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程苦笑了一下，接着就感叹道：“如果大清在天启二年后局势没有大坏该多好，或许现在我大清已经入关数次，让他明廷哀鸿遍野了！他明国哪里会有如今之盛况！真正是天道逆转啊，早就该进入暮气之时的大明竟又泛发了生机，这一切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皆因明廷摒弃了儒学治国之法！”
“王爷，非奴才妄言，如今这明国能够摆脱将惰吏贪的局面，皆在于他们的皇帝一不循祖制，二不崇道德，三不惧人言；甚至还反其道而行之，动辄改制不说，选官只重其能，任由人言而不屑，还放任大肆攻讦圣人之言流传。”
“结果，也正因为此，这明国还真的就吏不敢贪，将不敢懒了；更重要的是，奴才通过他们自己官办的报刊阅览发现，这明国如今是举国上下，都在积极革新，还提倡什么实事求是，而不迂腐拘泥。各类杂学，如算数这些竟又列入了科举之中。”
清廷国史院大学士，同时也是满洲贵族里汉化比较彻底的瓜尔佳·刚林，此时也因为在得知明国不肯谈和后，而对辅政王济尔哈朗说起了明国为何突然摆脱暮气的原因来。
同样已接触不少汉文化的济尔哈朗听后也颔首道：“如果汉人们不再以儒学为尊。我们这些少数族裔要想入主中原，使天下汉人为我满洲统御，就没有任何希望了。”
“王爷说的是，如果汉人不信儒学，就无法造其呆气，无法使其愚昧迂腐，乃至使其麻木懦弱。我们愿意信儒学，不也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好的利用儒学来拉拢汉人士大夫，进而占据整个汉家天下嘛！”
“可现在，人家汉人自己都不再独尊儒学，我们又何必再推崇呢，不如也趁此机会改革，推崇实学，提高工匠地位，专研技艺。”
刚林这时建言道。
济尔哈朗听后没有直接回应刚林的建言，而是问道：“你说这明国会不会在将来换了一任或几任皇帝后，还是会重拾儒学之至尊地位，以儒学，尤其是理学为官学，继续贬抑百家？”
刚林听后想了想：“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明国改科举之制还没多久，遗老遗少还是有不少的，所谓提倡汉人至上之言也没几年，不排除将来，汉人启蒙依旧会重《三字经》，读书依旧只推四书五经与程朱之学，治国仍旧循周礼与祖制。”
“但现在不确定的是，我大清能不能等到那一刻，毕竟以明国现在的实力，要想灭我大清，已不是什么艰难的事。”
“那就请降！”
“我们主动去国号，不再称帝，愿继续归附明廷，只求如以前一样留一建州指挥使司，我大清皇帝愿从此以建州指挥使司指挥使之职，为大明世镇建州！且愿意听从大明皇帝调度，为大明皇帝征战。”
济尔哈朗这时说道。
刚林听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问道：“王爷的意思是，继续像以前，我建州女真愿意被明国羁縻，然后直到等明国儒教复兴后，再图夺取汉家山河的事？”
济尔哈朗点首：“也只能如此。至于将来能不能有机会，再现我大清，使我大清八旗能为天下汉人之主，还得看将来的时机。”
刚林则也有些期待地道：“无论如何，这是个布局长远的上上之策。到底是王爷英明！奴才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试试。”
接着，刚林又道：“既如此，我们也当尽量防止明国崇儒重理的程朱门人被明国彻底剪灭，进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应该想办法派人渗透到明国去，通过钱财等利收买乃至扶持这些程朱理学之人，让他们坚持自己的学问，以待将来乾坤易主，就重振理学，重振理学就是重振我大清为天下一统之王朝的希望！”
济尔哈朗道：“理当这样！你负责此事。当年太祖劫掠明国后所积财帛还有不少，到时候就拿这些钱，作为你收买与扶持程朱理学门人的钱。”
“喳！”
在多尔衮为摄政王时期，后金就改了国号为清，且名义上的满洲君主也不再称汗，而是称皇帝，连努尔哈赤也被尊为了太祖。
如今济尔哈朗根据现实情况，为韬光养晦，则不得不在与刚林商量后，替满清小皇帝做决定，而要主动去国号，请降于大明，且希望大明能让他们继续做建州卫指挥使司的官员，而被羁縻统治。
