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的村社里,还有一些你们可能会觉得奇怪的传统。”伊莲娜夫人继续说道:“虽然和这里的军团农庄一样,都有集体生活、合作劳动的习惯,但很多方面是截然不同的。”
“最典型的,就是他们的节日特别多。”她说:“每年,固定的节日有几十个之多。有些节日还不止一天。所以,各种休息日加起来,能达到二百天以上。换句话说就是一年里,一大半的日子理论上都是假日。”
“是不是因为那边太冷了,不休假不行啊?”脱欢设想道。
“不是。”伊莲娜夫人摇摇头:“莫斯科以南的地方,一年怎么说也有二百天是可以耕作的。但土地最肥沃、气候最好的基辅周边,反而是节日最多的。他们每年有一百五十个以上的节日。反而在诺夫哥罗德地区,节日没有这么多。”
“这就是单纯不想干活吧。”脱欢笑道:“肥沃的地方,不费多大力气,种出来的东西就能养活自己。所以工作一下就不干了?”
“结果上是这样的。”伊莲娜夫人点点头:“村社的风气,可以说是反勤劳的。实际上,如果你节日想多干活,别人还不乐意呢——这些多干活的人,会受到村社的警告。”
“这是为什么?”脱欢确实不能理解了。
“因为村社的传统,是要求绝对的平等。这种平等不止是对于村社田地的均分,甚至对于劳作时的出力,以及劳作后的收获,都有要求。”伊莲娜夫人解释道:“他们追求这种平等,到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地步。”
“怎么描述好呢……”她想了想,比喻道:“这么说吧。在大都这边,我也听过塞里斯先生讲课。那个古代的哲学家孔夫子,有句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对吧?”
她夹了句汉语文言,看向众人。
脱欢和郭康等都点点头。
“我当时问先生,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说,宁可物资匮乏,生活贫困,也要保持平均?这听起来,跟罗斯村社的情况差不多。”伊莲娜夫人继续说道:“但他给我说,这是意思理解错了。”
“这句话前面,有一句,叫‘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因为这是对于贵族执政者的要求。这里的‘寡’,不是普通人缺钱,而是执政者的土地和人民寡少;均,不是财产平均,而是政治上均等,各得其分。”
“整句话的意思,是执政者不要担心领地太小,领民太少,而是要注意让每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报酬。在执行政策的时候,要尽量保持公平均等。”
“比如,有些富人缴纳的税收反而更少,国家的税收都落到了穷人头上。这种事在塞里斯好像经常发生,这就叫‘不均’。他们认为,需要克服的,就是类似这种现象。”
“这倒是实话。”郭康点点头:“对于你们那边,也一样有意义吧。”
“呃,我们那边……很多地方,首先得先把税收搞明白再说。”伊莲娜夫人有些尴尬:“在不少行政区里,富人基本上都是贵族,本来就不用交税;穷人……税制对他们也没什么意义。”
郭康想起来他们的“税收”状态,反应了过来。
“那边的情况,和塞里斯,乃至现在的罗马,都差别很大。所以我才说各个地方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伊莲娜夫人继续说道。
“比如后面那句‘不患贫而患不安’,意思也是执政者不要担心自己穷,而要担心上下不相安。”
“在这两句后,还有一句总结:‘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意思是做到执政公平,就不会担心贫穷了;做到上层下层互相和睦,就不用担心民众人口少了;做到社会安定,就不担心统治倾覆了。”
“所以,塞里斯的政治智慧,追求的是国富民强的理想,反而不是要求贫穷。”
