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说:“大家伙针对的是日本人,根本不想把蔡校长气走。”
辜鸿铭说:“我相信蔡校长肯定会回来,他要是不回来,老夫也走!”
虽然蔡元培属于新文化运动的一份子,但辜鸿铭一直挺佩服蔡元培。首先当然因为蔡元培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再者此前蔡元培替辜鸿铭说过话。
所以在几个月前林纾与蔡元培的“蔡林大战”中,辜鸿铭选择站在了蔡元培一边。
而在更早时候,他还为自己被视为孔孟罪人深感不服,说自己实为孔孟旧学之功臣。
辜鸿铭写了篇奇怪的文支持蔡元培:“在这国学岌岌可危之际,蔡氏表面上支持新派刊物,实际上用心良苦,是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以毒攻毒之法”
他显然会错了意,但蔡元培看破不说破,就这么着了。
蒋梦麟又说:“日本人真是可恶,一切的一切,包括校长被逼走,他们才是祸首!”
李谕说:“还好现在大家渐渐能意识到日本人的本来面目。”
辜鸿铭也冷哼道:“日本人向来是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愄威而不怀德;强必寇盗,弱必卑伏。看起来恭恭敬敬,似乎很有脸,实际上心中无大义;寡廉鲜耻,欺软怕硬。”
李谕笑道:“这句话貌似出自宋朝的《资治通鉴》,这么多年,小鬼子一点没变。”
——
在连续几封电报催促后,蔡元培终究还是回来了。
几人随即在饭庄欢迎蔡校长归来。
胡适说:“这几天学生因为您的出走,闹得更凶了。他们觉得是北洋政府逼走了您,差点去总统府示威。”
蔡元培说:“我就是担心他们出事,才重新北上。”
“现在学校好不容易走上正轨,全靠着校长哪!”蒋梦麟说。
蔡元培转而问道:“对了,杜威教授呢?”
胡适说:“他要去浙江做几场演讲。”
“浙江?我刚去了趟杭州,那里的高等学府全都停办了。”蔡元培说。
李谕说:“他是被陶行知邀请过去的,要讲几场关于平民教育的内容。”
“平民教育嘛,这可比大学难做得多,还难有名声。”蔡元培感慨道。
李谕说:“总不能只有精英教育,那样永远也完成不了工业转变。”
“这个说法妙极!”辜鸿铭接上话,“前段时间胡适之还写了篇文章,说中国十人有九人不识字,正是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事。要是四万万人都能读书识字,那还了得?要是北京的苦力、马夫、车夫、剃头匠、小伙计都认得字,都要像北京大学学生那样去干预朝政,还成个什么世界?”
胡适说:“辜老又拿这事揶揄我。”
辜鸿铭年纪挺大,但嘴上一点不饶人,也不让着胡适这个晚辈:“是你先拿辫子一事攻击老夫的。”
蔡元培早就习惯他们两个的争吵,打断他们说:“我路过徐州时,听说辜教授给张勋送了一副寿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没错,”辜鸿铭说,“蔡校长,你先别说,我倒想问问胡适之教授能不能明白其中意思。”
胡适见他又针对自己,想了想说:“好像是宋代文豪苏轼送给好友的诗句。意思是希望朋友不要悲观,珍惜余下的岁月。”
辜鸿铭说:“这只是字面意思,还另有深意,你能否看出?”
胡适说:“‘傲霜枝’自然是你们二位的辫子,‘擎雨盖’我悟不出来。”
辜鸿铭得意道:“那是清朝的大帽子!”
这次辜鸿铭占了上风。
“佩服佩服!”胡适随便夸了两句,赶紧调转话题,对蔡元培说,“最近几位学生办的杂志《新潮》发行不错,我们还向上海大同大学的中国科学社约了稿。”
蔡元培支持说:“李谕先生领导的科学社非常有先进性,现在写科普文章最好的就是他们。”
胡适说:“我们也全部采用了白话文和新式标点……”
辜鸿铭又打断了胡适:“又是白话文、新式标点!按照白话文,你都不该叫胡适之,应该叫往哪走。还有,今天我当着你的面,必须为文言文说一句好话,如果家里来电报,说你父亲死了,叫你赶快回家奔丧,白话文多啰唆;如换成文言文,只需四个字,‘父亡速归’。”
胡适立马反驳:“如今印刷技术兴盛,再惜墨如金已经没有必要,让更多人看懂才最急迫。”
辜鸿铭继续冷嘲热讽:“白话文艺术含量太低,你写的那首新诗叫什么来着,黄蝴蝶对吧?嘿嘿,写得真是好!以后干脆就尊称你为‘黄蝴蝶’了。”
胡适新诗水平确实不咋地,被说得脸色有些发红。
蔡元培适时地制止两人的争吵:“行了行了!过不了几天,有两位英国的学者会抵达京城,一位是哲学家与数学家罗素先生,他是应当初与李谕的承诺而来。另一位是文学家毛姆先生。”
辜鸿铭说:“正好一文一理。”
这两位知名度都不低,算是比历史上早来一年。罗素介绍好几次了,毛姆就是写了《月亮与六便士》的作家。
蔡元培说:“他们会访问北大,诸位到时一起迎接。”
胡适答应说:“没有问题。”
辜鸿铭却突然问道:“他们会说中文吗?”
