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章 黄龙元年进士党下
杜黄裳作为黄龙元年进士科的座师。自然和众进士的关系非同凡响。而杜黄裳曾做过慧帝的老师，大宗十一年，他被命为太子诸王侍读。慧帝还是皇子的时候，杜黄裳就曾是他的老师。天子门生，成了他东山再起的资本。慧帝亲政后，在去年底，终于有机会将他召回朝堂。
按照慧帝的意思，是想启用杜黄裳为宰相，而杜黄裳品行高洁，清廉正直，为朝中文武百官仰慕，他也绝对有资格为相。
但是，由于窦刚坚持王伯明入相，天子不得不回避和他正面相争，杜黄裳的入相之途暂时夭折，慧帝无奈，只能暂时让他担任兵部尚书的闲职。
不过，很多人都已看出，天子早晚是要用杜黄裳为相的。
如果杜黄裳成为宰相，他的门生必定水涨船高，而黄龙元年进士科中。丁晋、韩泰、刘年等人皆得他赏识，依照杜黄裳历来能用人敢用人的原则，也肯定会得到重用。
在这一点上，曾经的进士科状元陶翼看得更远：杜黄裳入相，那么另外一位黄龙元年进士群体中的重要人物—襄州刺史丁晋，也必然归朝。
丁晋此人，文华风流，博学多才，许多文坛领袖都对他推崇备至，这种优势使他在天下士人心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有些清流官员甚至认为丁晋不能入朝为辅是一件大憾事。
同时，丁晋宽容博爱，儒雅风流，吐辞随和又善于交友，陶翼知道朝中很多有实力的官员都和他情谊甚厚，而且这种关系随时可以化为政治上的有力支持。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丁晋在上面那个群体中的重要地位。无疑，他和韩泰是圈子中的核心人物，但丁晋比之韩泰更有优点，那就是除了同样具有出色的人格魅力外，他还拥有强大的号召力。
陶翼之所以称这个群体为“小圈子”，而不认为它是一个已经初具雏形的政党的关键原因，就是这个群体目前还缺乏两样东西：一是凝聚力，二是自觉性。
陶翼认为韩泰等人虽然彼此相交莫逆，其中更有杜冲和程文宪那样的生死之交，但是整体的凝聚力并不是很强，甚至。圈子中，有些人还互相看不顺眼，相互明争暗斗，说到底，这个群体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袖。
领袖不可能完全化解彼此的矛盾缝隙，但是优秀的头领可以将各种心怀鬼胎的人都聚集在自己旗下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
比之凝聚力，韩泰等人更关键的是缺乏固党结盟的自觉性。事实上，他们似乎尚没有一点这方面的觉悟，在同伴遭遇政治危机时，既没有相应的号召机制，群策群力，对同伴施以保护；也没有任何斗争方面的手段，他们虽然表现出了对某些政敌的共同仇视，但还没有结合力量发起攻击的意识和决心。
陶翼认为，如果这个群体存在一名出色的领导者，那么他们的政治地位将大大提高，而李缜等人也不会在贡举案中如此不堪一击。他们没有自觉性，尚无法察觉自己等人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实力和反击力量。
陶翼决定帮助他们纠正自己的错误观念。当然，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领导者，也不准备当一名风险极大的领头者，陶翼的打算是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他对自己的定位很正确。他应该是一位出谋划策决胜千里的参谋人员，这个群体需要自己来摆正它在朝堂上的位置—它不再是目前这种松散的联合，而应该是某种形式上的政治结盟，或许，将它称为“黄龙元年进士党”更合适一些。
陶翼要想加入韩泰为首的圈子，有着天然的优势，一是他本身就是黄龙元年的进士；二是他和其中重要人物—仲隘斋保持着多年良好的友谊，两人都在翰林学士院供职，并且都是由承旨学士白居易推荐进翰林院。
因此，韩泰等人几乎是不设防地接纳了这位新成员，事实上也确实用不着防备什么，因为此时的进士党，不过是个少数几人私下笑传的名称，没有任何实质含义。
陶翼加入进来后，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他说服李缜和杜冲共同向御史大夫杜衡推荐通事舍人高崇文为殿中侍御史。通过杜衡的一番运作，高崇文顺利迁转为监察朝会纪律的侍御史；第二，他将右补阙黄楚香、左拾遗刘蜕等人拉入圈子。
