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二十九、【七大臣之卢士琼】
宜城公主惨死后。和亲政策受到严重质疑和士大夫阶层的抨击。
前面说过，周顺宗是一个优柔寡断之人，这时面对巨大压力，他立即忘记和番为国家带来的种种好处，想到的只是这个该死的政策为自己带来的麻烦和指责。
顺宗的心意开始动摇，这对于那些一直坚持和亲外交的官员是沉重的打击。
尚哲已死，卢士琼还没有威望和实力担任和亲派的领袖，他们群龙无首，这给政见不同者带来了攻击的机会。
卢士琼等人一时间陷入白章纷飞的窘迫境地，在政敌的弹劾和批评下，卢士琼首先被贬为凉州司马，其余从者也纷纷落马。
终顺宗一朝，卢士琼再没有机会回到长安，但是他不甘蛰伏，始终在寻找良机翻身。
肃宗即位后，当时的凉州刺史换成了鲜于所，他还兼安西都督的职务。安西都督掌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军事，主要责任是防御异族、保卫边疆，有时候还肩负拓展疆域的任务。
鲜于所是卢光庭的朋友当时朝中很多人和卢光庭有私谊，这个人交际能力很强，通过卢光庭的帮助。卢士琼这个贬官和鲜于所大都督搭上了关系，他给鲜于所出谋划策，成功离间了回纥和九姓部落的亲密关系，随后又使九姓部落归化天朝。
自大周立朝，中原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实力对比就发生了明显变化，像前唐那样屡战屡胜开拓万里边关的不时奇功早已见不到，而卢士琼区区一个文弱书生，仅凭口舌之利竟然能招降九姓部落，这种武功，立刻震动了整个朝堂。
肃宗急忙召回卢士琼，向他询问其中经过，卢士琼当着朝野百官的面，慨然道：对付蛮虏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关键是针对他们的需求对症下药。有的部落缺少粮食，有的部落喜爱钱财，有的部落想要人口，还有的酋长想要得到朝廷的官职，或是仰慕中原文化，这些都可以一一分化对待。能够满足的就满足他们，增强他们的向化之心，让蛮夷为我所用；不能满足或很难满足的，就挑拨他们和其他部落的关系，让别人来对付他们，直到他们向朝廷求助，或者消灭他们……
卢士琼激情澎湃地说了半天，主旨就是一个：对付这些少数民族。他主张用以柔克刚、以巧胜拙的手段来解决。
当然，柔不代表软弱，如果需要武力的时候，他也主张应该毫不犹豫地迎头痛击，哪怕付出极大的代价。
肃宗对他的想法大加赞赏，很快任命他为兵部侍郎，主持对党项人的讨伐计划。
对党项的战争只进行了三个月就结束了，大周取得了光彩的胜利；党项继续对大周天子臣服。而且，这次战争并没有耗费多少军力、物力，卢士琼以他高明的外交辅助战争手段，使党项人不得不选择屈服。
慰抚、讨擒党项“叛胡”，是卢士琼一生中最杰出的三大武功之一。
平定党项之乱后，卢士琼顿时成了炙手可热的朝中新贵，一方面，他受肃宗异常器重；另一方面，几位权高位尊的宰相也不惜折节下交，纷纷欣赏起这位后起之秀。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卢士琼通过卢光庭和鲜于所两人的引荐，成为武澄宇的座上嘉宾，因为政治理念的接近，卢士琼很快成为武澄宇竭力要栽培的对象。
在大宗四年的时候。卢士琼再次出使回纥，这一次他身负的任务是联合回纥对付吐蕃。
结果，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没达成，卢士琼却和回纥人草签了一份外贸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开放边市，大周以丝绢换取回纥的马匹。
回纥是北方“逐水草转徙”的游牧民族。前唐初年，东突厥颉利可汗败亡之后，以薛延陀、回纥为当时草原上最强大的部落。646年，回纥部落酋长击败了薛延陀的可汗，兼并其土地，领土扩展到了贺兰山阙。回纥由此渐盛，国主号可汗。
