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襄州刺史 第六十五章 驿站案
第六十五章 驿站案
在这封公函中。袁公瑜提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无辜之民常常被捕入狱。这一方面是官吏们为了完成上级的命令而采取的过严策略；另一方面也是一些中低级官吏觉得有利可图，所以经常将一些根本没有罪行的人也借机抓捕起来，然后或敲诈，或逼迫，得到利益。
这个问题的危害显而易见，它不仅使监狱常常人满为患，加大了管理难度，而且也容易滋生腐败。
袁公瑜认为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现实考虑，都应该制定一条严格的法令：无罪之人不应被捕入狱。
袁公瑜的建议，阐述开来，就是如果官府没有证据证明某人有罪，那么就不能将他关入大牢。也就是说如果想将疑犯关押，必须先证明他有罪或有重大嫌疑。
他的这个思想，其实就是“公方举证论”的雏形，不仅比这个时代的普遍法律认知要先进得多，而且比后世发展起来的“被告举证论”更显得尊重嫌犯的权利。（被告举证论：如果认定你是嫌疑犯，那么你必须证明自己无罪，否则，暴力机关有权将你关押，甚至判决你有罪。大陆实行的疑犯举证就是此种。香港实行的是诉方举证。两个理论的关键区别就是，一个是被告方要极力证明自己无罪，一个是检察方要极力证明被告有罪。）
从这方面来说，袁公瑜的思想，无疑超越了整个时代。可是，有时候，先进的未必是合适的。
丁晋否决了他这项建议。
原因就是袁公瑜的方法确实可以少冤枉很多无辜之人，可是同时，也会让无数狡诈的有罪之人逃脱法律的制裁。丁晋认为，值此大乱刚复之时，必须用重典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除了这一条，丁晋对袁公瑜所提的各种弊症和解决之法非常赞赏，随后，还在公函之外，又亲自写了一封私信，表示对袁公瑜这一段时间工作成绩的夸奖和鼓励。
此外，对于潘六等官吏的凶残粗暴、压迫欺辱囚犯，狱卒和罪犯的相互勾结、收钱买放，刑君牙事后的包庇和隐瞒等等不法行为，丁晋都作出了严厉的批示，要求对这些违法之事进行严肃查处。
同时，丁晋对枣阳县令韩维的失职，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评，要求他以后勤勉自身，精细公务，不可再犯此类错误。
这是冠冕堂皇的公文上的用语。私下，丁晋又给韩维写了一封书信。严厉训斥了他的不作为及玩忽职守，并指出此次事件的危险性，字里行间隐隐透露出这样一个意思：如果不是自己对他有所袒护，一个越狱事件就可以让他丢官罢职，何况他重用的刑君牙身上还有很多问题。
丁晋信中说得非常严重，韩维这才恐惧起来，急忙回信，一方面表达对丁刺史的感恩戴德之心；另一方面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保证不会再出类似的问题。
丁晋接到韩维的信后，感觉比较满意，最起码，韩维还算知道好歹。
训斥完，接下来就该安抚和解决问题了。
这一次，丁晋又换了一副用心良苦的语气，劝说他以后不可再轻信于人，如果不然，就算有自己从中周旋，难保哪天出了更大的祸事，自己想帮他隐瞒也瞒不住的。当然，人各有志，如果他真是不喜欢做公务。那么可以重用三个人：张忠志、鲁半橹、李定。
丁晋告诉韩维，这三个人，他认为是忠贞之士，值得信任。而且，李定、张忠志可掌钱物刑律，鲁半橹可掌文书符碟，如果韩维觉得能够信任，那么可让他们分担一些公务，这样，也有时间可以寄情诗赋交友。
虽是商量的口气，可是此刻的韩维已如惊弓之鸟，丁刺史的每一句话，都如同皇帝圣旨，哪敢不听。再加上这三人，确实在县衙颇有贤名，韩维略略打听一番后，就顺水推舟地将公务尽数交与他们，自己每日只在府中欢宴佳朋，倒也乐得逍遥。
丁晋这样一番安排，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韩维是韩泰的族叔，碍着韩泰的情谊，自己总要对他有所维护，不能任由他糊里糊涂地被朝廷惩戒，丢了韩氏的面子。可是，让他继续在枣阳县瞎折腾，也不符合自己的原则，因此，不如给他安排得力人员，帮助他治事。而韩维，在享受尊荣的同时，只要追求他的人生和理想就行了。
至于给韩维安排的三个人，也不是丁晋特意挑选出来的人选，皆是枣阳县原班人马。丁晋看重他们，首先是因为袁公瑜和张归霸的推荐，其次，李定、张忠志是士人，鲁半橹是积年老吏，很符合丁晋一向的用人标准。
丁晋认为，用人必须用对方法，比如让士人去掌管钱财，让小吏去掌管琐事。士人的清明和声誉是其前程的基础，一旦陷入贪赃贪污的坏名声中，则身家性命一起抛失。倒不如弃利重名，达到最终显贵的目标；而普通的吏者则不同，吏者不得科举，所以没有在官场出头的希望，只重视利益。所以，让士人经营出纳钱谷等物事，而让有经验的吏者负责文书符碟，得前者廉洁而后者无计可施，乃是用人上策。