儒学发展到程朱理学出现且成为显学乃至官学后，就给了野蛮政权征服文明政权更大的可能性。
因为在工业化出现之前，野蛮政权和文明政权的军事差距不是很大。
而偏偏程朱理学又是一种重内而轻外的学问，一旦成为统治国家的基本思想纲领，就会让一个文明政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更加先进的技术形成军事上的优势，反而会自废武功，压制自己的军事实力。
《诸界第一因》
从而使一个虽然野蛮但初期因为统治机构简单且吸纳能力强的政权可以实现以小灭大的奇效。
所以，张贵其实担心在大明科举成功改制，理学不再成为官学后，大明的遗老遗少们还会想当封建地主只奴役汉人乃至只勾结外夷奴役汉人，哪怕自己汉家民族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强势民族也要这样做的贼心不死，而又借着修德教育的机会崇儒崇理，把这些已经陈旧得源于上千年前的文化又重拾起来，说成是天下之大道。
为此，张贵特地把自己这个担心告知给了天启。
天启也有此担心。
作为因为推崇实学、发展科技、坚持变法改制而让亲眼看见自己统治下的大明由衰转盛，尤其是在天启二年前后表现出截然不同两种国运的天启也不想让理学卷土重来，便借着需要重组东宫属僚的机会，让张贵统管东宫出阁读书事，且要求东宫讲读官之任免需皆由张贵亲自票拟。
这无疑意味着天启把教育太子的大权交给了张贵，且让张贵负责起了太子的教育。
毕竟对于大明这样一个君主制国家，理学会不会卷土重来，根本上还是看后面的帝王让不让其有机会卷土重来。
所以教育好太子很重要。
张贵也不敢怠慢，借此机会，也亲自为太子选择了自己认为靠谱的讲读官，还亲自负责起了太子的教育。
翰林词臣蒋德璟、范景文、倪元路、揭暄、傅鼎铨这几名有西林书院背景的新晋官员被张贵选为了新的东宫讲读官，而张贵也会亲自为太子教学。
不过，饶是张贵选的几名东宫属官有西林书院背景，推崇实学，但因为传统史料本就有重仁重德的缘故，再加上文人内心也主观性地好感礼待文人的君王。
所以，这一天，当东宫属官范景文在讲到宋朝历代帝王谁最当有后世君王借鉴处时，范景文还是提出了宋仁宗。
张贵听当即驳斥道：“范公是要殿下将来学宋仁宗只知媾和与增币吗？
“皆因明廷摒弃了儒学治国之法！”
“王爷，非奴才妄言，如今这明国能够摆脱将惰吏贪的局面，皆在于他们的皇帝一不循祖制，二不崇道德，三不惧人言；甚至还反其道而行之，动辄改制不说，选官只重其能，任由人言而不屑，还放任大肆攻讦圣人之言流传。”
“结果，也正因为此，这明国还真的就吏不敢贪，将不敢懒了；更重要的是，奴才通过他们自己官办的报刊阅览发现，这明国如今是举国上下，都在积极革新，还提倡什么实事求是，而不迂腐拘泥。各类杂学，如算数这些竟又列入了科举之中。”
清廷国史院大学士，同时也是满洲贵族里汉化比较彻底的瓜尔佳·刚林，此时也因为在得知明国不肯谈和后，而对辅政王济尔哈朗说起了明国为何突然摆脱暮气的原因来。
同样已接触不少汉文化的济尔哈朗听后也颔首道：“如果汉人们不再以儒学为尊。我们这些少数族裔要想入主中原，使天下汉人为我满洲统御，就没有任何希望了。”
“王爷说的是，如果汉人不信儒学，就无法造其呆气，无法使其愚昧迂腐，乃至使其麻木懦弱。我们愿意信儒学，不也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好的利用儒学来拉拢汉人士大夫，进而占据整个汉家天下嘛！”
“可现在，人家汉人自己都不再独尊儒学，我们又何必再推崇呢，不如也趁此机会改革，推崇实学，提高工匠地位，专研技艺。”
刚林这时建言道。
济尔哈朗听后没有直接回应刚林的建言，而是问道：“你说这明国会不会在将来换了一任或几任皇帝后，还是会重拾儒学之至尊地位，以儒学，尤其是理学为官学，继续贬抑百家？”
刚林听后想了想：“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明国改科举之制还没多久，遗老遗少还是有不少的，所谓提倡汉人至上之言也没几年，不排除将来，汉人启蒙依旧会重《三字经》，读书依旧只推四书五经与程朱之学，治国仍旧循周礼与祖制。”