绢马贸易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在古代社会中，马匹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它既是农耕生产中的重要畜力，也是狩猎、交通、骑射，特别是战争中不可替代的工具。历代中原王朝往往将拥有数量充足的马匹看成富国强兵的重要标志。然而受地理条件所限，中原农耕地区一般缺少足够的马匹，而边疆游牧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牧养着数量可观的马匹。
自古以来，游牧民族的骑兵都异常地骁勇善战。与此同时，游牧民族缺少的是中原农耕民族所生产的粮食、布帛和金属工具等。其中，“绢”作为一种高级奢侈品尤其为少数民族的上层所青睐。“绢”是中原农耕民族所生产的丝织品的总称。受自然条件及加工技术的限制，游牧民族一般不生产丝织品。这样，其消费**只能靠长途运输或高价从中原行商手中购得。
互市贸易，似乎是各取所需，互惠互利，是一件双赢的事情。可是消息传回长安后，却举朝大哗，有人指责这种绢马贸易完全是丧权辱国，更严重点，称为“勾结异邦、侵吞国财”也不为过。原因关键是绢马互换的比例存在严重问题。
在这份协议中，卢士琼废除了过往那种参考双方通用货币比对交易物价值的计量标准，直接采用物物互换的方式，绢马互换的比例称为“马价绢”，即一匹马可以换多少绢，将这种标准固定下来，并规定每五年提高一次“马易绢”的比例。
卢士琼和和回纥人约定，第一年的“马价绢”是40匹，即一匹马可以换40匹绢。
乍看，这份草签的贸易似乎实在是不公平之极，首先，每五年要提高一次比例，并且提高幅度不能低于一个标准，完全是有利于回纥人的规定；其次，一匹马易40匹绢，按当时的马匹市场价来说，也是比较高的价格，用这个价格，大周完全可以从其他地区买到同样优秀的骏马，不一定非要便宜它回纥人；最后，也是最为人诟病的一点是，这种完全不平等的协议，卢士琼还完全不给朝廷留后路。硬是规定协议需要双方遵守二十年，二十年可以再续签。可是按照每五年一次提价来算，二十年后，大周或许需要用80匹绢才能换到一匹马，这笔生意实在亏大了。
确实，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份协议确实糟糕透顶。
但是卢士琼有自己的考虑，他在肃宗面前毫不讳言绢马贸易将会给财政造成的沉重负担，但是，如果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看，它有远超经济利益的众多好处。
一方面。绢马贸易无疑将会增进大周和回纥的友好关系。虽然，回纥未必就会因为贸易伙伴的关系而和大周联手攻击吐蕃，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吐蕃如果对大周不利，并造成战争，回纥人会很讨厌这种破坏良好贸易环境的行为。因此，这种贸易既可以实现联合回纥包围吐蕃的战略方针，又可以预防回纥和一些对大周有敌意的草原部落结盟。
再者，绢马贸易无疑将会为大周带来数量庞大的优秀骏马。这是军事方面的急需。三王之乱后，大周失去了陇西大片领土，尤其是草原，养马业走向了衰微期，由于无力供给军需马匹，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应急措施，而买游牧民族的马匹充实军用就成为惟一真正有效的措施。因此，大周即使不买回纥马，也必须买其他游牧民族的马匹。互市贸易不仅是朝廷与回纥传统友好关系的继续和发展，而且不失为相互有利的贸易。
还有，大周以往和游牧民族的马匹交易中，经常会上当受骗，史籍所载卖给大周的马“皆病弱不可用”，未免夸大其词，但也看出中原王朝想通过购买马匹来组建精锐骑兵的计划往往是不理想的，一个原因就是游牧民族并不愿意将好的马用来交易。
而卢士琼和回纥人的贸易协议规定，如果任何一方以赖充好，则另一方有权利单方面终止协议。因此，回纥如果确实无法抵抗中原丝织品对他们的诱惑的话，这方面他们应该不会做得太过分。
何况，卢士琼所制定的价格上的诱饵，也会让回纥人舍不得放弃这笔好买卖。
肃宗很赞同卢士琼的观点，以经济上的牺牲来换取边防安全和内部稳定，这是非常划算的。
大宗四年底，绢马边市开始正式运行。