“因为和最初的理解截然相反,和家乡的情况也对比鲜明,所以我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她最后说道:“哎,这大概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吧。”
“罗斯村社难道真的追求平等的贫穷?”脱欢追问道。
“大部分地方,确实是这样。”伊琳娜夫人点点头:“村社传统是反勤劳的。干活更多、效率更高的人,并不能得到更多,反而会被排挤和制裁。”
“我丈夫后来也给我说,塞里斯人也喜欢抱团,热衷于集体劳作。乡村之间,从上古就有各种结社。到元朝,北方有‘锄社’,南方有‘圩田’,都是乡民组织起来,合作耕种,以求提高效率的组织。汉、唐之类的历代官府,也一直鼓励这种行为,乃至专门出头,为耕种结社作保,让它们成为半官方的组织,得以更方便地推广。”
“但伱们看。”她摇摇头:“虽然看起来模式都差不多,都在强调集体协作,追求平等,但罗斯农庄和塞里斯农庄,其实天差地别。”
“那这是为什么啊。”脱欢问。
“因为勤劳没什么意义。”伊莲娜夫人说:“绝大部分村民,不可能积累起来财富。因为如果收获增加,那贵族就会收的更多。勤劳和积蓄,并不能改善自己的境遇,更不可能获得提升自己的地位的空间。”
“就算贵族很讲道理的情况下,勤劳也没有回报,收走还会伤害到周围的人。”她举例道:“比如本来这块份地可以产出20普特的粮食,征税过程中被收走10普特。”
“假如有人辛勤劳作,还改良了技术,把产出提高到了30普特,那得知情况的贵族就会尝试把税收提高到20普特,依然只给他留下勉强能维生的份额。”
“而且,因为管理粗陋,贵族们根本没本事进行细致的区分,税收一般都是整个村社一起交。也就是说,其他村民,也得跟这个勤劳的人一起,承受加税。这对邻居们来说纯属无妄之灾,所以他们当然会反对,乃至把这个人视作叛徒,敌视他。”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她举例道:“比如,劳动能力强的人,在获得更多财富之后,为了摆脱束缚,会倾向于选择离开村社。但问题是,在罗斯地区,人口的减少对村社来说是致命的。强壮聪明的人都跑了,下回再遇到收税,村社就可能要完蛋。所以,他们才设置了各种宗教和道德约束,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而对这些人来说,离开村社固然能获得更多机会,但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失去村社团体的保护,在面对贵族的时候,就会非常脆弱。所以除非那些自然条件很好、管理也比较开明的地方,其他人也往往会选择就此认命,跟着村社里的老乡一起混日子。”
“说到底,这还是当地的环境逼出来的。”
(本章完)
“最典型的,就是他们的节日特别多。”她说:“每年,固定的节日有几十个之多。有些节日还不止一天。所以,各种休息日加起来,能达到二百天以上。换句话说就是一年里,一大半的日子理论上都是假日。”
“是不是因为那边太冷了,不休假不行啊?”脱欢设想道。
“不是。”伊莲娜夫人摇摇头:“莫斯科以南的地方,一年怎么说也有二百天是可以耕作的。但土地最肥沃、气候最好的基辅周边,反而是节日最多的。他们每年有一百五十个以上的节日。反而在诺夫哥罗德地区,节日没有这么多。”
“这就是单纯不想干活吧。”脱欢笑道:“肥沃的地方,不费多大力气,种出来的东西就能养活自己。所以工作一下就不干了?”
“结果上是这样的。”伊莲娜夫人点点头:“村社的风气,可以说是反勤劳的。实际上,如果你节日想多干活,别人还不乐意呢——这些多干活的人,会受到村社的警告。”
“这是为什么?”脱欢确实不能理解了。
“因为村社的传统,是要求绝对的平等。这种平等不止是对于村社田地的均分,甚至对于劳作时的出力,以及劳作后的收获,都有要求。”伊莲娜夫人解释道:“他们追求这种平等,到了一种近乎偏执的地步。”
“怎么描述好呢……”她想了想,比喻道:“这么说吧。在大都这边,我也听过塞里斯先生讲课。那个古代的哲学家孔夫子,有句话,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对吧?”
