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这一个多月,国内的抗争以及外交上都算挺成功的。
顾维钧不签字的决定非常灵性。
日本代表团的牧野伸显当时就担忧地表示:“世人不察,以为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为血气所驱使,为功名所激发,致有此等行动。而我观察并非如此,我深信此种感情早已浸润于中国一般国民,酝酿数年之久,一触即发,巴黎和会不过其表现之机会……我国或因中国问题而陷入意外之困境,未可知也。”
这个小鬼子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五四的作用之大不用过多叙述,单单一个近代转入现代的就足够彰显地位。
当然这是站在了上帝视角,要是从当下着眼,最现实的表现可能就是加速了北洋内部的裂变,尤其是皖系和直系的分裂。
五四可以说直接引发了后续的直皖战争,亲日的段祺瑞一派渐渐没落。
段祺瑞估计对此相当无语,自己在成为“共和英雄”后,又对德宣战,并成为胜利国。去年一战刚结束,没开和会时,段祺瑞志还得意满地以总司令身份检阅军队,接受群众和各国使节的检阅,人群中喊出了“段祺瑞万岁”的口号。
但他刚坐上云霄,还没缓过神,就又再次摔到地上。
什么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段现在心里真是明明白白。
两人做的当然还是春秋大梦。
曹汝霖扳起手指头算了算:“1858年瑷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和1881年伊犁条约,被割去了大片土地,若能收回,现在的小事何足挂齿!”
段祺瑞说:“这场学生和工人的运动简直就像一场别有用心的阴谋。那些学生还说什么中国要亡?开玩笑!现在咱们可是战胜国,再怎么都比民国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要好!简直不辨是非!”
苏俄只是画了一张不切实际的大饼而已。
段祺瑞说:“宣言上就是这么写的。”
曹汝霖也听得心旌神摇:“希望他们不要食言,那样我们就能翻身了!”
段祺瑞说:“好在北边的苏俄发了声明,要废除以往签下的不平等条约。”
曹汝霖已经认命了:“现在各界已经对我们不信任,局面稍不留神就会不可控,总理以后多加小心。”
曹汝霖是干过外交的,于是问:“有没有书面上的文件?”
曹汝霖讶道:“全部废除?”
俄国是占据咱们领土最多的,要是从他们手里收回,估计段祺瑞的功劳比“四造共和”都要大得多。
曹汝霖感觉不可思议:“现在他们处境艰难,不会是空头支票吧?他们与德国的条约便被作废。”
对于大总统徐世昌迫于压力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他也很生气。
曹汝霖说:“密约被报出来,你我无能为力。”
“如此优厚的条件!”曹汝霖不得不震惊,但还是谨慎问道,“真的是一切不平等条约?”
段祺瑞说:“现在他们面对各国干涉军,自身难保,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不争一下太可惜。”
段祺瑞点头说:“所以你我要振作精神,即便失去区区胶东,但能拿回远大于胶东之土地,何止功大于过,简直是拓土开疆。”
段祺瑞说:“苏俄负责对东亚外交的一个叫做加拉罕的官员发了苏俄的宣言,宣言声称,‘废除帝俄与中国、日本、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土地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俄政府和俄国资本家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方,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
段祺瑞继续说:“那位叫列宁的领袖,早在多年前就说过,‘四亿落后的中国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我们的党派主张,必须废除与中国不平等条约,待革命取得成功,把沙皇侵占的领土,尽快归还给中国!’”
苏俄后来又发了两个宣言,第二次的宣言相比第一次,把有关中东铁路无偿归还的条款变为了愿意展开谈判。
段祺瑞专门跑去安抚曹汝霖,气呼呼地说:“润田(曹汝霖字),我没想到大总统如此不负责任!你为我冒天下大不韪,借到日债,该是大英雄。徐大总统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人愿意给他出力?”
第三次宣言则删去了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一段文字,并照会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北洋政府以其修改后的文本为准。
而且他们还解释了解释,所谓要废除的条约,是1896年以后沙俄与中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侵占的大约为1400平方公里土地。主要是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
但1896年以前的那几个条约才是大头,占了100多万平方公里!