但是，朝中反对的声音还是此起彼伏，有人认为：“番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将甚苦之。”。他们担心这种贸易如此长期进行，到时候朝廷可能会陷入欲罢不能的地步：如果放弃，则回纥人尝到甜头必不甘心；如果继续，则国家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马匹，徒费财力而已。
更多的人是对“价格”进行攻击，尤其是这一年底喧嚣热闹的边市进行时，因为价格上的极大优惠，除了回纥政府派出的互市团外，很多回纥人、回纥部落也私下组织人马到指定的边市交易。
为了保守信誉，大周以非常昂贵的代价，吃下了所有马匹。当时的记载是：大宗四年十一月，绢马互市，纳一马取直四十绢，回纥动以数万求售，欲帛无厌。肃宗欲悦其意，尽为市之，回纥辞归，载赐遗及马价，用车千余乘。
很显然，这种绢马贸易是不公平的，马价过高，对当时财政收人拮据的周政府来讲，成了沉重的负担。
但是，后世有些学者对互市中的马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不能简单地说回纥所出马价“比实际马价高数倍”，这是“不等价交易”或“经济掠夺行为”。
以40匹绢买一匹回纥马，其马价与当时买突厥马的价钱基本相同。直到大宗九年第一次提价到50匹绢时，才比周边市场价稍高些。并且，在讨论马价问题时应考虑到卖马者的运输路程问题。回纥马长途跋涉运往周北部边境出售，其中的耗损必大，这必然影响到马价。
而中原人到回纥产马地买马，其价格就低于周市场上的回纥马价。大周出使回纥的官员多私带缯帛到回纥市场上买马以牟取暴利就是明证。因此，周购买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马匹价格，无论中后前后皆是如此，并非回纥乘势讹诈，致使马价昂贵。
另外，买回纥马的价钱表面看来确实远高于河陇一带的马价，但回纥是长途将马送到周边境上出卖，而河陇马常常是大周政府就地收购的，实行的是“官价”，价格不可能高得起来。再者，河陇马的数量有限，如果河陇马足够朝廷使用，周政府也不会花费心思向异族购买马匹了。
此外，河陇马一旦经过长途跋涉到中原，死亡率很高，而北方游牧民族的马匹质量确实优良，并且既可以羁糜对方此消彼长之策减弱对方的军事实力，又可以在军事上增强自己的实力。基于以上考虑，大周宁可在经济上吃些亏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为什么这种似乎好处较大的绢马贸易长期以来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呢？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政策的主张者、执行者—卢士琼，受到当时占据主流地位尤其是武澄宇倒台后的官员集团的排挤和诋毁，为了丑化他，便借攻击他的施政策略来达到目的。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自肃宗后期开始，国家的财政收入本不敷出，但同时，回纥卖马数量较多，加大了周财政上的支付压力。周政府为此想在既满足政治、军事需要，而财政上又可勉强负担的矛盾中找到一个合适度，多次商议绢马互市应有定约，以免“付绢少，则彼意不充，纳马多，则此力致歉”。
这种矛盾心态在长期的互市中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突出了周财政上的拮据。绢马互市反映回纥迫切需要周绢，所以卖马数较多，而回纥卖马量超过了周财政上的支付能力。周经济主管官员出于财政的原因压低买马数量，而将领们出于军事、边防的需要又主张多买，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中，最高统治当局从全局出发，对各方面加以平衡，这就造成了贸易的一开始便有人反对有人支持。
“绢马政策”在毁誉声中，终肃宗一朝从没有间断，有些学者将此归结为肃宗的两大昏庸之事另一件事是重用奸人武澄宇，从绢马贸易开始到如今史学者的研究，对绢马政策的首倡者卢士琼也是充满了褒贬不一的争论，这段尚无定论的公案不知何时才有正解。
