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谕他们找到了警察总监吴炳湘,说道:“长官,都是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是因为这个抓他们,恐怕会背个不好的名声。”
“原来是李大学士,”吴炳湘恭敬道,然后面露苦涩,“我哪能不知道!抓几个学生完全是为了给上头交代,就算抓到监狱里,我也得一个个当宝贝养着,哪敢动他们一根手指头。”
李谕说:“估计上头不敢针对学生,要拿你出来顶包。你不抓学生要顶包,抓了还要顶包。”
“哎!谁说不是!”吴炳湘叹了口气,“我就是两头不得好!李大学士,你是文化人,回去给学生说说,差不多得了,最少别放火嘛,要不我真的很难做。”
李谕说:“偶发情况罢了,而且终归没出什么人命。你年轻上二十岁,说不定更出格。”
吴炳湘说:“李大学士,你再告诉学生,只要他们同意放弃7号的游行,被抓的学生我悉数放回。”
李谕说:“有劳长官照顾学生。”
这才只是个开始,以后游行的学生甚至巴不得进监狱,甚至带上洗漱用品,警察送都送不走。
可能吴炳湘本人秉承着过往“刑不上大夫”的观点,不敢动大学生。——这时候的大学生确实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几个警察扶着章宗祥和一个日本人走了出来,旁边被抓的学生仍不住咒骂,章宗祥眼镜都找不到了,扶着流血的脑袋,没敢还嘴。
闻一多代表清华说:“我校僻处西郊,未来得及进城,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
吴炳湘连忙说:“哎哟呦,章公使!还好您没事。”
傅斯年向来有组织能力,让他出面没啥问题。傅斯年说:“我希望大家在此后的游行中可以听从指挥,不要做出太出格的事,不然咱们有理变成无理就不好办了。”
章宗祥指着脑袋,没好气地回道:“这叫没事?”
傅斯年气愤道:“真不知道上位者天天在想什么!”
吴炳湘看这个日本人没什么大碍,更加放心:“两位快随我回去走个过场,录点口供。”
“这不还是交易吗?卖国的交易!”傅斯年说。
胡适说:“我提过很多次,单纯把罢课用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
——
其他学校的学生能聚集过来,说明他们已经默契地都选择了罢课。
李谕说:“据我所知,他们还是倾向于签字。”
罗家伦说:“既然参加的学校更多了,我们应组成学生联合会,推举一名临时主席,我投傅斯年一票。”
学生气血上涌,突然出手打了过来,傅斯年没想到他动手,眼镜被打碎在地。
李谕叹道:“所以说还没有结束。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横叉出来,北洋政府肯定会同意签字。而一旦签字,山东就真的不好要回了。”
旁边的日本人叫做中江丑吉,受了点轻伤。他是日本记者,不过是日本的左翼,反对侵略,酷爱中国文化。
李谕说:“你们的抗争很是时候,昨天,就在你们进行游行的时候,巴黎的最高会议通过了最终结果,等待文件送回各国后,一个月后就要举行签字仪式。”
傅斯年愕然:“我们不就白争取了?难道他们还想学爱新觉罗、叶赫那拉,去签卖国条约?这是为什么?!”
五四虽然感觉北大最出风头,其实各校都联合起来了,而且后来清华的表现极为强硬,被抓的学生相当多,因为他们列队更加整齐,一抓就是一群。
旁边的学生破口大骂:“卖国贼!竟然说莫名其妙!你说你为什么被打?你该死!”
傅斯年问道:“北洋政府什么态度?”
傅斯年气呼呼转身离去,这个五四当天的学生运动领头人自此就没再参与后续的运动。
李谕说:“安福系段祺瑞总理主张签字,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在合约上签字,就不能加入国际联盟,所有的有利条件都要放弃。”
“去它嘛的组织!”学生非常不服气,“我们老老实实念书有用?”
里面还有昨天“没喝上汤”的清华学生。
章宗祥脸上没了血色,对吴炳湘说:“走走走,我们快点走!”
次日,李谕等人再次来到北大,学生们气头还没消,仍然在组织活动,而且这次他们召集了京城各大学校的代表,一起开会。
傅斯年说:“即便如此,我们也要进行有组织的游行。”
“当然是利益,”罗家伦走了过来,然后说,“京师警察厅的吴炳湘来了。”
按道理,这个学生打不过傅斯年,但傅斯年知道此时不能动手,再看那名学生涨红的脸,蹲下身慢慢拾起眼镜架:“好,这个临时主席我不当了!”