拾遗、补阙，这些官职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弹劾大臣。这样，进士党群体不仅彻底控制了御史台，而且也掌握了言论。
接下来，陶翼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引导群体成员结党营私觉悟的机会。
还是在前面出场的王伯明，将这个机会带给了虎视眈眈的陶翼。
天复二年，征伐淮西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长期战争带来的疲弊逐渐显示出来，民间怨声载道，连曾经支持出兵的天子也似乎有所动摇了。王伯明认为，罢兵也即报复仇人的机会到了。
王伯明的仇人，就是河北淮南淮西光蔡等道州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督招讨兵马大元帅、同平章事武元宗。
作为大宗二年的进士。王伯明科名稍晚于武元宗，也是贤良方正科制举及第。早年时，王伯明的官声很好：补盩至县令的时候剖断狱讼明察秋毫，深得御史中丞李汶的赏识，被推荐任监察御史；在新的位置上，王伯明不畏权贵，冒着丢官的危险弹劾了有背景的污吏云阳县丞源咸季，擢升为侍御史；大宗未年，王伯明因得罪臭名昭著的京兆尹郭实被贬为三原令。在三原，他抑制豪强，政绩又是“畿邑之最”。
慧帝即位后，王伯明迁驾部员外郎，擢任工部郎中、知御史杂事，每到一处都做得有声有色；黄龙三年，王伯明任长安县令时关中饥荒，赈灾恤贫，深得民心，宰相窦刚认为他是一名很有能力的“干吏”。
此后，王伯明扶摇直上，先迁刑部侍郎，黄龙四年起又担任御史中丞的要职，在丘度死后，实际上掌握了御史台的实权。但是在黄龙七年。宰相姜公浦被藩镇刺杀后，王伯明因主张“销兵”而和坚持“出兵”的武元宗等强硬主战派发生冲突，结果导致失势，御史台的权利被杜衡架空，他本人也随即被贬为西川寻访使，出镇剑南。
虽然王伯明依靠自己精明的手段很快又邀得了窦刚的信任，重新回到长安。但是这次历时只有短短三个月的贬谪，成了王伯明人生的转折点。从此，那个刚正不阿、风骨铮铮的王伯明不见了，代之以一个逢迎权贵、努力钻营、不择手段追求权势的王伯明。
因为削藩政见的不同，王伯明和武元宗结下了矛盾。他将之归结为“私怨”，并始终念念不忘。以前他没有能力对付武元宗，现在他是宰相，权势不在对方之下，王伯明便想着要除掉这个如鲠在喉的仇人。
在延英殿会议上，慧帝向宰相们征求意见。王伯明认为，时机到了。于是，他亲自出马，以师老财竭为理由力劝皇帝放弃战争。
这时，武元宗保持了沉默，他是前日刚被一道圣旨从汴州元帅府急招回来的。他知道，对决的时刻到了。这不是沙场上的交锋，但凶险更有甚之。
武元宗很清楚，如果耗费了无数资源的伐蔡之役就这样草草收场，一定要有人承担起糜费国力的罪责。那人，只能是他。当慧帝征询武元宗的意见时，武元宗慷慨激昂地表示：“臣请自往申州督战。”
只有这一句，但这一句已经足够了。
几年来，慧帝见惯了朝堂上官僚们喋喋不休的争吵、懦弱无能的姿态和让人伤心的推诿。武元宗不避危险亲自前往前线督战的壮举让他眼前一亮，随即被深深地感动了。
这才是真正的忠臣，朝廷的栋梁。
一时间，慧帝直感觉全身热血澎湃，几乎要脱口说出：朕御驾亲征，和武相同往申州的话来。
武元宗用一句话征服了天子，重新获得了皇帝的信任。
而同时，其他几位宰相对于此事却不置可否，他们既没有附和王伯明的罢兵主张，也没有称赞武元宗的勇气。因为谁都不想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冒然出言，世事难料，和与战的罪名，说不定哪天就降临到自己头上。
对于武元宗来说，其他人的沉默已经是难得的好情况，可是对于王伯明来说，这却是天大的坏局面。更让他难堪的是，一向很支持他的窦刚也选择了沉默。
窦刚想的是什么呢？窦刚想的是王伯明的自作主张，在这件大事上，他甚至没有提前通知自己。
可是王伯明或许觉得很冤枉。因为窦刚之前是公认的“主和派”，他一直在试图用和平手段解决淮西以及其他藩镇问题。
另外一方面，王伯明尚不愿承认的是，在他的心中，确实隐隐然有一种不想事事都请示窦刚的意愿，毕竟，无论他对自己有何等提携之恩，现在自己也是宰臣一员，大家本应平起平坐。
延英殿会议，就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中结束。