她夹了句汉语文言,看向众人。
脱欢和郭康等都点点头。
“我当时问先生,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说,宁可物资匮乏,生活贫困,也要保持平均?这听起来,跟罗斯村社的情况差不多。”伊莲娜夫人继续说道:“但他给我说,这是意思理解错了。”
“这句话前面,有一句,叫‘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因为这是对于贵族执政者的要求。这里的‘寡’,不是普通人缺钱,而是执政者的土地和人民寡少;均,不是财产平均,而是政治上均等,各得其分。”
“整句话的意思,是执政者不要担心领地太小,领民太少,而是要注意让每个人得到自己应得的报酬。在执行政策的时候,要尽量保持公平均等。”
“比如,有些富人缴纳的税收反而更少,国家的税收都落到了穷人头上。这种事在塞里斯好像经常发生,这就叫‘不均’。他们认为,需要克服的,就是类似这种现象。”
“这倒是实话。”郭康点点头:“对于你们那边,也一样有意义吧。”
“呃,我们那边……很多地方,首先得先把税收搞明白再说。”伊莲娜夫人有些尴尬:“在不少行政区里,富人基本上都是贵族,本来就不用交税;穷人……税制对他们也没什么意义。”
郭康想起来他们的“税收”状态,反应了过来。
“那边的情况,和塞里斯,乃至现在的罗马,都差别很大。所以我才说各个地方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伊莲娜夫人继续说道。
“比如后面那句‘不患贫而患不安’,意思也是执政者不要担心自己穷,而要担心上下不相安。”
“在这两句后,还有一句总结:‘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意思是做到执政公平,就不会担心贫穷了;做到上层下层互相和睦,就不用担心民众人口少了;做到社会安定,就不担心统治倾覆了。”
“所以,塞里斯的政治智慧,追求的是国富民强的理想,反而不是要求贫穷。”
“因为和最初的理解截然相反,和家乡的情况也对比鲜明,所以我对这件事印象非常深。”她最后说道:“哎,这大概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世界吧。”
“罗斯村社难道真的追求平等的贫穷?”脱欢追问道。
“大部分地方,确实是这样。”伊琳娜夫人点点头:“村社传统是反勤劳的。干活更多、效率更高的人,并不能得到更多,反而会被排挤和制裁。”
“我丈夫后来也给我说,塞里斯人也喜欢抱团,热衷于集体劳作。乡村之间,从上古就有各种结社。到元朝,北方有‘锄社’,南方有‘圩田’,都是乡民组织起来,合作耕种,以求提高效率的组织。汉、唐之类的历代官府,也一直鼓励这种行为,乃至专门出头,为耕种结社作保,让它们成为半官方的组织,得以更方便地推广。”
“但伱们看。”她摇摇头:“虽然看起来模式都差不多,都在强调集体协作,追求平等,但罗斯农庄和塞里斯农庄,其实天差地别。”
“那这是为什么啊。”脱欢问。
“因为勤劳没什么意义。”伊莲娜夫人说:“绝大部分村民,不可能积累起来财富。因为如果收获增加,那贵族就会收的更多。勤劳和积蓄,并不能改善自己的境遇,更不可能获得提升自己的地位的空间。”
“就算贵族很讲道理的情况下,勤劳也没有回报,收走还会伤害到周围的人。”她举例道:“比如本来这块份地可以产出20普特的粮食,征税过程中被收走10普特。”
“假如有人辛勤劳作,还改良了技术,把产出提高到了30普特,那得知情况的贵族就会尝试把税收提高到20普特,依然只给他留下勉强能维生的份额。”
“而且,因为管理粗陋,贵族们根本没本事进行细致的区分,税收一般都是整个村社一起交。也就是说,其他村民,也得跟这个勤劳的人一起,承受加税。这对邻居们来说纯属无妄之灾,所以他们当然会反对,乃至把这个人视作叛徒,敌视他。”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她举例道:“比如,劳动能力强的人,在获得更多财富之后,为了摆脱束缚,会倾向于选择离开村社。但问题是,在罗斯地区,人口的减少对村社来说是致命的。强壮聪明的人都跑了,下回再遇到收税,村社就可能要完蛋。所以,他们才设置了各种宗教和道德约束,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而对这些人来说,离开村社固然能获得更多机会,但风险也是非常大的。失去村社团体的保护,在面对贵族的时候,就会非常脆弱。所以除非那些自然条件很好、管理也比较开明的地方,其他人也往往会选择就此认命,跟着村社里的老乡一起混日子。”
“说到底,这还是当地的环境逼出来的。”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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