不提丁晋的诸般计议。再说袁公瑜，得到重掌刑律的张忠志的大力协助，袁公瑜很快清理完枣阳狱，启程开始新的征途。
此时，“巡狱”袁青天的名号已彻底打响，沿途各县贪官污吏闻之丧胆，如丧考妣，而百姓士子却是欢呼雀跃，夹道欢迎，一些伸冤者甚至徒步跋涉百里，从外县赶到袁公瑜的驻地请求他主持公道。
这样巨大的声名。使得袁公瑜清查各地监狱的行动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进行得非常顺利。上官不遗余力地支持、百姓的拥护、罪犯的配合、舆论的表奖，使得他的步伐迈得越来越稳健，越来越迅捷。
在宜城，袁公瑜又有了重大的发现，不过刚开始，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
袁公瑜清厘监狱，令有冤者伸冤，无辜者上诉，结果，冒出来一个叫“朱严”的囚犯，声称自己知道一件天大的秘密，如果揭发这个秘密，希望袁青天可以为自己减轻罪行。
朱严的罪名不少，偷盗、众匪、奸yin、杀人、聚众劫掠等等，如果判实了，他有九颗脑袋也不够砍。
这样的罪犯，袁公瑜看得多了，无非就是故作惊人之言，从而吸引自己的注意力，然后再施些诓骗之策，想要保留一条性命。
可是朱严的要求是，如果说出秘密，袁公瑜最起码也要给自己个无罪释放的赦情。言下之意就是，没准你们还得我些奖赏。
这引起了袁公瑜的好奇，于是将朱严这件事提到了其他公务的前面处理，很快召见了他。
朱严也没有和袁公瑜多啰嗦，要求他先保证，说是相信袁青天的人品。然后，一五一十地将秘密和盘托出。
朱严没做土匪之前，干过一段时间宜城三娘驿的驿卒，他这个人很好赌，而且赌术高超，因为这个技艺，他和三娘驿的王姓驿官有了不错的交情。王驿官视他为心腹，有事情都会格外关照于他。
驿站的作用，除了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接送招待过路官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官方物资的运输。
当时，三娘驿每隔三日，就有一趟大型运输车队经过这里。有时候，车队要在这里补充食物和饮水，还有的时候，有些大车坏了，还需要驿站提供车辆援助。每当此时，朱严就知道油水来了，因为驿站除了提供车辆，还要提供驱驶的人员，而这个运输队的管理者向来很大方，每次都会给他们不少“辛苦费”。
依着和王驿官的交情，这人选自然不会没有朱严的道理。朱严也会做人，每次，都会将辛苦费分一半给王驿官。
出了几趟“远差”，朱严发现了问题。
首先，这只运输队很神秘。朱严不知道他们的来历，也不知道他们的归属，他们对王驿官出示番号和公函时，总是避着其他人，好像唯恐别人发现他们有勾当似的。他们内部有非常严格的纪律，禁止和外人交谈，即便你谈论的不是密事，被发现了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和朱严往常见过的那些士卒兵勇，是完全不同的一群人。还有，运输队的保卫非常森严。朱严曾经见过漕运负责运送赋税钱银的队伍，可是他认为他们的防务远远不如这只运输队搞得那么让人窒息和恐怖。那不仅是体现在人多势众上，而是一种冰冷、诡秘的气息，朱严觉得运输队中的兵卒倒像是没有生气的死人一般。
其次，他们运输的物资也很神秘。这只运输队经过三娘驿不知有多少次，但朱严从来没有发现他们到底运送的是东西。用“发现”两个字，是因为朱严这个人飞扬跳脱，好奇心重，他甚至暗地调查过两次，但都没有收获。后来，朱严还是从一位富有经验的老驿卒口中有了一定了解，根据老驿卒对辕迹的目测，他推断这些物资有一部分绝对是盐物。可是这个回答反而让朱严更疑惑起来，一方面，如果真是盐物，运输队何必搞得这么神秘，他们的样子，简直比那些私盐贩子更小心谨慎；另一方面，按照运输队的规模和出动次数，如果是盐的话，数量将会是无比惊人，朱严想，只怕本州官井出产都比不上，那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
再次，他们的行迹很可疑。朱严发现，这只运输队，和别的走驿路的公人不同，他们选择路径，既不是选择易走之路，也不是选择捷近之路，而是只选择那些隐秘、路人稀少的道路，颇给人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而且，他们从来不让朱严等人陪同到达最后目的地，总是在半路上，就要求他们先行返回。此外，在一次出远差路过鄂州地面时，一群可能是属于鄂州刺史府的兵卒临时拦住车队盘查，朱严看到，运输队的人都很紧张，甚至，还有几人偷偷在车下拔出了短刃。
最后，朱严认为最可疑的一点，就是这只运输队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运抵目标，他们几乎每次运达的地方都不同。