第二日，慧帝又在朝会上，征询朝臣的意见。到了此时，王伯明只有死扛到底，坚持“销兵”之策，他绝不能给天子一种缺乏主见、毫无坚持的印象。
而这，更加大了他和窦刚的对立。王伯明没有搞清楚的是，窦刚虽然一直坚持和平削藩，但淮西之战，已成骑虎之势，如果现在退却，势必加大以后削藩的难度，所以窦刚并不赞成此时退兵。
王伯明最终落败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过于操切。在窦刚态度暧昧，甚至还倾向于继续作战的时候，他没有事先进行沟通就贸然在御前发言，暴露了自己明为罢兵、实为报复仇怨的真实嘴脸。
这种舍公义而挟私怨的做法，无疑让窦刚很是失望，也注定了他的失败命运。
在和、战两派官员的争辩中，陶翼觉察到了机会的来临。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能借机打倒王伯明，那么不仅可以增加进士党的凝聚力，而且也能带给群体成员们一种暗示和鼓舞：团结起来，结为盟友，就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事实上，为了倒王伯明，陶翼和进士党某些成员，早已做好了准备。虽然这些准备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但是不能否认，团体中的某些人，已经开始尝试用政治斗争的手段来打击仇敌。
在御史台经营多年的李缜，通过和杜衡的特殊关系，此前已经派人秘密收集了王伯明生活上和工作中的一些不检点行为，御史台培养的密探，最适合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而和他同仇敌忾的仲隘斋，虽然无法采取犹如李缜那样的鄙下手段，但是他也没有闲着。他不停地在知交好友中渲染着王伯明的恶劣和卑鄙，这种影响乍看似乎不起眼，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仲隘斋交游广阔，与他有旧的官员遍布朝野，这些人再一传十，十传百，无疑对王伯明的名望造成了严重打击。
同时，陶翼组织成员开始钳制言路。这一方面是通过杜衡、高崇文等人的御史台的监察百官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左补阙刘年、右补阙黄楚香、左拾遗刘蜕等人的弹劾之力。陶翼要让王伯明陷入白章纷飞的窘迫境地。
王伯明确实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他已经无暇分辨这是一场处心积虑的阴谋，抑或是百官同僚们对自己坚持的“销兵”政策的强烈反击。
此时的王伯明，将全部的精力用在修补自己和窦刚的裂痕上，他认为只要再次获得窦刚的信任，其他并不足虑。
但恰恰是他认为会保自己的窦宰相，在对他的弹劾问题上，投了坚定的一票。
窦刚认为失去人心的王伯明已经不合适再做宰相，勉强保他，并不符合整个集团的利益；同时，主要由中书舍人卢承庆筹划的“窦氏改革八略”也到了实施的关键时候，窦刚需要一位更有能力的官员协助自己来执行这些重大改革，而王伯明，显然已经不是合适的人选。
五月，天子削去王伯明中书侍郎的职务，改任工部尚书。按周制，权归侍郎，尚书虽然地位尊崇，但并没有什么治事的权利，这让百官们暗地猜测，王伯明罢相可能已成定局。
此时，初战告捷的陶翼异常兴奋，他决定再添一把火，尽早除掉王伯明。他随即和李缜、程文宪等人商议，为王伯明及他的一些党羽罗织了多项罪名，并决定由构陷高手—御史高崇文来发起最后的攻击。但是这次计划没有展开就夭折了，原因是他们的谋划受到了韩泰的阻止。
韩泰是一位正直的官员，他可以接受陶翼等人先前对王伯明的弹劾及攻击，那是因为他们指控的问题是真实存在，如果既能打击让自己的友人受到政治迫害的仇人，又能为朝廷清除奸邪，韩泰不介意保持沉默。但是现在陶翼等人明显只是为了私怨而任意构陷罪名，这是他无法同意的。
另外，对于陶翼的成见，也让韩泰不能接受他们的解释。这种反对有性格上的原因，好色重财的陶翼很难得到韩泰这样循规步矩的淳谨君子赏识，无论他做什么，韩泰总认为他居心叵测。
于是，陶翼等人的精心准备，只能半途而废，这让王伯明最终死里逃生，躲过了政治生涯中又一次大劫难，并在数年后卷土重来。
