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这么看来,确实有些很特殊的地方。”脱欢渐渐明白了她的意思:“这些情况,对于管理和征兵,也有影响吧。”
“是这样的。”伊莲娜夫人点了点头:“村社可以说影响了平民整体的性格。”
“村民往往极为保守。这种保守不止是那种对于风气和道德上的要求,而是反对一切变化。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意外都别发生,也什么都不要变化。一如自己父辈祖辈一样,乏味却安稳地渡过一辈子。”
“害怕变化,是因为变化都没什么好事吧?”郭康问。
“是的。”伊莲娜夫人说:“一般来说,外来的变化就只有两种。”
“比较多的一种,是领主寻思出的坏主意,只会一通瞎操作,让情况更糟糕,破坏原有的生产;”
“比较少的另一种,是领主寻思出来的好主意。它能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这样领主就可以更高效地来收税了。”
“所以,村民对这些新变化,都习惯性地持反对态度。其实也不怪他们保守,主要是过去吃的亏太多了。但凡贵族们稍微靠谱一点的地方,他们的态度其实也会软化很多的。”
“呃……”郭康一时无言以对。
“可能也是这些原因,村社整体上也非常排外。他们的庄园可以自给自足——或者说,不自给自足也不行。”伊莲娜夫人继续道:“因为大部分地区,村落、城市本来就很松散。交通又十分落后,而且也非常不安全,所以也只能这么生活。”
“那确实差别很大。”脱欢也点点头。
郭康也跟着表示赞同。
这一时期的塞里斯式乡村,乃至从秦汉开始的塞里斯式乡村,就从来不是自给自足的地方。
民间的贸易一直没有停过,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也并不局限在家庭内部。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众多家庭自发的联合一直很常见。大量的工具、器械、物资,也不是家庭能自己生产的,需要不断从专业工坊购入。
而现在这个时代,盘算下年份,黄道婆推广的棉花应该已经在江南传播开了。
历史上,明朝后期开始,江南的农业和棉纺织业就会互相促进、升级。而现在,没有了靖难的干扰,明朝的农业和手工业,估计会更快地进入一个在欧洲人看来堪称疯狂的时代。
塞里斯农民并不拒绝新技术,而是孜孜不倦地投入财力和精力,去采购更高效的工具,使用效率更高的工作方式。乡间的生产并没有出现“内卷”和停滞,反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严密,技术水平和效率也一直在提高。
这一时期,江南地区从四到五个人养活一个脱离耕种的人口,发展到一到两人就能养活一个。而这些多出来的空余人口,大量从事手工业,才有了这个时代堪称恐怖的出口能力。
也是因为效率的提高,乡间的农妇才能不再参与口粮的种植,而是基本脱离田间劳动,从事对她们来说效率更高的纺织业:根据后世学者的计算,一个从事棉纺织的妇女,每个劳动日的平均收入,可以达到农夫日收入的80%;而如果从事农业,只能达到30%~60%。
所以,和普遍印象相反,“男耕女耕”才是塞里斯生产落后时期的常态,而“男耕女织”反而是技术发展之后,效率更高的选择。
产出的产品,也远不止“自给自足”,进入市场的比例一直不低,而且随着生产发展,还有日渐提高的趋势。
实际上,一直到清朝中后期,这种趋势都还在延续。清朝中页,江南各府县有至少300~570万名妇女从事纺织,每年产出棉布一亿匹,其中4000万匹输出了本地,进入长途贸易,乃至出口国外。
数据可能还不够好记,但一些戏剧性的结论,已经足以展示很多东西了。
比如,英国人在清末发动战争,目标是让清政府开放口岸,倾销商品,以此挽回巨大的贸易逆差。但口岸开放之后,逆差反而更大了。
江南和岭南地区,能种植棉花的地方有限,原料产量一直不足。战争之后,进口英国商品变得更方便,于是各地得以大量进口印度棉花,并且采购西洋机器。
这使得手工业的效率继续提高。1845年开始的十年间,清朝进口的英国棉布减少了30%。而更严重的是,大量的清朝棉布,涌入了更近的英属印度殖民地,导致孟买周围的棉纺织业雪上加霜,最终几乎完全崩溃。
1856年,英国议会统计经济数据,发现从1850年开始,对清朝的逆差已经翻了一番——这一仗不但白打,反而让情况更严重了。
议员老爷们的智慧,似乎理解不了这种情况,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能强行归结为“通商口岸开的还不够,还得再开放”,为此启动了第二次战争。
