慧帝对他失望加憎恨下,一道诏旨,将他全族贬谪岭南瘴厉之地,永世不得内迁。

  不管是碍于情面,还是不忍华玉公主伤心,天子总算饶了钱伯芳一条小命。

  可是,要置钱伯芳死地的,恐怕不止天子一个人,这一点,公主和钱伯芳都明白。所以他们并没有因为暂时的得赦而心中欢喜,从长安到韶州的路,还长得很。

  华玉公主决定和丈夫一同前往韶州,一路上她时刻警惕有人加害于丈夫,在赶路时钱伯芳的轿子和华玉公主的轿子一前一后,一个正着抬,一个倒着抬,这种抬法的效果是两顶轿子轿门相对,有什么事情可以一目了然。如果有时候需要乘坐马车,华玉便要求钱伯芳必须和自己同乘一辆,而且将赶车的车夫换上自己的老仆人。

  在驿馆停留时两个人坐在一起,公主始终用手抓住钱伯芳的腰带,以防出现什么不测。尽管华玉公主是当朝皇帝的亲姑姑,但沿途各州的官员却慑于朝中某些权贵的势力而不敢迎拜公主,华玉公主忍受着这种冷落。在途中,曾经有从京师来的宦官使者追赶上来宣布说皇上赐给钱伯芳一壶酒,这个时候赐酒当然不会是好酒,喝下去的后果显而易见,华玉公主怒骂中使,夺过酒壶扔到地上。

  就这样,华玉公主和失势的丈夫,在历经一个多月的提心吊胆后,来到了岭南道韶州,也即今天的广东韶关。(!)尽在中文网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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