天复二年，六月，慧帝下诏，削王伯明“参知政事”衔，贬为徐州刺史；迁中书舍人卢承庆为户部左侍郎，赐“尚书衔”，并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名号预宰相事，成为接任王伯明的新任辅相。
拜相前的卢承庆没有任何政绩、没有任何挫折，也没有任何精彩情节和个人风格。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宰相窦刚的外甥。
不知情人或会愤愤然说一句：背靠大树好乘凉。但一些熟悉者绝不会这么想，虽然卢承庆能当宰相，确实有窦刚的作用，但卢承庆本身，绝对不简单。
他少年时期便才华横溢、名噪当时，是长安城有名的神童，京兆尹范疍看了他写的文章后，简直是爱不释手，逢人便说卢承庆有宰相之才，还说要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他。这个时候，他的舅舅窦刚还没有发迹，正被武澄宇党排挤，在江南道做小洲刺史。
成年后，他表现出了更优于少年时期的政治才华，但是他主要是作为舅舅窦刚的参谋人员，暗地为其出谋划策。
这也是窦刚对他的保护。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窦宰相很清楚，一个人才华出众、太过显眼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在陷阱重重的官场之上。
在窦刚的提携下，卢承庆的仕途之路可谓风平浪静，没有一点波折，他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便进入中书省参予机要，两年后被授予中书舍人的显职。
中书舍人的工作是代皇帝草拟诏旨，由中书省长官从中选出一份并稍加润饰，成为正式诏书，称为“敕”。如果皇帝想不经中书舍人之手出纳诏命，一般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宰相可以提出质疑，中书门下二省也可以拒绝执行命令。
这无疑是一份接触机要并且非常锻炼人的工作，卢承庆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五年，所以也有些官员认为，卢承庆虽然资历较浅，但并不代表他能力差，如果只以对政事的娴熟来说，或许很多年高德厚的大臣都比不上卢承庆。(！)尽在中文网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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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黄裳作为黄龙元年进士科的座师。自然和众进士的关系非同凡响。而杜黄裳曾做过慧帝的老师，大宗十一年，他被命为太子诸王侍读。慧帝还是皇子的时候，杜黄裳就曾是他的老师。天子门生，成了他东山再起的资本。慧帝亲政后，在去年底，终于有机会将他召回朝堂。
按照慧帝的意思，是想启用杜黄裳为宰相，而杜黄裳品行高洁，清廉正直，为朝中文武百官仰慕，他也绝对有资格为相。
但是，由于窦刚坚持王伯明入相，天子不得不回避和他正面相争，杜黄裳的入相之途暂时夭折，慧帝无奈，只能暂时让他担任兵部尚书的闲职。
不过，很多人都已看出，天子早晚是要用杜黄裳为相的。
如果杜黄裳成为宰相，他的门生必定水涨船高，而黄龙元年进士科中。丁晋、韩泰、刘年等人皆得他赏识，依照杜黄裳历来能用人敢用人的原则，也肯定会得到重用。
在这一点上，曾经的进士科状元陶翼看得更远：杜黄裳入相，那么另外一位黄龙元年进士群体中的重要人物—襄州刺史丁晋，也必然归朝。
丁晋此人，文华风流，博学多才，许多文坛领袖都对他推崇备至，这种优势使他在天下士人心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有些清流官员甚至认为丁晋不能入朝为辅是一件大憾事。
同时，丁晋宽容博爱，儒雅风流，吐辞随和又善于交友，陶翼知道朝中很多有实力的官员都和他情谊甚厚，而且这种关系随时可以化为政治上的有力支持。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丁晋在上面那个群体中的重要地位。无疑，他和韩泰是圈子中的核心人物，但丁晋比之韩泰更有优点，那就是除了同样具有出色的人格魅力外，他还拥有强大的号召力。