李谕说:“肯定不会,罗素先生倒是想学中文。”
辜鸿铭说:“那么胡适之教授可以不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胡适问。
辜鸿铭笑道:“你的英文实在不地道,对方又正好是英国人。”
胡适说:“我留学七年,英文怎么就不地道了?”
辜鸿铭说:“留学七年?哈哈,那你学会的全是英国下等人的发音。”
李谕看着有点好笑,两人在新文化运动中这种争论还有很多,互不相让。
蔡元培起身说:“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回学校,落下这么多课,大家要抓点紧。”
——
几天后,罗素和毛姆抵达京城,他们已经在上海、杭州、苏州、长沙转了一大圈。
罗素此前因为反战被关了半年,出狱后精气神还不错。
简短寒暄过后,罗素环顾四周说:“非常漂亮的校园,我喜欢这样的传统建筑。”
蔡元培说:“这里曾经是一座公主府。”
“原来是这样,美极了!”罗素说,“最近在中国的路程,让我更加深入了解了这个古老的国度,中国人的性格与精神也让我十分喜欢,记得游览西湖时,几名轿夫抬着我在崎岖的山路中穿行,虽然辛苦,他们却有说有笑似乎没有忧愁。”
李谕说:“那不见得是好事,如今中国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要去除的就是这种习惯于人吃人的性格。”
罗素吸了口烟斗:“你说的有点哲理。”
后来迅哥也对这件事深深不以为然:“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有别的意思罢。”
随后,罗素就在北大做了名为“哲学问题”的讲座。
他一共讲了五场,包括“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理逻辑”“社会结构学”等。
但可能是因为演讲内容太专业化和技术化,罗素的演讲并没有像杜威一样引起太大反响。以致许多学术界人士都觉得,罗素的思想并未被中国新知识分子所接受,也未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甚至还因为他的一些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罗素对中国未来的一些建议,他觉得有两件事必须挑明:第一,将西方文化全盘照搬到中国并不合适;第二,中国以往的文化也不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应当进行彻底改造。
罗素希望中国人既不要盲从西方文明,也不要原封不动地沿袭中国固有传统。他相信将来中国一定能像过去一样,对世界文明作出特殊的贡献。
这些观点其实挺中肯客观的,也比较符合中庸的思想。
不过《申报》刊载罗素的演讲时,用的副标题是“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
报道后不久,此文便招致一些知识分子的诘难。比如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了《罗素与国粹》一文,直接点名批评罗素的观点,他认为罗素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这是很要不得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坏处远比好处多,中国人又特别容易自大。
当然了,支持罗素的也不在少数,很多人都发文说保存国粹与改造社会并不矛盾,中国人不仅应该保存本国国粹,还应保存他国国粹,这一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
也算罗素间接参与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之中。
可惜罗素没能在中国待很久,他去河北育德中学演讲时,为了保持绅士风度,没穿外套,意外染上了风寒。更倒霉的是风寒转成肺炎,被折磨了三个多月才好。
期间他拒绝任何报人的采访,一家对此很不满意的日本报刊谎登罗素已去世的消息。后来经过交涉,他们仍不愿收回此消息。
病情好后,随罗素而来的情人布莱克又怀了身孕,两人只能返回英国。
在回国路上,罗素取道日本,那家日本报社又设法采访他。
作为报复,罗素让秘书给记者分发印好的字条,纸上写着:“由于罗素先生已死,他无法接受采访。”
老哥挺会整活的。
另一位毛姆先生,则主要是和辜鸿铭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毛姆由于没去北大参加演讲,便下榻在了北京饭店。他刚在英国读了《中国人的精神》,对辜鸿铭这个人很感兴趣,于是派了一个随从拿着请帖到辜鸿铭家,说希望请辜鸿铭去聊聊。
结果连续好几天,毛姆都没有收到消息。
意识到自己怠慢辜鸿铭了,毛姆立马亲自登门造访。
辜鸿铭虽然和新文化运动者比较不对付,但他是真的热爱中国文化,也很自负,对毛姆说:“先生想来见我,真是荣幸之至。因为贵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所以你们以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过来。”
毛姆只得向他道了歉。
而在提到西方文化时,毛姆认为西方的文化影响了全世界,欧洲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至今还在指导着世界。
辜鸿铭却不赞成毛姆的说法:“西方的休谟和柏克莱,根本无法与我们的孔子相提并论。当西方穴居毛饮的时候,我们已是进化的人类了。”
毛姆显然也不赞同辜鸿铭的见解,于是问:“为什么上百年来,是你们黄种人遭到白种人的轻蔑?”