所以,后世界定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之类的定义,与其说是描述塞里斯乡村,不如说是拿欧洲乡村的情况硬套——在塞里斯,这几个概念就像“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属于互相之间就没法共同存在的词。
这么一想,很多事情也就能说得通了。
“对了,我听说罗斯村社里,有推崇苦难的传统,是这样么?”郭康正好想起个一直好奇的问题。
“是有这么一说。”伊莲娜夫人点点头:“罗斯地区崇拜‘圣愚’,而圣愚的行为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受难’。”
“圣愚的行事方式,往往非常虔诚、非常单纯。但在世人看来又很傻,甚至是近乎疯癫的。他们放弃肉体的享受和舒适的生活,为了信仰而放逐自己。”
“很多圣愚的事迹里,都有遭遇殴打、羞辱之类的情节。不过这些‘凄惨’的事情,反而是圣愚受难事迹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神圣性的来源。可以说,承受的苦难越多,圣愚也就越神圣伟大。”
“哎,真是不好理解。”脱欢叹气道。
“这也是环境逼出来的。”伊莲娜夫人摇头说:“村社的日子太苦了。不去承认苦难的伟大,让大家安心,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这些特征倒是挺明显的。”郭康想了想。
追求绝对平均,甘于共同贫穷,追求集体主义却又闭塞落后的村落、歌颂苦难的习俗……仔细思考下,这跟塞里斯的传统,其实没什么关系,反而是典型的罗斯村社风格。了解了他们的早期历史,这些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您希望能参考我们的村庄管理方式,对家乡的村社进行改革么?”他问伊莲娜夫人。
伊莲娜夫人惊讶地看了看他。
“你这话说的。”狄奥多拉笑道:“不这样,难道还要让塞里斯式的农村,去学罗斯村社么?”
“是啊。”伊莲娜夫人也一脸奇怪地说:“还能让我们教罗马人种地?”
“哦,没什么,我就随口念叨出来了。”郭康赶紧把话题糊弄过去。
(本章完)
“是这样的。”伊莲娜夫人点了点头:“村社可以说影响了平民整体的性格。”
“村民往往极为保守。这种保守不止是那种对于风气和道德上的要求,而是反对一切变化。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什么意外都别发生,也什么都不要变化。一如自己父辈祖辈一样,乏味却安稳地渡过一辈子。”
“害怕变化,是因为变化都没什么好事吧?”郭康问。
“是的。”伊莲娜夫人说:“一般来说,外来的变化就只有两种。”
“比较多的一种,是领主寻思出的坏主意,只会一通瞎操作,让情况更糟糕,破坏原有的生产;”
“比较少的另一种,是领主寻思出来的好主意。它能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这样领主就可以更高效地来收税了。”
“所以,村民对这些新变化,都习惯性地持反对态度。其实也不怪他们保守,主要是过去吃的亏太多了。但凡贵族们稍微靠谱一点的地方,他们的态度其实也会软化很多的。”
“呃……”郭康一时无言以对。
“可能也是这些原因,村社整体上也非常排外。他们的庄园可以自给自足——或者说,不自给自足也不行。”伊莲娜夫人继续道:“因为大部分地区,村落、城市本来就很松散。交通又十分落后,而且也非常不安全,所以也只能这么生活。”
“那确实差别很大。”脱欢也点点头。
郭康也跟着表示赞同。
这一时期的塞里斯式乡村,乃至从秦汉开始的塞里斯式乡村,就从来不是自给自足的地方。
民间的贸易一直没有停过,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也并不局限在家庭内部。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众多家庭自发的联合一直很常见。大量的工具、器械、物资,也不是家庭能自己生产的,需要不断从专业工坊购入。
而现在这个时代,盘算下年份,黄道婆推广的棉花应该已经在江南传播开了。
历史上,明朝后期开始,江南的农业和棉纺织业就会互相促进、升级。而现在,没有了靖难的干扰,明朝的农业和手工业,估计会更快地进入一个在欧洲人看来堪称疯狂的时代。