傅斯年提高嗓门:“既然让我做临时主席,就要听我的。”
“对,就该打死卖国贼!”
李谕说:“不过运动肯定还会继续下去,毕竟学生还有被捕的,和会也没有结果。”
傅斯年来到人群外围,看到了李谕与胡适、杜威。
学生说:“那你这个主席不要当了!呸!”
章宗祥无力地说:“我被打得莫名其妙,能录什么口供?”
罗家伦昨天激情澎湃地为报纸写稿,呼吁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文章的名字叫《“五四运动”的精神》。——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五四运动”概念。
傅斯年问:“他们该不会真的要签字吧?”
一名学生大声说:“我们哪里出格了?出格的是那些混蛋当官的!”
傅斯年是性情中人,回道:“你啐谁哪?”
“教授,当个组织者真是太难了。”傅斯年有些无奈地说。
傅斯年准备把被捕学生的问题解决再退出,于是一起来到校长室。
蔡元培对各校学生代表说:“吴厅长说了,只要你们停止游行,停止罢课,学生就安全放回。”
闻一多说:“我们才刚决议罢课,明天就要复课?这实在办不到,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吴炳湘说:“章公使被你们打得两天没有大小便,差不多就行了。”
罗家伦问:“难道打到那个部位了?”
吴炳湘说:“具体我不知道。”
傅斯年问:“要是我们明天复课,你们不放人,怎么办?”
吴炳湘大声说:“我可以用人格保障,要是不放人,我就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话到这份上了,学生代表们只好先复课,看看情况。
好在吴炳湘履行承诺,放了学生。他认为事情可以告一段落。
但这些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再一次平静罢了。
——
几天后,北大重新召开了杜威的演讲。
杜威有感而发:“我欣赏你们的爱国热情,表示肯定的态度。大学生为国家尽力,不顾利害,组织极大的团体,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想那些在美国的华人看到后,也会深表赞同。这是共和国国民应该有的举动,因为国家的兴亡,责任全在国民。
“世界上无论共和还是专制,建设各项事业,全赖人民自己去办,这对于共和国尤为重要。但要想有共和国的精神,必须有完善的教育,才能养成真正共和的精神。”
杜威不愧是搞教育的,最后又聊回到教育上,他接着说:
“经过这样的爱国运动,我想你们会更加热衷于求学。因为外交问题,激起爱国心,就有了新动机,新动力,求学的意念就更强了。
“我认为,理智与情感并不是相反的,而是相成的。”
“情绪能帮助理智,鼓动理智;理智能启导情绪,坚固情绪,不至流于盲目妄动或虎头蛇尾。”
杜威讲完后,李谕补充道:
“杜威教授说得非常有道理,即便是爱国,也应该情绪与理智互相配合。
“救国救民,谈何容易?方法万千,必然需要专门知识,不可能单依感情做事。
“要是单有感情而无知识,想讲卫生而不知怎样防止疾疫,想做买卖而不懂经营,肯定没有成功的希望。
“所以感情必须受理智的启导。
“有人会说感情在理智之先,也未尝不对,因为感情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是一到实行,知识就更重要了。
“之前在上海我们聊起知行合一,如果感情坚定,再有知识,问题看清楚了,就能达到目的。”
反正李谕也对学生的运动表示了肯定。
原因吗,当然是还没结束。
梁实秋多年后也在文中提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五四后又爆发了几次学生游行,梁实秋作为清华的学生跟着人群,他们遇见了一辆阻挠的汽车,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大家七手八脚把这辆汽车给砸毁了。
对此,梁实秋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北洋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辆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最后一句话挺有意思。
章宗祥的儿子正好和梁实秋同一个寝室,五四后,他赶紧偷偷溜了。但还是很多学生涌进了他们的宿舍,把章宗祥儿子的床铺捣烂了。
梁实秋觉得“不该这样做”。
不过这些小插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相比学生们的小举动,北洋政府丢掉山东的罪过不知大了几百倍,没必要转移视线。
说到底,五四爆发就是针对日本的,针对他们蚕食山东,同时还有北洋政府不作为,是全中国对日本拼命扩张蚕食中国的普遍民怨反应。
十几天后,学生运动又开始以更大规模的形式出现,即便被抓了上百人,还是有五六千学生继续游行示威。
这时候北洋政府就有点怕了,不敢再让军警抓捕学生,同时把拘留的学生都放了。
李谕随后给上海实业协会发了函,学生都罢学了,工商业也该拿出点精神头来,罢工!