陶翼之所以称这个群体为“小圈子”，而不认为它是一个已经初具雏形的政党的关键原因，就是这个群体目前还缺乏两样东西：一是凝聚力，二是自觉性。
陶翼认为韩泰等人虽然彼此相交莫逆，其中更有杜冲和程文宪那样的生死之交，但是整体的凝聚力并不是很强，甚至。圈子中，有些人还互相看不顺眼，相互明争暗斗，说到底，这个群体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袖。
领袖不可能完全化解彼此的矛盾缝隙，但是优秀的头领可以将各种心怀鬼胎的人都聚集在自己旗下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
比之凝聚力，韩泰等人更关键的是缺乏固党结盟的自觉性。事实上，他们似乎尚没有一点这方面的觉悟，在同伴遭遇政治危机时，既没有相应的号召机制，群策群力，对同伴施以保护；也没有任何斗争方面的手段，他们虽然表现出了对某些政敌的共同仇视，但还没有结合力量发起攻击的意识和决心。
陶翼认为，如果这个群体存在一名出色的领导者，那么他们的政治地位将大大提高，而李缜等人也不会在贡举案中如此不堪一击。他们没有自觉性，尚无法察觉自己等人已经拥有了强大的实力和反击力量。
陶翼决定帮助他们纠正自己的错误观念。当然，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名优秀的领导者，也不准备当一名风险极大的领头者，陶翼的打算是成为群体中的一员。他对自己的定位很正确。他应该是一位出谋划策决胜千里的参谋人员，这个群体需要自己来摆正它在朝堂上的位置—它不再是目前这种松散的联合，而应该是某种形式上的政治结盟，或许，将它称为“黄龙元年进士党”更合适一些。
陶翼要想加入韩泰为首的圈子，有着天然的优势，一是他本身就是黄龙元年的进士；二是他和其中重要人物—仲隘斋保持着多年良好的友谊，两人都在翰林学士院供职，并且都是由承旨学士白居易推荐进翰林院。
因此，韩泰等人几乎是不设防地接纳了这位新成员，事实上也确实用不着防备什么，因为此时的进士党，不过是个少数几人私下笑传的名称，没有任何实质含义。
陶翼加入进来后，首先做了两件事，一是他说服李缜和杜冲共同向御史大夫杜衡推荐通事舍人高崇文为殿中侍御史。通过杜衡的一番运作，高崇文顺利迁转为监察朝会纪律的侍御史；第二，他将右补阙黄楚香、左拾遗刘蜕等人拉入圈子。
拾遗、补阙，这些官职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弹劾大臣。这样，进士党群体不仅彻底控制了御史台，而且也掌握了言论。
接下来，陶翼在等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引导群体成员结党营私觉悟的机会。
还是在前面出场的王伯明，将这个机会带给了虎视眈眈的陶翼。
天复二年，征伐淮西已经进入了第五个年头。长期战争带来的疲弊逐渐显示出来，民间怨声载道，连曾经支持出兵的天子也似乎有所动摇了。王伯明认为，罢兵也即报复仇人的机会到了。
王伯明的仇人，就是河北淮南淮西光蔡等道州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督招讨兵马大元帅、同平章事武元宗。
作为大宗二年的进士。王伯明科名稍晚于武元宗，也是贤良方正科制举及第。早年时，王伯明的官声很好：补盩至县令的时候剖断狱讼明察秋毫，深得御史中丞李汶的赏识，被推荐任监察御史；在新的位置上，王伯明不畏权贵，冒着丢官的危险弹劾了有背景的污吏云阳县丞源咸季，擢升为侍御史；大宗未年，王伯明因得罪臭名昭著的京兆尹郭实被贬为三原令。在三原，他抑制豪强，政绩又是“畿邑之最”。
慧帝即位后，王伯明迁驾部员外郎，擢任工部郎中、知御史杂事，每到一处都做得有声有色；黄龙三年，王伯明任长安县令时关中饥荒，赈灾恤贫，深得民心，宰相窦刚认为他是一名很有能力的“干吏”。
此后，王伯明扶摇直上，先迁刑部侍郎，黄龙四年起又担任御史中丞的要职，在丘度死后，实际上掌握了御史台的实权。但是在黄龙七年。宰相姜公浦被藩镇刺杀后，王伯明因主张“销兵”而和坚持“出兵”的武元宗等强硬主战派发生冲突，结果导致失势，御史台的权利被杜衡架空，他本人也随即被贬为西川寻访使，出镇剑南。
虽然王伯明依靠自己精明的手段很快又邀得了窦刚的信任，重新回到长安。但是这次历时只有短短三个月的贬谪，成了王伯明人生的转折点。从此，那个刚正不阿、风骨铮铮的王伯明不见了，代之以一个逢迎权贵、努力钻营、不择手段追求权势的王伯明。
