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景文见张贵出言驳斥，也不好与张贵强辩，毕竟张贵算是推荐他为东宫属僚的恩主，也就拱手作揖道：“愿请太师指教。”
太子也朝张贵看来了过来，说道：“舅舅所问的，其实我也想问问，宋仁宗虽宽仁为君，却到底还是只能靠媾和与增加税负于民，而维系太平。所谓盛世也只能算是加重了百姓负担之盛世，纵有不能兵戈而使百姓负担大增之故，但到底也还是让国家尊严和百姓生活都有所损失，这也算是值得效彷的有为之君吗？”
“不算！”
张贵直接回了一句，又道：“连守成都不算多好。”
“殿下将来就算不能维系国家实力，至少也要保证，民不加赋。”
“因为制策司已经通过总结历代税法明白，一个王朝一旦经过一次税赋上的增加，就不会再减回去，只有继续增加的趋势，这已经可以说成是一种定律。”
“除非是真正的有为之君，譬如当今天子，也非开国之君，甚至即位之初，也内忧外患，但不是保住了国家尊严？而且还没有因此加民之赋，甚至还最终免了辽饷，蠲免了大量数额不大的税负。”
“所以，守成之君，要想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也不难。而宋仁宗到底是没做到。怎么值得效彷？”
太子点了点首。
他现在对自己这个舅父还是很信任的，毕竟自己这位舅父帮助自己兵谏，护住了自己的储位，也让自己更加明白了大明眼下真正的局势。
所以，张贵的话，太子还是很认真地听了进去。
范景文则因而道：“宋仁宗的确未尝如大有为之君，但臣认为宋仁宗至少无逸德，故而让殿下鉴之。”
张贵继续反驳道：“范公此言差矣，殿下将来为君，不能只是无逸德即可！”
“制度无百年相宜之制度，内外处境也不是百年不变，殿下将来面对的朝政不一定比当今陛下简单，你不能只让其有德即可，还得有为。”
太子听后不由得瞅向了范景文：“范先生，我觉得舅舅没说错。国朝如今革了许多太祖当年所创之制度，并非是当年太祖创立这些制度时不英明，而是已不合时宜，所以，才需要改制。”
“父皇也正因为改制，而使大明如今中兴，路无饿殍，乡无荒田。先生，您觉得呢？”
范景文一时都不想干这东宫属官了。
因为张贵在一旁如此教导，让他实在无法教。
作为一名官僚，范景文也天然的喜欢安逸。
宁肯性命也不要，也不想折腾，让自己变得不安逸，所以他本能地希望太子在将来成为皇帝后，也不要再去折腾。
毕竟可以预见的是，如今的大明，在将来太子当皇帝后，肯定已经天下无事！
天下肯定咸平，甚至比宋仁宗时期都要好，毕竟宋仁宗时期还有个西夏和辽在一边虎视眈眈呢，而将来太子当皇帝后，可以说半点威胁都没有，与正统初年差不多，只要自己不折腾，绝对能承平多年，迎来大明版的文景之治。
而这无疑足矣！
毕竟黎民不饥不寒，就可称小康也。
但范景文无法否认张贵的观点，因为他也不能违心地说，现在比较好的制度将来不会出现弊病，也不能违心的说，天子只要有德就能做到不会再加赋于民。
“范公最好不要在这时自称才疏学浅而要辞官，吾荐公为殿下讲官，首先看重的是公的操守，其次是看重公的理念与吾不同，故才让公为殿下讲官，目的就是为了让殿下能兼听不同的声音，进而便于思考分辨。读书不辨析怎么能分明呢？”
“何况殿下将来一旦为君，听到不同类的观点会更多，而那时就需要他自己有个判断，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有能独立思考，才是能成为明君的前提。”
张贵似乎看出了范景文所想，也就在这时候先提了一句。
范景文听后自然不敢再说辞职不干的事，只道：“国舅爷说的是，君心当如镜，要能明辨是非，殿下身为储君，如今是当训练能兼听各类声音而有所明断之能。”
但也因此，范景文意识到这位国舅爷教太子根本就没打算按照成自古圣人要求的明君模板来教太子，竟然不是先教太子何为君德，何为圣学。
准确地说，就不是教！
