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不错，看起来金宝你的确是努力了啊，不光是中国的艺术家知道不少，连德国的艺术家你也熟悉啊。”
张天元非常高兴地点了点头，对自己徒弟的优异表现十分满意。
“原来这个丢勒居然是这么厉害的人物啊，我还真不知道。”
李云璐摇了摇头，虽然承认自己不知道丢勒这个人，不过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惭愧的意思。
毕竟她的心思也不在这里，倒是可以理解。
“对了师父，您说这幅画是丢勒的作品，它到底是什么啊？”
刘金宝又问了一句。
“说起这幅作品，就不得不提到一只印度的犀牛！
1515年1月初，一只来自印度的犀牛踏上了120天的海上旅途。
这是一次艰难的航行，为了节省空间，犀牛的口粮从草料变为了大米;
船队也只在三地做了逗留——莫桑比克、圣赫勒拿岛和亚速尔群岛，其中第二者，在三百多年后成为了囚禁拿破仑至他生命最后一刻的监狱。
但终于，历经了千难万险后，5月20日，这只犀牛还是到达了它的目的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在那里，这只异域动物激起了欧洲人的强烈好奇，大批民众慕名前来观赏，想一睹这只东方巨兽究竟是何种模样。
而在有文化的欧洲人看来，这只犀牛还身携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古罗马作家普林尼的《自然史》，也曾提到过犀牛这种动物，它们曾经是古罗马圆形剧场中的明星，但在其后逾千年的时间里，它们又在欧洲销声匿迹。
再次与犀牛相逢，对于身处文艺复兴热潮之中、提倡恢复古典文化传统的欧洲人而言，仿佛天降的幸事，他们将这只犀牛视作了古典文化切实可靠的重要证据。
而这幅画，其实就是一张以这只犀牛为题材的版画，它是由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根据一张素描绘制的。”
张天元笑着说道。
他仔细鉴赏着这幅版画。
版画中，巨兽的头顶上写有“RHINOCERVS”(犀牛)的字样，再其上的“1515”字样是画家绘制这幅作品的年份，而“RHINOCERVS”之下的“AD”字样则是画家名字的缩写。
犀牛被紧紧“束缚”在长方形的边框中，画面右侧是它抵住边框的角，而它的尾巴甚至有一部分已经“超出”了左侧的画幅。
无论怎么看，它都是一只真正意义上的雄壮犀牛。
“你们知道吗，丢勒在绘制这只犀牛的时候，并没有见过这只犀牛的真身。”
张天元笑着看向两个徒弟说道。
“为什么啊？”
李云璐显然对于这种事情，总是有着非常积极的兴趣。
张天元叹了口气道：“因为这只可怜的动物在1516年初一次从葡萄牙驶向意大利的航途中，就丧生于海难了——
运载它的轮船在离开拉斯帕恰港口后遭遇了风暴，船上人员全部遇难;犀牛本是游泳健将，但它被锁链拴在了甲板上，最终也没能逃过一劫。
但这场悲剧并没有阻碍丢勒创作犀牛版画的热情，因为在犀牛在世时，它已然家喻户晓，关于它的诗歌、故事、素描，已遍布欧洲，其中就包括流传到丢勒手中的那一幅。
虽然我们现在无从得知流传到丢勒手中的素描是什么样子，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只犀牛乘上了画家们的想象翅膀，他们层累叠加地完成了对犀牛形象的‘创作’。
乍看起来，谁都会认同这是一只犀牛无疑;而且准确地说，它是一只独角犀，有着壮硕的身躯、粗糙的皮肤以及细长的尾巴。
但定睛细瞧，很多人也能发现这只犀牛有违现实的地方：
它的身上遍布鳞片和螺旋纹样，显得有些浮夸;
皮肤与其说满是褶皱，不如说满是盔甲;
嘴部和尾巴上长有的须毛、背脊上长有的角，都不知道是画家从哪里得到的灵感。
相得益彰的是，边框上方的文字，也这样描述画面中的犀牛：其肤色类似斑点乌龟，通体覆盖着厚鳞片，体量如大象，但腿更短，刀枪不入……传说它行动敏捷，活泼而狡猾。
而又得益于丢勒所居的纽伦堡当时就是一座巨大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首批活字印刷店铺与印刷商的根据地，丢勒本人又早早看准了刚刚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印刷图书的市场，他此刻已是小有名气的版画出版者。