辜鸿铭立马来气:“因为你们白种人发明了大炮和机关枪!这不叫以德服人、以文化服人,而是恃强凌弱,与野人没什么不同。”
毛姆接着说:“如今身在贵国的杜威哪,他坚持的实用主义不就受到了你们的欢迎。”
辜鸿铭却说:“杜威的实用主义,是那些相信不可信的东西者的最后避难所。”
毛姆又问了个比较犀利的问题:“我听说现在贵国正在进行一场新文化运动,最鲜明的口号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总归是西方的文化吧?”
辜鸿铭立刻回道:“新文化运动是那些新从外国大学回来的人,用亵渎的手,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破坏无遗的运动。”
他顿了顿,接着说:“还有一同来的罗素,他就是用世界上最庄严的词句把青年教唆成流氓的家伙。至于那个新出来的苏俄的主义么,我还没研究过。记得马克思说过它是个幽灵,让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的幽灵。”
“精辟,实在精辟!”毛姆已经意识到自己辩论不过辜鸿铭,就算理有点弯,但他脑子转得太快,于是毛姆转到最后一个他比较感兴趣的地方,“来到中国,让我最惊讶的是原来中国人并不留辫子了,与以前在报纸上看到的截然不同。但现在辜先生却留着一头银色的辫子。”
辜鸿铭略显骄傲地抓过自己的辫子,说道:“这是一个标记,证明我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也是个一直整活不断的老哥。
辜鸿铭说:“我相信蔡校长肯定会回来,他要是不回来,老夫也走!”
虽然蔡元培属于新文化运动的一份子,但辜鸿铭一直挺佩服蔡元培。首先当然因为蔡元培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再者此前蔡元培替辜鸿铭说过话。
所以在几个月前林纾与蔡元培的“蔡林大战”中,辜鸿铭选择站在了蔡元培一边。
而在更早时候,他还为自己被视为孔孟罪人深感不服,说自己实为孔孟旧学之功臣。
辜鸿铭写了篇奇怪的文支持蔡元培:“在这国学岌岌可危之际,蔡氏表面上支持新派刊物,实际上用心良苦,是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以毒攻毒之法”
他显然会错了意,但蔡元培看破不说破,就这么着了。
蒋梦麟又说:“日本人真是可恶,一切的一切,包括校长被逼走,他们才是祸首!”
李谕说:“还好现在大家渐渐能意识到日本人的本来面目。”
辜鸿铭也冷哼道:“日本人向来是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愄威而不怀德;强必寇盗,弱必卑伏。看起来恭恭敬敬,似乎很有脸,实际上心中无大义;寡廉鲜耻,欺软怕硬。”
李谕笑道:“这句话貌似出自宋朝的《资治通鉴》,这么多年,小鬼子一点没变。”
——
在连续几封电报催促后,蔡元培终究还是回来了。
几人随即在饭庄欢迎蔡校长归来。
胡适说:“这几天学生因为您的出走,闹得更凶了。他们觉得是北洋政府逼走了您,差点去总统府示威。”
蔡元培说:“我就是担心他们出事,才重新北上。”
“现在学校好不容易走上正轨,全靠着校长哪!”蒋梦麟说。
蔡元培转而问道:“对了,杜威教授呢?”
胡适说:“他要去浙江做几场演讲。”
“浙江?我刚去了趟杭州,那里的高等学府全都停办了。”蔡元培说。
李谕说:“他是被陶行知邀请过去的,要讲几场关于平民教育的内容。”
“平民教育嘛,这可比大学难做得多,还难有名声。”蔡元培感慨道。
李谕说:“总不能只有精英教育,那样永远也完成不了工业转变。”
“这个说法妙极!”辜鸿铭接上话,“前段时间胡适之还写了篇文章,说中国十人有九人不识字,正是我们应该感谢上帝的事。要是四万万人都能读书识字,那还了得?要是北京的苦力、马夫、车夫、剃头匠、小伙计都认得字,都要像北京大学学生那样去干预朝政,还成个什么世界?”