第三次宣言时,苏俄已经基本肃清白军,打赢内战,站稳了脚跟。
那时候,呵呵,1896年以后的都直接反悔了。
此前一切不过是缓兵之计。
反正这就是国际政治。
对苏俄有利的条约,他们一个没废除;对苏俄不利的条约,比如与法国的大量借款、对德《布列斯特条约》则全部作废。
但这时的皖系,肯定要抓住所有可能的救命稻草。
曹汝霖又说:“李谕在学界和工商界都有强大影响力,总理可以派一名心腹去他那里探探口风。”
段祺瑞点头说:“确应如此。”
——
东厂胡同。
徐树铮敲响了李谕家的大门。
“徐将军怎么穿了便装?”李谕问。
徐树铮呵呵笑道:“穿戎装太过招摇。”
李谕让王伯端上茶,然后问:“徐将军所来何事?”
徐树铮说:“我这人不擅长绕圈子,今天来,是段总理让我问问,学生和工商界还有没有什么……什么不满的意见。”
李谕笑道:“我可代表不了学生和工商界。”
徐树铮说:“但以院士先生的影响力,一呼百应,学界与工商界必然卖您面子。”
“那就不好说了,”李谕顿了顿,“天意难违。”
徐树铮立刻说:“院士先生,您难道真要看着局势江河日下?”
李谕并不想管他们会不会倒台,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你们不是还有一张王牌?”
“什么王牌?”徐树铮问。
“外蒙呀,”李谕说,“你们编练了四万参战军,现在各方要求你们裁撤,既然不想裁撤,就先找个地方发泄发泄。现在的外蒙,别说四万军队,就算只有四千,他们也挡不住。”
徐树铮思忖片刻,说:“外蒙……要等一个机会。”
李谕好整以暇地说:“很快就会来了。”
徐树铮问道:“院士先生为什么如此肯定?”
李谕笑道:“连美联社那边都有了消息,他们如今非常关注苏俄,风吹草动的消息都会探寻到。”
“此话当真?”徐树铮再次确定了一下。
“我从不吹牛,你不相信就联系一下美国公使馆求证。”李谕说。
徐树铮当即起身:“我现在就回总理那!”
李谕拱手道:“祝徐将军马到成功。”
徐树铮收复外蒙,是民国一件很值得称道的胜利。
过程其实蛮顺的,几个月后,外蒙一些高层主动向北洋政府示好,说他们受够了俄国欺负,非常羡慕内蒙得到的各种优待;要是北洋政府可以承揽下他们的债务,并且给王公和喇嘛们支付俸禄,他们就愿意放弃独立。
北洋政府当然答应,一年不过一百万银圆而已。
只是后来外蒙议会又否决了议案,北洋政府立马命令徐树铮挥师北上。
这一批参战军训练得兵强马壮,一路上的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唯一阻拦的是蒙古原俄国顾问领导的白俄军队,不过他们也无法阻挡徐树铮军队的前进。此时俄国毕竟内乱重重,来不及对此作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的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外蒙的回归,让民国版图达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最大值。至于之后再次脱离,就是另一码事了。
——
送走徐树铮后,李谕便来到北大,正巧鲁迅过来找《新青年》投稿,两人便随便聊了几句。
鲁迅说:“五四刚发起时,我在家中读书,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种田地,好在学生竟真的救了国。”
李谕说:“学生们也是书生,虽然不少学生有些自负,天天吵着‘要带领群众救中国’,但自古以来不就有书生救国的情节吗,可以理解。”
鲁迅感慨道:“书生救国?想想被罢免的曹、陆、章几人,也算当初一起留日的同志,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如今都怎么了?为何改革者到了后来往往再度成为改革的对象?今日的卖国贼,不就是昨日东京的热血青年吗?”
李谕说:“因为革命还没有结束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是啊,还没结束,”鲁迅叹道,“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李谕表示赞同:“未来更加迫切的就是思想革命,要靠德先生与赛先生,没什么别的办法。”
胡适和蒋梦麟这时突然过来,对李谕急切地说:“糟了!蔡校长辞职走了!”
“走了?”李谕讶道,“为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蒋梦麟说,“校长只留下一句话。”
“什么?”李谕问。
蒋梦麟拿出报纸,指着上面蔡元培的一句话:“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汽可小休。”
李谕一头雾水:“什么意思?”
蒋梦麟和胡适摇头道:“我们也不明白。”
李谕问向鲁迅:“周先生,你知道怎么解释吗?”