因为削藩政见的不同，王伯明和武元宗结下了矛盾。他将之归结为“私怨”，并始终念念不忘。以前他没有能力对付武元宗，现在他是宰相，权势不在对方之下，王伯明便想着要除掉这个如鲠在喉的仇人。
在延英殿会议上，慧帝向宰相们征求意见。王伯明认为，时机到了。于是，他亲自出马，以师老财竭为理由力劝皇帝放弃战争。
这时，武元宗保持了沉默，他是前日刚被一道圣旨从汴州元帅府急招回来的。他知道，对决的时刻到了。这不是沙场上的交锋，但凶险更有甚之。
武元宗很清楚，如果耗费了无数资源的伐蔡之役就这样草草收场，一定要有人承担起糜费国力的罪责。那人，只能是他。当慧帝征询武元宗的意见时，武元宗慷慨激昂地表示：“臣请自往申州督战。”
只有这一句，但这一句已经足够了。
几年来，慧帝见惯了朝堂上官僚们喋喋不休的争吵、懦弱无能的姿态和让人伤心的推诿。武元宗不避危险亲自前往前线督战的壮举让他眼前一亮，随即被深深地感动了。
这才是真正的忠臣，朝廷的栋梁。
一时间，慧帝直感觉全身热血澎湃，几乎要脱口说出：朕御驾亲征，和武相同往申州的话来。
武元宗用一句话征服了天子，重新获得了皇帝的信任。
而同时，其他几位宰相对于此事却不置可否，他们既没有附和王伯明的罢兵主张，也没有称赞武元宗的勇气。因为谁都不想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冒然出言，世事难料，和与战的罪名，说不定哪天就降临到自己头上。
对于武元宗来说，其他人的沉默已经是难得的好情况，可是对于王伯明来说，这却是天大的坏局面。更让他难堪的是，一向很支持他的窦刚也选择了沉默。
窦刚想的是什么呢？窦刚想的是王伯明的自作主张，在这件大事上，他甚至没有提前通知自己。
可是王伯明或许觉得很冤枉。因为窦刚之前是公认的“主和派”，他一直在试图用和平手段解决淮西以及其他藩镇问题。
另外一方面，王伯明尚不愿承认的是，在他的心中，确实隐隐然有一种不想事事都请示窦刚的意愿，毕竟，无论他对自己有何等提携之恩，现在自己也是宰臣一员，大家本应平起平坐。
延英殿会议，就在一种特殊的气氛中结束。
第二日，慧帝又在朝会上，征询朝臣的意见。到了此时，王伯明只有死扛到底，坚持“销兵”之策，他绝不能给天子一种缺乏主见、毫无坚持的印象。
而这，更加大了他和窦刚的对立。王伯明没有搞清楚的是，窦刚虽然一直坚持和平削藩，但淮西之战，已成骑虎之势，如果现在退却，势必加大以后削藩的难度，所以窦刚并不赞成此时退兵。
王伯明最终落败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过于操切。在窦刚态度暧昧，甚至还倾向于继续作战的时候，他没有事先进行沟通就贸然在御前发言，暴露了自己明为罢兵、实为报复仇怨的真实嘴脸。
这种舍公义而挟私怨的做法，无疑让窦刚很是失望，也注定了他的失败命运。
在和、战两派官员的争辩中，陶翼觉察到了机会的来临。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能借机打倒王伯明，那么不仅可以增加进士党的凝聚力，而且也能带给群体成员们一种暗示和鼓舞：团结起来，结为盟友，就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事实上，为了倒王伯明，陶翼和进士党某些成员，早已做好了准备。虽然这些准备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但是不能否认，团体中的某些人，已经开始尝试用政治斗争的手段来打击仇敌。
在御史台经营多年的李缜，通过和杜衡的特殊关系，此前已经派人秘密收集了王伯明生活上和工作中的一些不检点行为，御史台培养的密探，最适合做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而和他同仇敌忾的仲隘斋，虽然无法采取犹如李缜那样的鄙下手段，但是他也没有闲着。他不停地在知交好友中渲染着王伯明的恶劣和卑鄙，这种影响乍看似乎不起眼，但是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仲隘斋交游广阔，与他有旧的官员遍布朝野，这些人再一传十，十传百，无疑对王伯明的名望造成了严重打击。
同时，陶翼组织成员开始钳制言路。这一方面是通过杜衡、高崇文等人的御史台的监察百官的作用；另一方面，就是通过左补阙刘年、右补阙黄楚香、左拾遗刘蜕等人的弹劾之力。陶翼要让王伯明陷入白章纷飞的窘迫境地。