大宗五年，武逆案震惊朝野，卢士琼作为武澄宇政治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首先就遭到了特殊对待。在十月的时候，他被宰相窦刚抓到一件工作中的失误，毫不留情地攻击，当时，肃宗皇帝为他求了情，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在窦刚等人的坚持下，卢士琼先被贬为“司议郎”，三日后又被贬为晋城令，接到诏旨的当天就被迫匆匆地离开了长安。
包括卢士琼这个当事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平平常常的贬谪令竟然会是倒武行动的总攻号，卢士琼还没有到达晋城，就惊悉一个噩耗：武澄宇及同党上百人被肃宗皇帝下了制狱。
卢士琼到达晋城的第一天，就被晋城官员实质性的软禁起来，很显然，皇帝的圣旨已经下到了地方。
在患得患失中，卢士琼艰难地度过了半个月，这段压抑的时光，让他不时地想起当日上京赶考，在卢光庭宅中忧急地等待放榜的那种绝望心情。
一个多月后，卢士琼重新回到长安，不过这一次的境遇比上次离京时还要惨，他是被押解回来受审的。
在天牢中的卢士琼陷入忽而绝望忽而愤慨的矛盾中，此时他已经得知武澄宇等人的命运——几日前他们已经被斩首示众，事实上卢士琼的消息并不准确，武澄宇及几名首脑人物，在被抓获的头天晚上已经被秘秘密处决，这是为了防范有可能的变故。
卢士琼知道自己的结局也不会美妙多少，连鲜于所那种只是和武澄宇私人关系良好，但并非武党的人物都被灭三族，何况自己这个早已打上武氏烙印的核心分子？
但是他不甘、不平的意志不让他屈服于绝望，就算死，卢士琼也不会让自己死得窝囊死得软弱。
卢士琼向当时的办案人员宰相王博、刑部郎中李景俭提出觐见肃宗的要求，几次都被毫不客气地拒绝，直到卢士琼绝食抗议。
李景俭担心出事，因为关于卢士琼的处置一直没有下来，外面有些传言甚至说肃宗感念旧情，不忍杀卢士琼。这让李景俭有些不安，本来主审此案是为了贪点功劳，可不是想踏入火坑，如果真的让卢士琼死在牢中，皇帝怪罪下来的话，自己可是没事惹一身骚了。
因为他向王博陈说厉害，但是这个王老头很倔强，根本不买他的账，还厉声说就让他饿死好了，乱臣贼子竟敢要挟老夫，真是该死。
李景俭在王博这里碰了壁，识趣地不再试图打动这个老家伙，他通过和他交好的宫中宦官们的关系，告知肃宗一个消息：卢士琼在牢中饿了几天，就快死了，据说他有一个心愿，就是死前希望见到陛下一面。
肃宗闻言，当时没有说什么，但第二日就来到刑部大牢，看望了瘦得皮包骨头的卢士琼，也不知道卢士琼说了什么，竟然打动了铁石心肠的皇帝，即刻便令人将卢士琼接出大牢，并委御医悉心调理他的身体。
病愈后，卢士琼以“与武逆过交甚密之罪”被贬为崇贤馆学士，但是不过三个月就起复，又被肃宗任命为尚书右丞，判户、刑二部事。
大宗八年，卢士琼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主持了对吐蕃的一系列用兵。最后，吐蕃在各种内外压力下，迫于无奈，和大周签订“长庆和约”。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征讨吐蕃，卢士琼的搭档就是后来和他成为死敌的武元宗，武负责军队方面的指挥，在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下，大周取得了多次重要战役的胜利。但是在这个时候，两人产生了隙怨，主要是对于和约内容的不同意见。
关于卢、武之间的矛盾，或许可以回溯到更早以前。宜城公主死后，据说卢士琼曾被武元宗当着很多同僚的面无情嘲讽，正是因为这个典故，后世某些爱挖墙根的研究人员居然推测武元宗曾深深爱慕宜城公主。
但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这个时候的武元宗还没有资格和卢士琼叫板。
大宗九年，卢士琼荣升宰相，肃宗临终前，以“顾命大臣”再委重任。