鲁迅看了一眼,旋即也摇了摇头:“蔡校长是前清进士,学问比我好得多,这句我不知道出自哪里。”
“我就说你们还是不懂吧!”辜鸿铭拄着文明杖走过来,哼了一声说,“新文化,哼,新文化!老祖宗的东西都看不懂了,还在这讲新文化?”
胡适也顾不上和他顶嘴,用恳求的语气问道:“辜先生,辜教授,您知道蔡校长的意思?”
辜鸿铭得意地坐了下来,拿起报纸说:“你们听好了,这句‘杀君马者道旁儿’出自东汉泰山太守应劭所著之《风俗通义》,意思是一匹好马在周边人不停地喝彩激励之下,越跑越快无法控制,最终累死在路边;至于‘民亦劳止,汽可小休’,则取自《毛诗·大雅·民劳》。以之判断,蔡校长是想表达自己就是那匹马,虽然赢得无数掌声,不过已身心疲惫即将致命。”
“原来如此,”胡适恍然,“辜教授不愧博学古今。”
辜鸿铭满意地说:“你们要记住,旧文化也是文化。”
蒋梦麟说:“蔡校长难道是因为这一个多月的事情,感到了不堪重负?”
李谕说:“蔡校长一向支持学生运动,或许是感觉到了事态不可控。不管怎样,咱们赶紧联合教师们,发电报把他请回来。”
蔡元培确实感到了一些有心无力。
五四胜利之后,很多学生过分扩张了要求,要求拥有决定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一旦所求不顺,动辄搬出罢课闹事相要挟;教师要是在纪律或考试上要求严格一点,即马上遭罢课反对。
罢课似乎成了学生手中威胁校方与教师的法宝。动机变得越来越复杂,一系列极其过分的要求也随即提出,如要求学校发放春假津贴以补贴旅行费用,学生的活动经费也要学校补贴,免费发给讲义等等。
当“街头政治”成为流行,热情越来越多替代理性时,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框架,都已被抛到脑后。
没有蔡元培,还真不好管教,必须让他回来约束约束。
顾维钧不签字的决定非常灵性。
日本代表团的牧野伸显当时就担忧地表示:“世人不察,以为在巴黎的中国代表,为血气所驱使,为功名所激发,致有此等行动。而我观察并非如此,我深信此种感情早已浸润于中国一般国民,酝酿数年之久,一触即发,巴黎和会不过其表现之机会……我国或因中国问题而陷入意外之困境,未可知也。”
这个小鬼子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五四的作用之大不用过多叙述,单单一个近代转入现代的就足够彰显地位。
当然这是站在了上帝视角,要是从当下着眼,最现实的表现可能就是加速了北洋内部的裂变,尤其是皖系和直系的分裂。
五四可以说直接引发了后续的直皖战争,亲日的段祺瑞一派渐渐没落。
段祺瑞估计对此相当无语,自己在成为“共和英雄”后,又对德宣战,并成为胜利国。去年一战刚结束,没开和会时,段祺瑞志还得意满地以总司令身份检阅军队,接受群众和各国使节的检阅,人群中喊出了“段祺瑞万岁”的口号。
但他刚坐上云霄,还没缓过神,就又再次摔到地上。
什么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老段现在心里真是明明白白。
两人做的当然还是春秋大梦。
曹汝霖扳起手指头算了算:“1858年瑷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和1881年伊犁条约,被割去了大片土地,若能收回,现在的小事何足挂齿!”
段祺瑞说:“这场学生和工人的运动简直就像一场别有用心的阴谋。那些学生还说什么中国要亡?开玩笑!现在咱们可是战胜国,再怎么都比民国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要好!简直不辨是非!”
苏俄只是画了一张不切实际的大饼而已。
段祺瑞说:“宣言上就是这么写的。”
曹汝霖也听得心旌神摇:“希望他们不要食言,那样我们就能翻身了!”
段祺瑞说:“好在北边的苏俄发了声明,要废除以往签下的不平等条约。”
曹汝霖已经认命了:“现在各界已经对我们不信任,局面稍不留神就会不可控,总理以后多加小心。”
曹汝霖是干过外交的,于是问:“有没有书面上的文件?”
曹汝霖讶道:“全部废除?”