上海加入后,北洋政府更加难办。其实从这时候起,运动规模就变得更大了。
学生他们还可以对付对付,工商业罢工对他们而言更加有杀伤力。
最后北洋政府终于同意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
但大家争的关键问题还是和会上签不签字。
身在巴黎的代表团不断发文询问北洋政府,到底签不签。
北洋政府却拿不准主意,一直含糊其辞。
代表团内部分成两派,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为签字派;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等则坚持反对签字。
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则只想得到北洋政府的指令,毕竟责任太大。
经过一个多月的电报通讯,北洋政府仍旧没给个准信,陆徵祥实在承受不住压力,称病辞职,从此之后,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就是顾维钧来做。
就是说如果签字,也是顾维钧。
此时距离签字,只剩十天。
顾维钧等人心中明白,拒签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保留以后争取山东的可能。
虽然这样会导致失去一些谈下来的东西,但有些东西毕竟就是一丝一毫不能让的,否则以小鬼子的行事作风,肯定会得寸进尺,遗患无穷。
按道理,北洋政府怎么说都要给个准信,可直到最后一天,代表团也没有收到北洋政府的明确指示。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代表团猜测,可能北洋政府不想自己做决定了,想让代表团自己决定签不签。
最终签约日,顾维钧当机立断,选择了拒签。
而在次日,他才收到北洋政府拒签的指令。
——很可能北洋政府是在推算和会最后签约的会议开始后,才发出了电文。明显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还能怪罪于无线电的通信不畅……
哎,图什么哪?怎么能和自己人耍小聪明。
后来的发展,还算好,舆论起到了作用,各国同情山东问题;美国的国会对威尔逊最终让步于日本也有异议。
既然没签字,日本就不能在法理上占据山东,此后北洋方面也没再同意。
几个月后,代表团先就奥匈问题签了字,收回了让给奥匈的权利。次年,中德也签了协约,德国赔了一部分钱,然后取消了庚子赔款。
学生们确实做到了。
“原来是李大学士,”吴炳湘恭敬道,然后面露苦涩,“我哪能不知道!抓几个学生完全是为了给上头交代,就算抓到监狱里,我也得一个个当宝贝养着,哪敢动他们一根手指头。”
李谕说:“估计上头不敢针对学生,要拿你出来顶包。你不抓学生要顶包,抓了还要顶包。”
“哎!谁说不是!”吴炳湘叹了口气,“我就是两头不得好!李大学士,你是文化人,回去给学生说说,差不多得了,最少别放火嘛,要不我真的很难做。”
李谕说:“偶发情况罢了,而且终归没出什么人命。你年轻上二十岁,说不定更出格。”
吴炳湘说:“李大学士,你再告诉学生,只要他们同意放弃7号的游行,被抓的学生我悉数放回。”
李谕说:“有劳长官照顾学生。”
这才只是个开始,以后游行的学生甚至巴不得进监狱,甚至带上洗漱用品,警察送都送不走。
可能吴炳湘本人秉承着过往“刑不上大夫”的观点,不敢动大学生。——这时候的大学生确实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几个警察扶着章宗祥和一个日本人走了出来,旁边被抓的学生仍不住咒骂,章宗祥眼镜都找不到了,扶着流血的脑袋,没敢还嘴。
闻一多代表清华说:“我校僻处西郊,未来得及进城,从今日起与各校一致行动!”
吴炳湘连忙说:“哎哟呦,章公使!还好您没事。”
傅斯年向来有组织能力,让他出面没啥问题。傅斯年说:“我希望大家在此后的游行中可以听从指挥,不要做出太出格的事,不然咱们有理变成无理就不好办了。”
章宗祥指着脑袋,没好气地回道:“这叫没事?”
傅斯年气愤道:“真不知道上位者天天在想什么!”