卢士琼的性格，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种对个人恩怨过分执著的心态，这样，当他掌权后，极力报复以前攻讦排挤过自己的人，就更加落人口实，于是名声更加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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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七大臣之卢士琼】
宜城公主惨死后。和亲政策受到严重质疑和士大夫阶层的抨击。
前面说过，周顺宗是一个优柔寡断之人，这时面对巨大压力，他立即忘记和番为国家带来的种种好处，想到的只是这个该死的政策为自己带来的麻烦和指责。
顺宗的心意开始动摇，这对于那些一直坚持和亲外交的官员是沉重的打击。
尚哲已死，卢士琼还没有威望和实力担任和亲派的领袖，他们群龙无首，这给政见不同者带来了攻击的机会。
卢士琼等人一时间陷入白章纷飞的窘迫境地，在政敌的弹劾和批评下，卢士琼首先被贬为凉州司马，其余从者也纷纷落马。
终顺宗一朝，卢士琼再没有机会回到长安，但是他不甘蛰伏，始终在寻找良机翻身。
肃宗即位后，当时的凉州刺史换成了鲜于所，他还兼安西都督的职务。安西都督掌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军事，主要责任是防御异族、保卫边疆，有时候还肩负拓展疆域的任务。
鲜于所是卢光庭的朋友当时朝中很多人和卢光庭有私谊，这个人交际能力很强，通过卢光庭的帮助。卢士琼这个贬官和鲜于所大都督搭上了关系，他给鲜于所出谋划策，成功离间了回纥和九姓部落的亲密关系，随后又使九姓部落归化天朝。
自大周立朝，中原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实力对比就发生了明显变化，像前唐那样屡战屡胜开拓万里边关的不时奇功早已见不到，而卢士琼区区一个文弱书生，仅凭口舌之利竟然能招降九姓部落，这种武功，立刻震动了整个朝堂。
肃宗急忙召回卢士琼，向他询问其中经过，卢士琼当着朝野百官的面，慨然道：对付蛮虏说难也难，说易也易，关键是针对他们的需求对症下药。有的部落缺少粮食，有的部落喜爱钱财，有的部落想要人口，还有的酋长想要得到朝廷的官职，或是仰慕中原文化，这些都可以一一分化对待。能够满足的就满足他们，增强他们的向化之心，让蛮夷为我所用；不能满足或很难满足的，就挑拨他们和其他部落的关系，让别人来对付他们，直到他们向朝廷求助，或者消灭他们……
卢士琼激情澎湃地说了半天，主旨就是一个：对付这些少数民族。他主张用以柔克刚、以巧胜拙的手段来解决。
当然，柔不代表软弱，如果需要武力的时候，他也主张应该毫不犹豫地迎头痛击，哪怕付出极大的代价。
肃宗对他的想法大加赞赏，很快任命他为兵部侍郎，主持对党项人的讨伐计划。
对党项的战争只进行了三个月就结束了，大周取得了光彩的胜利；党项继续对大周天子臣服。而且，这次战争并没有耗费多少军力、物力，卢士琼以他高明的外交辅助战争手段，使党项人不得不选择屈服。
慰抚、讨擒党项“叛胡”，是卢士琼一生中最杰出的三大武功之一。
平定党项之乱后，卢士琼顿时成了炙手可热的朝中新贵，一方面，他受肃宗异常器重；另一方面，几位权高位尊的宰相也不惜折节下交，纷纷欣赏起这位后起之秀。
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候，卢士琼通过卢光庭和鲜于所两人的引荐，成为武澄宇的座上嘉宾，因为政治理念的接近，卢士琼很快成为武澄宇竭力要栽培的对象。
在大宗四年的时候。卢士琼再次出使回纥，这一次他身负的任务是联合回纥对付吐蕃。
结果，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没达成，卢士琼却和回纥人草签了一份外贸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开放边市，大周以丝绢换取回纥的马匹。
回纥是北方“逐水草转徙”的游牧民族。前唐初年，东突厥颉利可汗败亡之后，以薛延陀、回纥为当时草原上最强大的部落。646年，回纥部落酋长击败了薛延陀的可汗，兼并其土地，领土扩展到了贺兰山阙。回纥由此渐盛，国主号可汗。