所以这幅《犀牛》版画一炮而红，仅丢勒在世时就售出了四千至五千张，不仅满足了当时欧洲人对异域动物的想象，还让丢勒自己着实赚了一笔。
甚至于，即便其后的人们已经不再对犀牛感到惊奇，对犀牛更为准确的描绘也陆续出现，但丢勒的这幅《犀牛》仍然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位置。
直到最近一百年，这幅《犀牛》版画仍然频频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从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的雕像《穿蕾丝的犀牛》，到中国著名戏剧导演孟京辉的代表作《恋爱的犀牛》的海报。
不同于已经从中世纪的阴影中开始走出的意大利，在丢勒所处的年代，名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德国却是文化颓靡。
而曾两次游历意大利，结识了乔瓦尼·贝利尼和拉斐尔的丢勒，就成为了将先进文化带至德国的重要人物。
他和达·芬奇一样研究科学，在几何学和人体解剖学等方面都曾著有专著，这对他的现实主义绘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帮助。
他热衷于端详面庞、绘制肖像，尤以自画像彪炳史册，他一生中创作过的近十幅自画像，大多细致而严整，涉及速写、素描、版画和油画等手法，他因此荣获“自画像之父”的美称。
当然，丢勒更著名的成就在于他的版画，他不到30岁就完成的经典木刻版画《启示录》，通过描绘最后审判的场景，反映了德国正深处的战争、饥饿与瘟疫;
此后他还曾为马丁·路德的宣传册绘制过版画插图，以支持后者的宗教革新运动。
虽然作为金匠的儿子，丢勒还多少残留有神秘主义的传统思想，但这并不妨碍他被后世赞颂为“德国的达·芬奇”“北部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并标志着那道正从意大利升起的新时代之光，已向北照亮了欧洲中部。
张天元非常高兴地点了点头，对自己徒弟的优异表现十分满意。
“原来这个丢勒居然是这么厉害的人物啊，我还真不知道。”
李云璐摇了摇头，虽然承认自己不知道丢勒这个人，不过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惭愧的意思。
毕竟她的心思也不在这里，倒是可以理解。
“对了师父，您说这幅画是丢勒的作品，它到底是什么啊？”
刘金宝又问了一句。
“说起这幅作品，就不得不提到一只印度的犀牛！
1515年1月初，一只来自印度的犀牛踏上了120天的海上旅途。
这是一次艰难的航行，为了节省空间，犀牛的口粮从草料变为了大米;
船队也只在三地做了逗留——莫桑比克、圣赫勒拿岛和亚速尔群岛，其中第二者，在三百多年后成为了囚禁拿破仑至他生命最后一刻的监狱。
但终于，历经了千难万险后，5月20日，这只犀牛还是到达了它的目的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
在那里，这只异域动物激起了欧洲人的强烈好奇，大批民众慕名前来观赏，想一睹这只东方巨兽究竟是何种模样。
而在有文化的欧洲人看来，这只犀牛还身携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古罗马作家普林尼的《自然史》，也曾提到过犀牛这种动物，它们曾经是古罗马圆形剧场中的明星，但在其后逾千年的时间里，它们又在欧洲销声匿迹。
再次与犀牛相逢，对于身处文艺复兴热潮之中、提倡恢复古典文化传统的欧洲人而言，仿佛天降的幸事，他们将这只犀牛视作了古典文化切实可靠的重要证据。
而这幅画，其实就是一张以这只犀牛为题材的版画，它是由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根据一张素描绘制的。”
张天元笑着说道。
他仔细鉴赏着这幅版画。
版画中，巨兽的头顶上写有“RHINOCERVS”(犀牛)的字样，再其上的“1515”字样是画家绘制这幅作品的年份，而“RHINOCERVS”之下的“AD”字样则是画家名字的缩写。