“但现在不确定的是，我大清能不能等到那一刻，毕竟以明国现在的实力，要想灭我大清，已不是什么艰难的事。”
“那就请降！”
“我们主动去国号，不再称帝，愿继续归附明廷，只求如以前一样留一建州指挥使司，我大清皇帝愿从此以建州指挥使司指挥使之职，为大明世镇建州！且愿意听从大明皇帝调度，为大明皇帝征战。”
济尔哈朗这时说道。
刚林听后，沉思了一会儿，然后问道：“王爷的意思是，继续像以前，我建州女真愿意被明国羁縻，然后直到等明国儒教复兴后，再图夺取汉家山河的事？”
济尔哈朗点首：“也只能如此。至于将来能不能有机会，再现我大清，使我大清八旗能为天下汉人之主，还得看将来的时机。”
刚林则也有些期待地道：“无论如何，这是个布局长远的上上之策。到底是王爷英明！奴才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试试。”
接着，刚林又道：“既如此，我们也当尽量防止明国崇儒重理的程朱门人被明国彻底剪灭，进而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应该想办法派人渗透到明国去，通过钱财等利收买乃至扶持这些程朱理学之人，让他们坚持自己的学问，以待将来乾坤易主，就重振理学，重振理学就是重振我大清为天下一统之王朝的希望！”
济尔哈朗道：“理当这样！你负责此事。当年太祖劫掠明国后所积财帛还有不少，到时候就拿这些钱，作为你收买与扶持程朱理学门人的钱。”
“喳！”
在多尔衮为摄政王时期，后金就改了国号为清，且名义上的满洲君主也不再称汗，而是称皇帝，连努尔哈赤也被尊为了太祖。
如今济尔哈朗根据现实情况，为韬光养晦，则不得不在与刚林商量后，替满清小皇帝做决定，而要主动去国号，请降于大明，且希望大明能让他们继续做建州卫指挥使司的官员，而被羁縻统治。
儒学发展到程朱理学出现且成为显学乃至官学后，就给了野蛮政权征服文明政权更大的可能性。
因为在工业化出现之前，野蛮政权和文明政权的军事差距不是很大。
而偏偏程朱理学又是一种重内而轻外的学问，一旦成为统治国家的基本思想纲领，就会让一个文明政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更加先进的技术形成军事上的优势，反而会自废武功，压制自己的军事实力。
《诸界第一因》
从而使一个虽然野蛮但初期因为统治机构简单且吸纳能力强的政权可以实现以小灭大的奇效。
所以，张贵其实担心在大明科举成功改制，理学不再成为官学后，大明的遗老遗少们还会想当封建地主只奴役汉人乃至只勾结外夷奴役汉人，哪怕自己汉家民族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强势民族也要这样做的贼心不死，而又借着修德教育的机会崇儒崇理，把这些已经陈旧得源于上千年前的文化又重拾起来，说成是天下之大道。
为此，张贵特地把自己这个担心告知给了天启。
天启也有此担心。
作为因为推崇实学、发展科技、坚持变法改制而让亲眼看见自己统治下的大明由衰转盛，尤其是在天启二年前后表现出截然不同两种国运的天启也不想让理学卷土重来，便借着需要重组东宫属僚的机会，让张贵统管东宫出阁读书事，且要求东宫讲读官之任免需皆由张贵亲自票拟。
这无疑意味着天启把教育太子的大权交给了张贵，且让张贵负责起了太子的教育。
毕竟对于大明这样一个君主制国家，理学会不会卷土重来，根本上还是看后面的帝王让不让其有机会卷土重来。
所以教育好太子很重要。
张贵也不敢怠慢，借此机会，也亲自为太子选择了自己认为靠谱的讲读官，还亲自负责起了太子的教育。
翰林词臣蒋德璟、范景文、倪元路、揭暄、傅鼎铨这几名有西林书院背景的新晋官员被张贵选为了新的东宫讲读官，而张贵也会亲自为太子教学。
不过，饶是张贵选的几名东宫属官有西林书院背景，推崇实学，但因为传统史料本就有重仁重德的缘故，再加上文人内心也主观性地好感礼待文人的君王。
所以，这一天，当东宫属官范景文在讲到宋朝历代帝王谁最当有后世君王借鉴处时，范景文还是提出了宋仁宗。
张贵听当即驳斥道：“范公是要殿下将来学宋仁宗只知媾和与增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