胡适说:“辜老又拿这事揶揄我。”
辜鸿铭年纪挺大,但嘴上一点不饶人,也不让着胡适这个晚辈:“是你先拿辫子一事攻击老夫的。”
蔡元培早就习惯他们两个的争吵,打断他们说:“我路过徐州时,听说辜教授给张勋送了一副寿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没错,”辜鸿铭说,“蔡校长,你先别说,我倒想问问胡适之教授能不能明白其中意思。”
胡适见他又针对自己,想了想说:“好像是宋代文豪苏轼送给好友的诗句。意思是希望朋友不要悲观,珍惜余下的岁月。”
辜鸿铭说:“这只是字面意思,还另有深意,你能否看出?”
胡适说:“‘傲霜枝’自然是你们二位的辫子,‘擎雨盖’我悟不出来。”
辜鸿铭得意道:“那是清朝的大帽子!”
这次辜鸿铭占了上风。
“佩服佩服!”胡适随便夸了两句,赶紧调转话题,对蔡元培说,“最近几位学生办的杂志《新潮》发行不错,我们还向上海大同大学的中国科学社约了稿。”
蔡元培支持说:“李谕先生领导的科学社非常有先进性,现在写科普文章最好的就是他们。”
胡适说:“我们也全部采用了白话文和新式标点……”
辜鸿铭又打断了胡适:“又是白话文、新式标点!按照白话文,你都不该叫胡适之,应该叫往哪走。还有,今天我当着你的面,必须为文言文说一句好话,如果家里来电报,说你父亲死了,叫你赶快回家奔丧,白话文多啰唆;如换成文言文,只需四个字,‘父亡速归’。”
胡适立马反驳:“如今印刷技术兴盛,再惜墨如金已经没有必要,让更多人看懂才最急迫。”
辜鸿铭继续冷嘲热讽:“白话文艺术含量太低,你写的那首新诗叫什么来着,黄蝴蝶对吧?嘿嘿,写得真是好!以后干脆就尊称你为‘黄蝴蝶’了。”
胡适新诗水平确实不咋地,被说得脸色有些发红。
蔡元培适时地制止两人的争吵:“行了行了!过不了几天,有两位英国的学者会抵达京城,一位是哲学家与数学家罗素先生,他是应当初与李谕的承诺而来。另一位是文学家毛姆先生。”
辜鸿铭说:“正好一文一理。”
这两位知名度都不低,算是比历史上早来一年。罗素介绍好几次了,毛姆就是写了《月亮与六便士》的作家。
蔡元培说:“他们会访问北大,诸位到时一起迎接。”
胡适答应说:“没有问题。”
辜鸿铭却突然问道:“他们会说中文吗?”
李谕说:“肯定不会,罗素先生倒是想学中文。”
辜鸿铭说:“那么胡适之教授可以不去了。”
“为什么不让我去?”胡适问。
辜鸿铭笑道:“你的英文实在不地道,对方又正好是英国人。”
胡适说:“我留学七年,英文怎么就不地道了?”
辜鸿铭说:“留学七年?哈哈,那你学会的全是英国下等人的发音。”
李谕看着有点好笑,两人在新文化运动中这种争论还有很多,互不相让。
蔡元培起身说:“差不多了,咱们赶紧回学校,落下这么多课,大家要抓点紧。”
——
几天后,罗素和毛姆抵达京城,他们已经在上海、杭州、苏州、长沙转了一大圈。
罗素此前因为反战被关了半年,出狱后精气神还不错。
简短寒暄过后,罗素环顾四周说:“非常漂亮的校园,我喜欢这样的传统建筑。”
蔡元培说:“这里曾经是一座公主府。”
“原来是这样,美极了!”罗素说,“最近在中国的路程,让我更加深入了解了这个古老的国度,中国人的性格与精神也让我十分喜欢,记得游览西湖时,几名轿夫抬着我在崎岖的山路中穿行,虽然辛苦,他们却有说有笑似乎没有忧愁。”
李谕说:“那不见得是好事,如今中国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要去除的就是这种习惯于人吃人的性格。”
罗素吸了口烟斗:“你说的有点哲理。”
后来迅哥也对这件事深深不以为然:“罗素在西湖见轿夫含笑,便赞美中国人,则也许有别的意思罢。”
随后,罗素就在北大做了名为“哲学问题”的讲座。
他一共讲了五场,包括“心之分析”“物之分析”“数理逻辑”“社会结构学”等。
但可能是因为演讲内容太专业化和技术化,罗素的演讲并没有像杜威一样引起太大反响。以致许多学术界人士都觉得,罗素的思想并未被中国新知识分子所接受,也未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甚至还因为他的一些观点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罗素对中国未来的一些建议,他觉得有两件事必须挑明:第一,将西方文化全盘照搬到中国并不合适;第二,中国以往的文化也不适合于当时的需要,应当进行彻底改造。
罗素希望中国人既不要盲从西方文明,也不要原封不动地沿袭中国固有传统。他相信将来中国一定能像过去一样,对世界文明作出特殊的贡献。