犀牛被紧紧“束缚”在长方形的边框中，画面右侧是它抵住边框的角，而它的尾巴甚至有一部分已经“超出”了左侧的画幅。
无论怎么看，它都是一只真正意义上的雄壮犀牛。
“你们知道吗，丢勒在绘制这只犀牛的时候，并没有见过这只犀牛的真身。”
张天元笑着看向两个徒弟说道。
“为什么啊？”
李云璐显然对于这种事情，总是有着非常积极的兴趣。
张天元叹了口气道：“因为这只可怜的动物在1516年初一次从葡萄牙驶向意大利的航途中，就丧生于海难了——
运载它的轮船在离开拉斯帕恰港口后遭遇了风暴，船上人员全部遇难;犀牛本是游泳健将，但它被锁链拴在了甲板上，最终也没能逃过一劫。
但这场悲剧并没有阻碍丢勒创作犀牛版画的热情，因为在犀牛在世时，它已然家喻户晓，关于它的诗歌、故事、素描，已遍布欧洲，其中就包括流传到丢勒手中的那一幅。
虽然我们现在无从得知流传到丢勒手中的素描是什么样子，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只犀牛乘上了画家们的想象翅膀，他们层累叠加地完成了对犀牛形象的‘创作’。
乍看起来，谁都会认同这是一只犀牛无疑;而且准确地说，它是一只独角犀，有着壮硕的身躯、粗糙的皮肤以及细长的尾巴。
但定睛细瞧，很多人也能发现这只犀牛有违现实的地方：
它的身上遍布鳞片和螺旋纹样，显得有些浮夸;
皮肤与其说满是褶皱，不如说满是盔甲;
嘴部和尾巴上长有的须毛、背脊上长有的角，都不知道是画家从哪里得到的灵感。
相得益彰的是，边框上方的文字，也这样描述画面中的犀牛：其肤色类似斑点乌龟，通体覆盖着厚鳞片，体量如大象，但腿更短，刀枪不入……传说它行动敏捷，活泼而狡猾。
而又得益于丢勒所居的纽伦堡当时就是一座巨大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首批活字印刷店铺与印刷商的根据地，丢勒本人又早早看准了刚刚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印刷图书的市场，他此刻已是小有名气的版画出版者。
所以这幅《犀牛》版画一炮而红，仅丢勒在世时就售出了四千至五千张，不仅满足了当时欧洲人对异域动物的想象，还让丢勒自己着实赚了一笔。
甚至于，即便其后的人们已经不再对犀牛感到惊奇，对犀牛更为准确的描绘也陆续出现，但丢勒的这幅《犀牛》仍然在人们心中占据着不可取代的位置。
直到最近一百年，这幅《犀牛》版画仍然频频以新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从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达利的雕像《穿蕾丝的犀牛》，到中国著名戏剧导演孟京辉的代表作《恋爱的犀牛》的海报。
不同于已经从中世纪的阴影中开始走出的意大利，在丢勒所处的年代，名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德国却是文化颓靡。
而曾两次游历意大利，结识了乔瓦尼·贝利尼和拉斐尔的丢勒，就成为了将先进文化带至德国的重要人物。
他和达·芬奇一样研究科学，在几何学和人体解剖学等方面都曾著有专著，这对他的现实主义绘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帮助。
他热衷于端详面庞、绘制肖像，尤以自画像彪炳史册，他一生中创作过的近十幅自画像，大多细致而严整，涉及速写、素描、版画和油画等手法，他因此荣获“自画像之父”的美称。
当然，丢勒更著名的成就在于他的版画，他不到30岁就完成的经典木刻版画《启示录》，通过描绘最后审判的场景，反映了德国正深处的战争、饥饿与瘟疫;
此后他还曾为马丁·路德的宣传册绘制过版画插图，以支持后者的宗教革新运动。
虽然作为金匠的儿子，丢勒还多少残留有神秘主义的传统思想，但这并不妨碍他被后世赞颂为“德国的达·芬奇”“北部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并标志着那道正从意大利升起的新时代之光，已向北照亮了欧洲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