吴炳湘看这个日本人没什么大碍,更加放心:“两位快随我回去走个过场,录点口供。”
“这不还是交易吗?卖国的交易!”傅斯年说。
胡适说:“我提过很多次,单纯把罢课用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罢课于敌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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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校的学生能聚集过来,说明他们已经默契地都选择了罢课。
李谕说:“据我所知,他们还是倾向于签字。”
罗家伦说:“既然参加的学校更多了,我们应组成学生联合会,推举一名临时主席,我投傅斯年一票。”
学生气血上涌,突然出手打了过来,傅斯年没想到他动手,眼镜被打碎在地。
李谕叹道:“所以说还没有结束。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横叉出来,北洋政府肯定会同意签字。而一旦签字,山东就真的不好要回了。”
旁边的日本人叫做中江丑吉,受了点轻伤。他是日本记者,不过是日本的左翼,反对侵略,酷爱中国文化。
李谕说:“你们的抗争很是时候,昨天,就在你们进行游行的时候,巴黎的最高会议通过了最终结果,等待文件送回各国后,一个月后就要举行签字仪式。”
傅斯年愕然:“我们不就白争取了?难道他们还想学爱新觉罗、叶赫那拉,去签卖国条约?这是为什么?!”
五四虽然感觉北大最出风头,其实各校都联合起来了,而且后来清华的表现极为强硬,被抓的学生相当多,因为他们列队更加整齐,一抓就是一群。
旁边的学生破口大骂:“卖国贼!竟然说莫名其妙!你说你为什么被打?你该死!”
傅斯年问道:“北洋政府什么态度?”
傅斯年气呼呼转身离去,这个五四当天的学生运动领头人自此就没再参与后续的运动。
李谕说:“安福系段祺瑞总理主张签字,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在合约上签字,就不能加入国际联盟,所有的有利条件都要放弃。”
“去它嘛的组织!”学生非常不服气,“我们老老实实念书有用?”
里面还有昨天“没喝上汤”的清华学生。
章宗祥脸上没了血色,对吴炳湘说:“走走走,我们快点走!”
次日,李谕等人再次来到北大,学生们气头还没消,仍然在组织活动,而且这次他们召集了京城各大学校的代表,一起开会。
傅斯年说:“即便如此,我们也要进行有组织的游行。”
“当然是利益,”罗家伦走了过来,然后说,“京师警察厅的吴炳湘来了。”
按道理,这个学生打不过傅斯年,但傅斯年知道此时不能动手,再看那名学生涨红的脸,蹲下身慢慢拾起眼镜架:“好,这个临时主席我不当了!”
傅斯年提高嗓门:“既然让我做临时主席,就要听我的。”
“对,就该打死卖国贼!”
李谕说:“不过运动肯定还会继续下去,毕竟学生还有被捕的,和会也没有结果。”
傅斯年来到人群外围,看到了李谕与胡适、杜威。
学生说:“那你这个主席不要当了!呸!”
章宗祥无力地说:“我被打得莫名其妙,能录什么口供?”
罗家伦昨天激情澎湃地为报纸写稿,呼吁当局释放被捕学生,文章的名字叫《“五四运动”的精神》。——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五四运动”概念。
傅斯年问:“他们该不会真的要签字吧?”
一名学生大声说:“我们哪里出格了?出格的是那些混蛋当官的!”
傅斯年是性情中人,回道:“你啐谁哪?”
“教授,当个组织者真是太难了。”傅斯年有些无奈地说。
傅斯年准备把被捕学生的问题解决再退出,于是一起来到校长室。
蔡元培对各校学生代表说:“吴厅长说了,只要你们停止游行,停止罢课,学生就安全放回。”
闻一多说:“我们才刚决议罢课,明天就要复课?这实在办不到,我们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吴炳湘说:“章公使被你们打得两天没有大小便,差不多就行了。”
罗家伦问:“难道打到那个部位了?”
吴炳湘说:“具体我不知道。”
傅斯年问:“要是我们明天复课,你们不放人,怎么办?”
吴炳湘大声说:“我可以用人格保障,要是不放人,我就是你们终身的儿子!”