绢马贸易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在古代社会中，马匹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它既是农耕生产中的重要畜力，也是狩猎、交通、骑射，特别是战争中不可替代的工具。历代中原王朝往往将拥有数量充足的马匹看成富国强兵的重要标志。然而受地理条件所限，中原农耕地区一般缺少足够的马匹，而边疆游牧地区则以畜牧业为主，牧养着数量可观的马匹。
自古以来，游牧民族的骑兵都异常地骁勇善战。与此同时，游牧民族缺少的是中原农耕民族所生产的粮食、布帛和金属工具等。其中，“绢”作为一种高级奢侈品尤其为少数民族的上层所青睐。“绢”是中原农耕民族所生产的丝织品的总称。受自然条件及加工技术的限制，游牧民族一般不生产丝织品。这样，其消费**只能靠长途运输或高价从中原行商手中购得。
互市贸易，似乎是各取所需，互惠互利，是一件双赢的事情。可是消息传回长安后，却举朝大哗，有人指责这种绢马贸易完全是丧权辱国，更严重点，称为“勾结异邦、侵吞国财”也不为过。原因关键是绢马互换的比例存在严重问题。
在这份协议中，卢士琼废除了过往那种参考双方通用货币比对交易物价值的计量标准，直接采用物物互换的方式，绢马互换的比例称为“马价绢”，即一匹马可以换多少绢，将这种标准固定下来，并规定每五年提高一次“马易绢”的比例。
卢士琼和和回纥人约定，第一年的“马价绢”是40匹，即一匹马可以换40匹绢。
乍看，这份草签的贸易似乎实在是不公平之极，首先，每五年要提高一次比例，并且提高幅度不能低于一个标准，完全是有利于回纥人的规定；其次，一匹马易40匹绢，按当时的马匹市场价来说，也是比较高的价格，用这个价格，大周完全可以从其他地区买到同样优秀的骏马，不一定非要便宜它回纥人；最后，也是最为人诟病的一点是，这种完全不平等的协议，卢士琼还完全不给朝廷留后路。硬是规定协议需要双方遵守二十年，二十年可以再续签。可是按照每五年一次提价来算，二十年后，大周或许需要用80匹绢才能换到一匹马，这笔生意实在亏大了。
确实，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份协议确实糟糕透顶。
但是卢士琼有自己的考虑，他在肃宗面前毫不讳言绢马贸易将会给财政造成的沉重负担，但是，如果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看，它有远超经济利益的众多好处。
一方面。绢马贸易无疑将会增进大周和回纥的友好关系。虽然，回纥未必就会因为贸易伙伴的关系而和大周联手攻击吐蕃，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吐蕃如果对大周不利，并造成战争，回纥人会很讨厌这种破坏良好贸易环境的行为。因此，这种贸易既可以实现联合回纥包围吐蕃的战略方针，又可以预防回纥和一些对大周有敌意的草原部落结盟。
再者，绢马贸易无疑将会为大周带来数量庞大的优秀骏马。这是军事方面的急需。三王之乱后，大周失去了陇西大片领土，尤其是草原，养马业走向了衰微期，由于无力供给军需马匹，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应急措施，而买游牧民族的马匹充实军用就成为惟一真正有效的措施。因此，大周即使不买回纥马，也必须买其他游牧民族的马匹。互市贸易不仅是朝廷与回纥传统友好关系的继续和发展，而且不失为相互有利的贸易。
还有，大周以往和游牧民族的马匹交易中，经常会上当受骗，史籍所载卖给大周的马“皆病弱不可用”，未免夸大其词，但也看出中原王朝想通过购买马匹来组建精锐骑兵的计划往往是不理想的，一个原因就是游牧民族并不愿意将好的马用来交易。
而卢士琼和回纥人的贸易协议规定，如果任何一方以赖充好，则另一方有权利单方面终止协议。因此，回纥如果确实无法抵抗中原丝织品对他们的诱惑的话，这方面他们应该不会做得太过分。
何况，卢士琼所制定的价格上的诱饵，也会让回纥人舍不得放弃这笔好买卖。
肃宗很赞同卢士琼的观点，以经济上的牺牲来换取边防安全和内部稳定，这是非常划算的。
大宗四年底，绢马边市开始正式运行。