王伯明确实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他已经无暇分辨这是一场处心积虑的阴谋，抑或是百官同僚们对自己坚持的“销兵”政策的强烈反击。
此时的王伯明，将全部的精力用在修补自己和窦刚的裂痕上，他认为只要再次获得窦刚的信任，其他并不足虑。
但恰恰是他认为会保自己的窦宰相，在对他的弹劾问题上，投了坚定的一票。
窦刚认为失去人心的王伯明已经不合适再做宰相，勉强保他，并不符合整个集团的利益；同时，主要由中书舍人卢承庆筹划的“窦氏改革八略”也到了实施的关键时候，窦刚需要一位更有能力的官员协助自己来执行这些重大改革，而王伯明，显然已经不是合适的人选。
五月，天子削去王伯明中书侍郎的职务，改任工部尚书。按周制，权归侍郎，尚书虽然地位尊崇，但并没有什么治事的权利，这让百官们暗地猜测，王伯明罢相可能已成定局。
此时，初战告捷的陶翼异常兴奋，他决定再添一把火，尽早除掉王伯明。他随即和李缜、程文宪等人商议，为王伯明及他的一些党羽罗织了多项罪名，并决定由构陷高手—御史高崇文来发起最后的攻击。但是这次计划没有展开就夭折了，原因是他们的谋划受到了韩泰的阻止。
韩泰是一位正直的官员，他可以接受陶翼等人先前对王伯明的弹劾及攻击，那是因为他们指控的问题是真实存在，如果既能打击让自己的友人受到政治迫害的仇人，又能为朝廷清除奸邪，韩泰不介意保持沉默。但是现在陶翼等人明显只是为了私怨而任意构陷罪名，这是他无法同意的。
另外，对于陶翼的成见，也让韩泰不能接受他们的解释。这种反对有性格上的原因，好色重财的陶翼很难得到韩泰这样循规步矩的淳谨君子赏识，无论他做什么，韩泰总认为他居心叵测。
于是，陶翼等人的精心准备，只能半途而废，这让王伯明最终死里逃生，躲过了政治生涯中又一次大劫难，并在数年后卷土重来。
天复二年，六月，慧帝下诏，削王伯明“参知政事”衔，贬为徐州刺史；迁中书舍人卢承庆为户部左侍郎，赐“尚书衔”，并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名号预宰相事，成为接任王伯明的新任辅相。
拜相前的卢承庆没有任何政绩、没有任何挫折，也没有任何精彩情节和个人风格。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是宰相窦刚的外甥。
不知情人或会愤愤然说一句：背靠大树好乘凉。但一些熟悉者绝不会这么想，虽然卢承庆能当宰相，确实有窦刚的作用，但卢承庆本身，绝对不简单。
他少年时期便才华横溢、名噪当时，是长安城有名的神童，京兆尹范疍看了他写的文章后，简直是爱不释手，逢人便说卢承庆有宰相之才，还说要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他。这个时候，他的舅舅窦刚还没有发迹，正被武澄宇党排挤，在江南道做小洲刺史。
成年后，他表现出了更优于少年时期的政治才华，但是他主要是作为舅舅窦刚的参谋人员，暗地为其出谋划策。
这也是窦刚对他的保护。拥有丰富政治经验的窦宰相很清楚，一个人才华出众、太过显眼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尤其是在陷阱重重的官场之上。
在窦刚的提携下，卢承庆的仕途之路可谓风平浪静，没有一点波折，他在二十八岁的时候便进入中书省参予机要，两年后被授予中书舍人的显职。
中书舍人的工作是代皇帝草拟诏旨，由中书省长官从中选出一份并稍加润饰，成为正式诏书，称为“敕”。如果皇帝想不经中书舍人之手出纳诏命，一般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宰相可以提出质疑，中书门下二省也可以拒绝执行命令。
这无疑是一份接触机要并且非常锻炼人的工作，卢承庆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五年，所以也有些官员认为，卢承庆虽然资历较浅，但并不代表他能力差，如果只以对政事的娴熟来说，或许很多年高德厚的大臣都比不上卢承庆。(！)尽在中文网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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