而是在引导太子去思考，自己名义上是东宫老师，其实不过是被国舅爷用来作为引导太子主动思考的引子！
范景文有点不适应这种教学模式，但他发现太子却似乎很享受这种模式，所以还主动询问起自己来。
“殿下，宋仁宗虽算不上大有为，但臣以为，宋史也不是没有不可学之处。殿下应当知道宋朝张子的横渠四句，与王舒王三不足之言，还有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句。”
张贵说着就问起了范景文等人：“不知诸先生怎么看？”
太子也看向了范景文等人，而且很有兴致。
作为一名十一岁的少年，太子更多的是有好奇心，而非求知欲。
所以，像以往东宫儒臣直接给他灌输什么是君德圣言，他反而觉得枯燥，容易犯困。
但现在，像这种坐在一边听范景文等人发表关于自己舅舅这一番言论的看法，他却是很愿意听，半点困倦也没有，甚至自己也开始思考起来，暗想自己是怎么看的？
范景文等一时不能答，尤其是王安石那三不足，他们就不愿意承认这是该教给储君的正确言论！
但他又不能违心地说这不对，毕竟时下大明的改制也是基于这“三不足”才走到现在的，何况效果还不错，而且时下大明的思想界也在支持这种观点。
于是，张贵见此只得道：“想必诸公一时还不知怎么于殿下面前阐述心中之想，那不如暂且搁下。下面就由左中允蒋先生讲国家富裕之道吧。”
太子有些失望，他没想到范景文这几个讲官没有回答，也就只能把这份好奇心暂时压在了心底，听蒋德璟将国家富裕之知识讲解起来。
“欲使国富，但先令民富，而民富则需令生产之民财富增加更多，即天下之财当更多地分配于生产之民，方能使国泰民安。否则，则所谓繁荣不过是肉食者之繁荣，而非天下万民之繁荣，也非国家之富强！天下之财增益有三驾马车，一为消费，二为出口……”
蒋德璟这时认真根据自己在西林书院所学而讲述起来。
太子倒也听得认真，因为他发现这些不是教他当如何有德如何有礼的经学那么枯燥，竟都是陈述一些客观知识的内容，他在认真聆听之余，也会不自觉地因为自我思考的意识而产生疑惑，而产生询问的兴趣。
太子也朝张贵看来了过来，说道：“舅舅所问的，其实我也想问问，宋仁宗虽宽仁为君，却到底还是只能靠媾和与增加税负于民，而维系太平。所谓盛世也只能算是加重了百姓负担之盛世，纵有不能兵戈而使百姓负担大增之故，但到底也还是让国家尊严和百姓生活都有所损失，这也算是值得效彷的有为之君吗？”
“不算！”
张贵直接回了一句，又道：“连守成都不算多好。”
“殿下将来就算不能维系国家实力，至少也要保证，民不加赋。”
“因为制策司已经通过总结历代税法明白，一个王朝一旦经过一次税赋上的增加，就不会再减回去，只有继续增加的趋势，这已经可以说成是一种定律。”
“除非是真正的有为之君，譬如当今天子，也非开国之君，甚至即位之初，也内忧外患，但不是保住了国家尊严？而且还没有因此加民之赋，甚至还最终免了辽饷，蠲免了大量数额不大的税负。”
“所以，守成之君，要想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也不难。而宋仁宗到底是没做到。怎么值得效彷？”
太子点了点首。
他现在对自己这个舅父还是很信任的，毕竟自己这位舅父帮助自己兵谏，护住了自己的储位，也让自己更加明白了大明眼下真正的局势。
所以，张贵的话，太子还是很认真地听了进去。
范景文则因而道：“宋仁宗的确未尝如大有为之君，但臣认为宋仁宗至少无逸德，故而让殿下鉴之。”
张贵继续反驳道：“范公此言差矣，殿下将来为君，不能只是无逸德即可！”
“制度无百年相宜之制度，内外处境也不是百年不变，殿下将来面对的朝政不一定比当今陛下简单，你不能只让其有德即可，还得有为。”
太子听后不由得瞅向了范景文：“范先生，我觉得舅舅没说错。国朝如今革了许多太祖当年所创之制度，并非是当年太祖创立这些制度时不英明，而是已不合时宜，所以，才需要改制。”
“父皇也正因为改制，而使大明如今中兴，路无饿殍，乡无荒田。先生，您觉得呢？”