但是，朝中反对的声音还是此起彼伏，有人认为：“番得帛无厌，我得马无用，朝廷将甚苦之。”。他们担心这种贸易如此长期进行，到时候朝廷可能会陷入欲罢不能的地步：如果放弃，则回纥人尝到甜头必不甘心；如果继续，则国家根本不需要那么多马匹，徒费财力而已。
更多的人是对“价格”进行攻击，尤其是这一年底喧嚣热闹的边市进行时，因为价格上的极大优惠，除了回纥政府派出的互市团外，很多回纥人、回纥部落也私下组织人马到指定的边市交易。
为了保守信誉，大周以非常昂贵的代价，吃下了所有马匹。当时的记载是：大宗四年十一月，绢马互市，纳一马取直四十绢，回纥动以数万求售，欲帛无厌。肃宗欲悦其意，尽为市之，回纥辞归，载赐遗及马价，用车千余乘。
很显然，这种绢马贸易是不公平的，马价过高，对当时财政收人拮据的周政府来讲，成了沉重的负担。
但是，后世有些学者对互市中的马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不能简单地说回纥所出马价“比实际马价高数倍”，这是“不等价交易”或“经济掠夺行为”。
以40匹绢买一匹回纥马，其马价与当时买突厥马的价钱基本相同。直到大宗九年第一次提价到50匹绢时，才比周边市场价稍高些。并且，在讨论马价问题时应考虑到卖马者的运输路程问题。回纥马长途跋涉运往周北部边境出售，其中的耗损必大，这必然影响到马价。
而中原人到回纥产马地买马，其价格就低于周市场上的回纥马价。大周出使回纥的官员多私带缯帛到回纥市场上买马以牟取暴利就是明证。因此，周购买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马匹价格，无论中后前后皆是如此，并非回纥乘势讹诈，致使马价昂贵。
另外，买回纥马的价钱表面看来确实远高于河陇一带的马价，但回纥是长途将马送到周边境上出卖，而河陇马常常是大周政府就地收购的，实行的是“官价”，价格不可能高得起来。再者，河陇马的数量有限，如果河陇马足够朝廷使用，周政府也不会花费心思向异族购买马匹了。
此外，河陇马一旦经过长途跋涉到中原，死亡率很高，而北方游牧民族的马匹质量确实优良，并且既可以羁糜对方此消彼长之策减弱对方的军事实力，又可以在军事上增强自己的实力。基于以上考虑，大周宁可在经济上吃些亏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为什么这种似乎好处较大的绢马贸易长期以来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呢？
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政策的主张者、执行者—卢士琼，受到当时占据主流地位尤其是武澄宇倒台后的官员集团的排挤和诋毁，为了丑化他，便借攻击他的施政策略来达到目的。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自肃宗后期开始，国家的财政收入本不敷出，但同时，回纥卖马数量较多，加大了周财政上的支付压力。周政府为此想在既满足政治、军事需要，而财政上又可勉强负担的矛盾中找到一个合适度，多次商议绢马互市应有定约，以免“付绢少，则彼意不充，纳马多，则此力致歉”。
这种矛盾心态在长期的互市中没能得到很好的解决，突出了周财政上的拮据。绢马互市反映回纥迫切需要周绢，所以卖马数较多，而回纥卖马量超过了周财政上的支付能力。周经济主管官员出于财政的原因压低买马数量，而将领们出于军事、边防的需要又主张多买，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中，最高统治当局从全局出发，对各方面加以平衡，这就造成了贸易的一开始便有人反对有人支持。
“绢马政策”在毁誉声中，终肃宗一朝从没有间断，有些学者将此归结为肃宗的两大昏庸之事另一件事是重用奸人武澄宇，从绢马贸易开始到如今史学者的研究，对绢马政策的首倡者卢士琼也是充满了褒贬不一的争论，这段尚无定论的公案不知何时才有正解。
大宗五年，武逆案震惊朝野，卢士琼作为武澄宇政治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首先就遭到了特殊对待。在十月的时候，他被宰相窦刚抓到一件工作中的失误，毫不留情地攻击，当时，肃宗皇帝为他求了情，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在窦刚等人的坚持下，卢士琼先被贬为“司议郎”，三日后又被贬为晋城令，接到诏旨的当天就被迫匆匆地离开了长安。