话到这份上了,学生代表们只好先复课,看看情况。
好在吴炳湘履行承诺,放了学生。他认为事情可以告一段落。
但这些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再一次平静罢了。
——
几天后,北大重新召开了杜威的演讲。
杜威有感而发:“我欣赏你们的爱国热情,表示肯定的态度。大学生为国家尽力,不顾利害,组织极大的团体,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想那些在美国的华人看到后,也会深表赞同。这是共和国国民应该有的举动,因为国家的兴亡,责任全在国民。
“世界上无论共和还是专制,建设各项事业,全赖人民自己去办,这对于共和国尤为重要。但要想有共和国的精神,必须有完善的教育,才能养成真正共和的精神。”
杜威不愧是搞教育的,最后又聊回到教育上,他接着说:
“经过这样的爱国运动,我想你们会更加热衷于求学。因为外交问题,激起爱国心,就有了新动机,新动力,求学的意念就更强了。
“我认为,理智与情感并不是相反的,而是相成的。”
“情绪能帮助理智,鼓动理智;理智能启导情绪,坚固情绪,不至流于盲目妄动或虎头蛇尾。”
杜威讲完后,李谕补充道:
“杜威教授说得非常有道理,即便是爱国,也应该情绪与理智互相配合。
“救国救民,谈何容易?方法万千,必然需要专门知识,不可能单依感情做事。
“要是单有感情而无知识,想讲卫生而不知怎样防止疾疫,想做买卖而不懂经营,肯定没有成功的希望。
“所以感情必须受理智的启导。
“有人会说感情在理智之先,也未尝不对,因为感情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是一到实行,知识就更重要了。
“之前在上海我们聊起知行合一,如果感情坚定,再有知识,问题看清楚了,就能达到目的。”
反正李谕也对学生的运动表示了肯定。
原因吗,当然是还没结束。
梁实秋多年后也在文中提到过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五四后又爆发了几次学生游行,梁实秋作为清华的学生跟着人群,他们遇见了一辆阻挠的汽车,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大家七手八脚把这辆汽车给砸毁了。
对此,梁实秋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北洋政府无能,恨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地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那辆被打的汽车是冤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究竟为数不多。”
最后一句话挺有意思。
章宗祥的儿子正好和梁实秋同一个寝室,五四后,他赶紧偷偷溜了。但还是很多学生涌进了他们的宿舍,把章宗祥儿子的床铺捣烂了。
梁实秋觉得“不该这样做”。
不过这些小插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因为相比学生们的小举动,北洋政府丢掉山东的罪过不知大了几百倍,没必要转移视线。
说到底,五四爆发就是针对日本的,针对他们蚕食山东,同时还有北洋政府不作为,是全中国对日本拼命扩张蚕食中国的普遍民怨反应。
十几天后,学生运动又开始以更大规模的形式出现,即便被抓了上百人,还是有五六千学生继续游行示威。
这时候北洋政府就有点怕了,不敢再让军警抓捕学生,同时把拘留的学生都放了。
李谕随后给上海实业协会发了函,学生都罢学了,工商业也该拿出点精神头来,罢工!
上海加入后,北洋政府更加难办。其实从这时候起,运动规模就变得更大了。
学生他们还可以对付对付,工商业罢工对他们而言更加有杀伤力。
最后北洋政府终于同意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官职。
但大家争的关键问题还是和会上签不签字。
身在巴黎的代表团不断发文询问北洋政府,到底签不签。
北洋政府却拿不准主意,一直含糊其辞。
代表团内部分成两派,驻法公使胡惟德、驻意公使王广圻为签字派;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等则坚持反对签字。
代表团团长陆徵祥则只想得到北洋政府的指令,毕竟责任太大。
经过一个多月的电报通讯,北洋政府仍旧没给个准信,陆徵祥实在承受不住压力,称病辞职,从此之后,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就是顾维钧来做。
就是说如果签字,也是顾维钧。
此时距离签字,只剩十天。
顾维钧等人心中明白,拒签是最好的选择,可以保留以后争取山东的可能。
虽然这样会导致失去一些谈下来的东西,但有些东西毕竟就是一丝一毫不能让的,否则以小鬼子的行事作风,肯定会得寸进尺,遗患无穷。
按道理,北洋政府怎么说都要给个准信,可直到最后一天,代表团也没有收到北洋政府的明确指示。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代表团猜测,可能北洋政府不想自己做决定了,想让代表团自己决定签不签。
最终签约日,顾维钧当机立断,选择了拒签。
而在次日,他才收到北洋政府拒签的指令。
——很可能北洋政府是在推算和会最后签约的会议开始后,才发出了电文。明显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还能怪罪于无线电的通信不畅……
哎,图什么哪?怎么能和自己人耍小聪明。
后来的发展,还算好,舆论起到了作用,各国同情山东问题;美国的国会对威尔逊最终让步于日本也有异议。
既然没签字,日本就不能在法理上占据山东,此后北洋方面也没再同意。
几个月后,代表团先就奥匈问题签了字,收回了让给奥匈的权利。次年,中德也签了协约,德国赔了一部分钱,然后取消了庚子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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