俄国是占据咱们领土最多的,要是从他们手里收回,估计段祺瑞的功劳比“四造共和”都要大得多。
曹汝霖感觉不可思议:“现在他们处境艰难,不会是空头支票吧?他们与德国的条约便被作废。”
对于大总统徐世昌迫于压力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他也很生气。
曹汝霖说:“密约被报出来,你我无能为力。”
“如此优厚的条件!”曹汝霖不得不震惊,但还是谨慎问道,“真的是一切不平等条约?”
段祺瑞说:“现在他们面对各国干涉军,自身难保,是我们的一个机会,不争一下太可惜。”
段祺瑞点头说:“所以你我要振作精神,即便失去区区胶东,但能拿回远大于胶东之土地,何止功大于过,简直是拓土开疆。”
段祺瑞说:“苏俄负责对东亚外交的一个叫做加拉罕的官员发了苏俄的宣言,宣言声称,‘废除帝俄与中国、日本、协约国签订的一切秘密条约,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土地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俄政府和俄国资本家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方,废除帝俄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放弃帝俄在中东铁路方面的一切特权。’”
段祺瑞继续说:“那位叫列宁的领袖,早在多年前就说过,‘四亿落后的中国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我们的党派主张,必须废除与中国不平等条约,待革命取得成功,把沙皇侵占的领土,尽快归还给中国!’”
苏俄后来又发了两个宣言,第二次的宣言相比第一次,把有关中东铁路无偿归还的条款变为了愿意展开谈判。
段祺瑞专门跑去安抚曹汝霖,气呼呼地说:“润田(曹汝霖字),我没想到大总统如此不负责任!你为我冒天下大不韪,借到日债,该是大英雄。徐大总统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人愿意给他出力?”
第三次宣言则删去了1919年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一段文字,并照会北洋政府外交部,要求北洋政府以其修改后的文本为准。
而且他们还解释了解释,所谓要废除的条约,是1896年以后沙俄与中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侵占的大约为1400平方公里土地。主要是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
但1896年以前的那几个条约才是大头,占了100多万平方公里!
第三次宣言时,苏俄已经基本肃清白军,打赢内战,站稳了脚跟。
那时候,呵呵,1896年以后的都直接反悔了。
此前一切不过是缓兵之计。
反正这就是国际政治。
对苏俄有利的条约,他们一个没废除;对苏俄不利的条约,比如与法国的大量借款、对德《布列斯特条约》则全部作废。
但这时的皖系,肯定要抓住所有可能的救命稻草。
曹汝霖又说:“李谕在学界和工商界都有强大影响力,总理可以派一名心腹去他那里探探口风。”
段祺瑞点头说:“确应如此。”
——
东厂胡同。
徐树铮敲响了李谕家的大门。
“徐将军怎么穿了便装?”李谕问。
徐树铮呵呵笑道:“穿戎装太过招摇。”
李谕让王伯端上茶,然后问:“徐将军所来何事?”
徐树铮说:“我这人不擅长绕圈子,今天来,是段总理让我问问,学生和工商界还有没有什么……什么不满的意见。”
李谕笑道:“我可代表不了学生和工商界。”
徐树铮说:“但以院士先生的影响力,一呼百应,学界与工商界必然卖您面子。”
“那就不好说了,”李谕顿了顿,“天意难违。”
徐树铮立刻说:“院士先生,您难道真要看着局势江河日下?”
李谕并不想管他们会不会倒台,只是随口说了一句:“你们不是还有一张王牌?”
“什么王牌?”徐树铮问。
“外蒙呀,”李谕说,“你们编练了四万参战军,现在各方要求你们裁撤,既然不想裁撤,就先找个地方发泄发泄。现在的外蒙,别说四万军队,就算只有四千,他们也挡不住。”
徐树铮思忖片刻,说:“外蒙……要等一个机会。”
李谕好整以暇地说:“很快就会来了。”
徐树铮问道:“院士先生为什么如此肯定?”
李谕笑道:“连美联社那边都有了消息,他们如今非常关注苏俄,风吹草动的消息都会探寻到。”
“此话当真?”徐树铮再次确定了一下。
“我从不吹牛,你不相信就联系一下美国公使馆求证。”李谕说。
徐树铮当即起身:“我现在就回总理那!”