塞里斯农民并不拒绝新技术,而是孜孜不倦地投入财力和精力,去采购更高效的工具,使用效率更高的工作方式。乡间的生产并没有出现“内卷”和停滞,反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严密,技术水平和效率也一直在提高。
这一时期,江南地区从四到五个人养活一个脱离耕种的人口,发展到一到两人就能养活一个。而这些多出来的空余人口,大量从事手工业,才有了这个时代堪称恐怖的出口能力。
也是因为效率的提高,乡间的农妇才能不再参与口粮的种植,而是基本脱离田间劳动,从事对她们来说效率更高的纺织业:根据后世学者的计算,一个从事棉纺织的妇女,每个劳动日的平均收入,可以达到农夫日收入的80%;而如果从事农业,只能达到30%~60%。
所以,和普遍印象相反,“男耕女耕”才是塞里斯生产落后时期的常态,而“男耕女织”反而是技术发展之后,效率更高的选择。
产出的产品,也远不止“自给自足”,进入市场的比例一直不低,而且随着生产发展,还有日渐提高的趋势。
实际上,一直到清朝中后期,这种趋势都还在延续。清朝中页,江南各府县有至少300~570万名妇女从事纺织,每年产出棉布一亿匹,其中4000万匹输出了本地,进入长途贸易,乃至出口国外。
数据可能还不够好记,但一些戏剧性的结论,已经足以展示很多东西了。
比如,英国人在清末发动战争,目标是让清政府开放口岸,倾销商品,以此挽回巨大的贸易逆差。但口岸开放之后,逆差反而更大了。
江南和岭南地区,能种植棉花的地方有限,原料产量一直不足。战争之后,进口英国商品变得更方便,于是各地得以大量进口印度棉花,并且采购西洋机器。
这使得手工业的效率继续提高。1845年开始的十年间,清朝进口的英国棉布减少了30%。而更严重的是,大量的清朝棉布,涌入了更近的英属印度殖民地,导致孟买周围的棉纺织业雪上加霜,最终几乎完全崩溃。
1856年,英国议会统计经济数据,发现从1850年开始,对清朝的逆差已经翻了一番——这一仗不但白打,反而让情况更严重了。
议员老爷们的智慧,似乎理解不了这种情况,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能强行归结为“通商口岸开的还不够,还得再开放”,为此启动了第二次战争。
所以,后世界定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之类的定义,与其说是描述塞里斯乡村,不如说是拿欧洲乡村的情况硬套——在塞里斯,这几个概念就像“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属于互相之间就没法共同存在的词。
这么一想,很多事情也就能说得通了。
“对了,我听说罗斯村社里,有推崇苦难的传统,是这样么?”郭康正好想起个一直好奇的问题。
“是有这么一说。”伊莲娜夫人点点头:“罗斯地区崇拜‘圣愚’,而圣愚的行为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受难’。”
“圣愚的行事方式,往往非常虔诚、非常单纯。但在世人看来又很傻,甚至是近乎疯癫的。他们放弃肉体的享受和舒适的生活,为了信仰而放逐自己。”
“很多圣愚的事迹里,都有遭遇殴打、羞辱之类的情节。不过这些‘凄惨’的事情,反而是圣愚受难事迹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神圣性的来源。可以说,承受的苦难越多,圣愚也就越神圣伟大。”
“哎,真是不好理解。”脱欢叹气道。
“这也是环境逼出来的。”伊莲娜夫人摇头说:“村社的日子太苦了。不去承认苦难的伟大,让大家安心,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这些特征倒是挺明显的。”郭康想了想。
追求绝对平均,甘于共同贫穷,追求集体主义却又闭塞落后的村落、歌颂苦难的习俗……仔细思考下,这跟塞里斯的传统,其实没什么关系,反而是典型的罗斯村社风格。了解了他们的早期历史,这些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您希望能参考我们的村庄管理方式,对家乡的村社进行改革么?”他问伊莲娜夫人。
伊莲娜夫人惊讶地看了看他。
“你这话说的。”狄奥多拉笑道:“不这样,难道还要让塞里斯式的农村,去学罗斯村社么?”
“是啊。”伊莲娜夫人也一脸奇怪地说:“还能让我们教罗马人种地?”
“哦,没什么,我就随口念叨出来了。”郭康赶紧把话题糊弄过去。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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