这些观点其实挺中肯客观的,也比较符合中庸的思想。
不过《申报》刊载罗素的演讲时,用的副标题是“罗博士言中国宜保存固有国粹”。
报道后不久,此文便招致一些知识分子的诘难。比如周作人在《晨报》上发表了《罗素与国粹》一文,直接点名批评罗素的观点,他认为罗素劝中国人要保存国粹,这是很要不得的,因为中国传统的坏处远比好处多,中国人又特别容易自大。
当然了,支持罗素的也不在少数,很多人都发文说保存国粹与改造社会并不矛盾,中国人不仅应该保存本国国粹,还应保存他国国粹,这一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的国家。
也算罗素间接参与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争论之中。
可惜罗素没能在中国待很久,他去河北育德中学演讲时,为了保持绅士风度,没穿外套,意外染上了风寒。更倒霉的是风寒转成肺炎,被折磨了三个多月才好。
期间他拒绝任何报人的采访,一家对此很不满意的日本报刊谎登罗素已去世的消息。后来经过交涉,他们仍不愿收回此消息。
病情好后,随罗素而来的情人布莱克又怀了身孕,两人只能返回英国。
在回国路上,罗素取道日本,那家日本报社又设法采访他。
作为报复,罗素让秘书给记者分发印好的字条,纸上写着:“由于罗素先生已死,他无法接受采访。”
老哥挺会整活的。
另一位毛姆先生,则主要是和辜鸿铭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毛姆由于没去北大参加演讲,便下榻在了北京饭店。他刚在英国读了《中国人的精神》,对辜鸿铭这个人很感兴趣,于是派了一个随从拿着请帖到辜鸿铭家,说希望请辜鸿铭去聊聊。
结果连续好几天,毛姆都没有收到消息。
意识到自己怠慢辜鸿铭了,毛姆立马亲自登门造访。
辜鸿铭虽然和新文化运动者比较不对付,但他是真的热爱中国文化,也很自负,对毛姆说:“先生想来见我,真是荣幸之至。因为贵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打交道,他们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所以你们以为只需招招手,我们就得过来。”
毛姆只得向他道了歉。
而在提到西方文化时,毛姆认为西方的文化影响了全世界,欧洲创造了辉煌的文化,至今还在指导着世界。
辜鸿铭却不赞成毛姆的说法:“西方的休谟和柏克莱,根本无法与我们的孔子相提并论。当西方穴居毛饮的时候,我们已是进化的人类了。”
毛姆显然也不赞同辜鸿铭的见解,于是问:“为什么上百年来,是你们黄种人遭到白种人的轻蔑?”
辜鸿铭立马来气:“因为你们白种人发明了大炮和机关枪!这不叫以德服人、以文化服人,而是恃强凌弱,与野人没什么不同。”
毛姆接着说:“如今身在贵国的杜威哪,他坚持的实用主义不就受到了你们的欢迎。”
辜鸿铭却说:“杜威的实用主义,是那些相信不可信的东西者的最后避难所。”
毛姆又问了个比较犀利的问题:“我听说现在贵国正在进行一场新文化运动,最鲜明的口号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总归是西方的文化吧?”
辜鸿铭立刻回道:“新文化运动是那些新从外国大学回来的人,用亵渎的手,把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破坏无遗的运动。”
他顿了顿,接着说:“还有一同来的罗素,他就是用世界上最庄严的词句把青年教唆成流氓的家伙。至于那个新出来的苏俄的主义么,我还没研究过。记得马克思说过它是个幽灵,让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的幽灵。”
“精辟,实在精辟!”毛姆已经意识到自己辩论不过辜鸿铭,就算理有点弯,但他脑子转得太快,于是毛姆转到最后一个他比较感兴趣的地方,“来到中国,让我最惊讶的是原来中国人并不留辫子了,与以前在报纸上看到的截然不同。但现在辜先生却留着一头银色的辫子。”
辜鸿铭略显骄傲地抓过自己的辫子,说道:“这是一个标记,证明我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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