李谕拱手道:“祝徐将军马到成功。”
徐树铮收复外蒙,是民国一件很值得称道的胜利。
过程其实蛮顺的,几个月后,外蒙一些高层主动向北洋政府示好,说他们受够了俄国欺负,非常羡慕内蒙得到的各种优待;要是北洋政府可以承揽下他们的债务,并且给王公和喇嘛们支付俸禄,他们就愿意放弃独立。
北洋政府当然答应,一年不过一百万银圆而已。
只是后来外蒙议会又否决了议案,北洋政府立马命令徐树铮挥师北上。
这一批参战军训练得兵强马壮,一路上的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唯一阻拦的是蒙古原俄国顾问领导的白俄军队,不过他们也无法阻挡徐树铮军队的前进。此时俄国毕竟内乱重重,来不及对此作出反应,只能坐视中国的军队占领外蒙各要点。
外蒙的回归,让民国版图达到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最大值。至于之后再次脱离,就是另一码事了。
——
送走徐树铮后,李谕便来到北大,正巧鲁迅过来找《新青年》投稿,两人便随便聊了几句。
鲁迅说:“五四刚发起时,我在家中读书,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种田地,好在学生竟真的救了国。”
李谕说:“学生们也是书生,虽然不少学生有些自负,天天吵着‘要带领群众救中国’,但自古以来不就有书生救国的情节吗,可以理解。”
鲁迅感慨道:“书生救国?想想被罢免的曹、陆、章几人,也算当初一起留日的同志,这些昔日的风云人物,如今都怎么了?为何改革者到了后来往往再度成为改革的对象?今日的卖国贼,不就是昨日东京的热血青年吗?”
李谕说:“因为革命还没有结束呗,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是啊,还没结束,”鲁迅叹道,“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
“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李谕表示赞同:“未来更加迫切的就是思想革命,要靠德先生与赛先生,没什么别的办法。”
胡适和蒋梦麟这时突然过来,对李谕急切地说:“糟了!蔡校长辞职走了!”
“走了?”李谕讶道,“为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蒋梦麟说,“校长只留下一句话。”
“什么?”李谕问。
蒋梦麟拿出报纸,指着上面蔡元培的一句话:“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汽可小休。”
李谕一头雾水:“什么意思?”
蒋梦麟和胡适摇头道:“我们也不明白。”
李谕问向鲁迅:“周先生,你知道怎么解释吗?”
鲁迅看了一眼,旋即也摇了摇头:“蔡校长是前清进士,学问比我好得多,这句我不知道出自哪里。”
“我就说你们还是不懂吧!”辜鸿铭拄着文明杖走过来,哼了一声说,“新文化,哼,新文化!老祖宗的东西都看不懂了,还在这讲新文化?”
胡适也顾不上和他顶嘴,用恳求的语气问道:“辜先生,辜教授,您知道蔡校长的意思?”
辜鸿铭得意地坐了下来,拿起报纸说:“你们听好了,这句‘杀君马者道旁儿’出自东汉泰山太守应劭所著之《风俗通义》,意思是一匹好马在周边人不停地喝彩激励之下,越跑越快无法控制,最终累死在路边;至于‘民亦劳止,汽可小休’,则取自《毛诗·大雅·民劳》。以之判断,蔡校长是想表达自己就是那匹马,虽然赢得无数掌声,不过已身心疲惫即将致命。”
“原来如此,”胡适恍然,“辜教授不愧博学古今。”
辜鸿铭满意地说:“你们要记住,旧文化也是文化。”
蒋梦麟说:“蔡校长难道是因为这一个多月的事情,感到了不堪重负?”
李谕说:“蔡校长一向支持学生运动,或许是感觉到了事态不可控。不管怎样,咱们赶紧联合教师们,发电报把他请回来。”
蔡元培确实感到了一些有心无力。
五四胜利之后,很多学生过分扩张了要求,要求拥有决定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一旦所求不顺,动辄搬出罢课闹事相要挟;教师要是在纪律或考试上要求严格一点,即马上遭罢课反对。
罢课似乎成了学生手中威胁校方与教师的法宝。动机变得越来越复杂,一系列极其过分的要求也随即提出,如要求学校发放春假津贴以补贴旅行费用,学生的活动经费也要学校补贴,免费发给讲义等等。
当“街头政治”成为流行,热情越来越多替代理性时,民主的方式、法治的框架,都已被抛到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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