范景文一时都不想干这东宫属官了。
因为张贵在一旁如此教导，让他实在无法教。
作为一名官僚，范景文也天然的喜欢安逸。
宁肯性命也不要，也不想折腾，让自己变得不安逸，所以他本能地希望太子在将来成为皇帝后，也不要再去折腾。
毕竟可以预见的是，如今的大明，在将来太子当皇帝后，肯定已经天下无事！
天下肯定咸平，甚至比宋仁宗时期都要好，毕竟宋仁宗时期还有个西夏和辽在一边虎视眈眈呢，而将来太子当皇帝后，可以说半点威胁都没有，与正统初年差不多，只要自己不折腾，绝对能承平多年，迎来大明版的文景之治。
而这无疑足矣！
毕竟黎民不饥不寒，就可称小康也。
但范景文无法否认张贵的观点，因为他也不能违心地说，现在比较好的制度将来不会出现弊病，也不能违心的说，天子只要有德就能做到不会再加赋于民。
“范公最好不要在这时自称才疏学浅而要辞官，吾荐公为殿下讲官，首先看重的是公的操守，其次是看重公的理念与吾不同，故才让公为殿下讲官，目的就是为了让殿下能兼听不同的声音，进而便于思考分辨。读书不辨析怎么能分明呢？”
“何况殿下将来一旦为君，听到不同类的观点会更多，而那时就需要他自己有个判断，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有能独立思考，才是能成为明君的前提。”
张贵似乎看出了范景文所想，也就在这时候先提了一句。
范景文听后自然不敢再说辞职不干的事，只道：“国舅爷说的是，君心当如镜，要能明辨是非，殿下身为储君，如今是当训练能兼听各类声音而有所明断之能。”
但也因此，范景文意识到这位国舅爷教太子根本就没打算按照成自古圣人要求的明君模板来教太子，竟然不是先教太子何为君德，何为圣学。
准确地说，就不是教！
而是在引导太子去思考，自己名义上是东宫老师，其实不过是被国舅爷用来作为引导太子主动思考的引子！
范景文有点不适应这种教学模式，但他发现太子却似乎很享受这种模式，所以还主动询问起自己来。
“殿下，宋仁宗虽算不上大有为，但臣以为，宋史也不是没有不可学之处。殿下应当知道宋朝张子的横渠四句，与王舒王三不足之言，还有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句。”
张贵说着就问起了范景文等人：“不知诸先生怎么看？”
太子也看向了范景文等人，而且很有兴致。
作为一名十一岁的少年，太子更多的是有好奇心，而非求知欲。
所以，像以往东宫儒臣直接给他灌输什么是君德圣言，他反而觉得枯燥，容易犯困。
但现在，像这种坐在一边听范景文等人发表关于自己舅舅这一番言论的看法，他却是很愿意听，半点困倦也没有，甚至自己也开始思考起来，暗想自己是怎么看的？
范景文等一时不能答，尤其是王安石那三不足，他们就不愿意承认这是该教给储君的正确言论！
但他又不能违心地说这不对，毕竟时下大明的改制也是基于这“三不足”才走到现在的，何况效果还不错，而且时下大明的思想界也在支持这种观点。
于是，张贵见此只得道：“想必诸公一时还不知怎么于殿下面前阐述心中之想，那不如暂且搁下。下面就由左中允蒋先生讲国家富裕之道吧。”
太子有些失望，他没想到范景文这几个讲官没有回答，也就只能把这份好奇心暂时压在了心底，听蒋德璟将国家富裕之知识讲解起来。
“欲使国富，但先令民富，而民富则需令生产之民财富增加更多，即天下之财当更多地分配于生产之民，方能使国泰民安。否则，则所谓繁荣不过是肉食者之繁荣，而非天下万民之繁荣，也非国家之富强！天下之财增益有三驾马车，一为消费，二为出口……”
蒋德璟这时认真根据自己在西林书院所学而讲述起来。
太子倒也听得认真，因为他发现这些不是教他当如何有德如何有礼的经学那么枯燥，竟都是陈述一些客观知识的内容，他在认真聆听之余，也会不自觉地因为自我思考的意识而产生疑惑，而产生询问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