包括卢士琼这个当事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平平常常的贬谪令竟然会是倒武行动的总攻号，卢士琼还没有到达晋城，就惊悉一个噩耗：武澄宇及同党上百人被肃宗皇帝下了制狱。
卢士琼到达晋城的第一天，就被晋城官员实质性的软禁起来，很显然，皇帝的圣旨已经下到了地方。
在患得患失中，卢士琼艰难地度过了半个月，这段压抑的时光，让他不时地想起当日上京赶考，在卢光庭宅中忧急地等待放榜的那种绝望心情。
一个多月后，卢士琼重新回到长安，不过这一次的境遇比上次离京时还要惨，他是被押解回来受审的。
在天牢中的卢士琼陷入忽而绝望忽而愤慨的矛盾中，此时他已经得知武澄宇等人的命运——几日前他们已经被斩首示众，事实上卢士琼的消息并不准确，武澄宇及几名首脑人物，在被抓获的头天晚上已经被秘秘密处决，这是为了防范有可能的变故。
卢士琼知道自己的结局也不会美妙多少，连鲜于所那种只是和武澄宇私人关系良好，但并非武党的人物都被灭三族，何况自己这个早已打上武氏烙印的核心分子？
但是他不甘、不平的意志不让他屈服于绝望，就算死，卢士琼也不会让自己死得窝囊死得软弱。
卢士琼向当时的办案人员宰相王博、刑部郎中李景俭提出觐见肃宗的要求，几次都被毫不客气地拒绝，直到卢士琼绝食抗议。
李景俭担心出事，因为关于卢士琼的处置一直没有下来，外面有些传言甚至说肃宗感念旧情，不忍杀卢士琼。这让李景俭有些不安，本来主审此案是为了贪点功劳，可不是想踏入火坑，如果真的让卢士琼死在牢中，皇帝怪罪下来的话，自己可是没事惹一身骚了。
因为他向王博陈说厉害，但是这个王老头很倔强，根本不买他的账，还厉声说就让他饿死好了，乱臣贼子竟敢要挟老夫，真是该死。
李景俭在王博这里碰了壁，识趣地不再试图打动这个老家伙，他通过和他交好的宫中宦官们的关系，告知肃宗一个消息：卢士琼在牢中饿了几天，就快死了，据说他有一个心愿，就是死前希望见到陛下一面。
肃宗闻言，当时没有说什么，但第二日就来到刑部大牢，看望了瘦得皮包骨头的卢士琼，也不知道卢士琼说了什么，竟然打动了铁石心肠的皇帝，即刻便令人将卢士琼接出大牢，并委御医悉心调理他的身体。
病愈后，卢士琼以“与武逆过交甚密之罪”被贬为崇贤馆学士，但是不过三个月就起复，又被肃宗任命为尚书右丞，判户、刑二部事。
大宗八年，卢士琼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主持了对吐蕃的一系列用兵。最后，吐蕃在各种内外压力下，迫于无奈，和大周签订“长庆和约”。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征讨吐蕃，卢士琼的搭档就是后来和他成为死敌的武元宗，武负责军队方面的指挥，在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下，大周取得了多次重要战役的胜利。但是在这个时候，两人产生了隙怨，主要是对于和约内容的不同意见。
关于卢、武之间的矛盾，或许可以回溯到更早以前。宜城公主死后，据说卢士琼曾被武元宗当着很多同僚的面无情嘲讽，正是因为这个典故，后世某些爱挖墙根的研究人员居然推测武元宗曾深深爱慕宜城公主。
但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这个时候的武元宗还没有资格和卢士琼叫板。
大宗九年，卢士琼荣升宰相，肃宗临终前，以“顾命大臣”再委重任。
卢士琼的性格，非常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有一种对个人恩怨过分执著的心态，这样，当他掌权后，极力报复以前攻讦排挤过自己的人，就更加落人口实，于是名声更加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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