这一点，或许在外行人看来，并没有好怀疑的，不过对于朱严这样的驿卒来说，却是不可思议。因为朝廷负责统辖军务的兵部司明令规定，不同番号的运输部队，都会统一制定不同的活动区域。也就是说除明令允许的活动范围外，一只运输部队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允许随便进入其他地区的。
而这只运输队，几乎每次的运抵目标都不一样，除非他们每次都被朝廷更改活动范围，可是这简直不可想象。
但是事实好像又摆在眼前，如果不是，那怎么解释这只运输队可以在多个区域内活动呢？
朱严曾听过有一种办法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就是取得一个区域内军政长官颁发的特别通行令，就可以不受约束地在这个区域内官道驿路通行。
好奇心重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如果心里有疑惑没有解开，那可真是比都难受。朱严对运输队产生严重的怀疑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朱严觉得应该将此事向上面禀报，也许，他真的发现了不可告人的密事，那么，朝廷或许会大力嘉奖。
可是，王驿官听闻后，却是神色慌张，好像一件天大的祸事即将降临似的，他急问朱严，是否将此事告诉过其他人？
朱严觉得王驿官的表情很夸张，想笑，不过看他问得慎重，不敢造次，只是回答说自己拿王大人当最信任的人，所以第一个告诉的就是你，其他人谁也不知道。
王驿官听了，松了一口气，低声告诫朱严说：此事你再不可寻查，也万不可泄露，否则你我小命都难保全，切记，切记。
朱严表面上应了，可是心里犹如长了一根刺，总是对此事耿耿于怀，如果不是后来王驿官出了问题，他很可能会再次行险调查，那样的话，也许他的小命早就完了。
这次密谈后，过了半个月，朱严请假回了一趟老家，在家里住了七八日，朱严赶回驿站，结果就听说王驿官在自己走后第三日，莫名其妙地溺死在了离驿站不过数里地的一处小水潭里，官府的结论是失足落水而亡。
朱严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王驿官有一个毛病，就是很怕水，据说是小时候被水淹过，所以他很少到有水的地方，更不用说无缘无故跑到那处荒无人烟的小水潭附近。
他认为王驿官是被人谋杀的，但没有证据说都没用，朱严想到王驿官或许会留下些证物。于是，当天晚上，他偷偷地溜到驿丞的房间，结果，他发现，王大人的所有东西，早已被收拾一空，根本没有留下东西可供自己搜寻。
朱严此人善思考，这或许是他的不幸，也或许是他的幸运，总之，这一次，这个习惯救了他的小命。朱严在房间中一无所获后，没有放弃，他不由地想到，如果驿丞早知自己有被加害的危险，那么他会将一些重要的东西，放在保险的地方呢？
很快，朱严就想到驿站后面废弃的那处小仓库，往日，他和王驿官经常溜到里面去偷偷赌钱，如果王驿官想留下些东西给人，那么第一人选肯定是自己，如果是给自己，那么东西必在仓库。
朱严再次进入仓库，他地方都没找，直奔墙角，挖开一处松活的火砖，掀起上面油布包裹的赌具，果然，下面有一本薄薄的册子，安静地躺在湿润的泥土上。
朱严泪如雨下，双手颤抖着拿起书册，翻开页面，只见在第一页，王驿官熟悉的笔迹跃然入目，一行小字，揭开了朱严的疑问。。。。。
…………………………………………………………………………………………
袁公瑜听完朱严的供述，震撼之余，觉得事情太过重大，绝对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而朱严既然冒头，或许就有消息走漏的风险，当务之急，必须将朱严送抵刺史府丁大人那里，才能既保证他的安全，又能让此事有进一步调查的可能。
计定，袁公瑜不敢怠慢，连夜让宜城县衙安排人手车辆，保护重犯朱严赶往襄阳。
在这里，袁公瑜多了个心眼，他在监牢中挑选了一位和朱严身形仿佛的囚犯，坐入囚车，让宜城公差走明路护送。而同时，他让自己的侍从和真正的朱严，换了一身寻常百姓的衣裳，偷偷寻小路前往襄阳。
这个过程，袁公瑜除了告知配合自己的宜城县令，谁都没有透露。甚至对宜城令薛宣任，他也没有说出实情，只是称朱严可能和丁刺史重点关注的一件盗窃案有关，所以将他尽快解送襄阳，以了却上官的牵念。
袁公瑜的过分慎重，让薛宣任没有提高警惕心，相应地也就没有做出适当的安全方面的布置，这是大错，但谁又能完全预料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呢？
两日后，袁公瑜的侍从和朱严顺利到达刺史府，可是，丁晋也接到了两件噩耗：第一件，宜城县护送囚车的队伍，在来襄阳的半路上，被一伙暴徒袭击，二十七名公差连同囚犯，全部被杀。
第二件，更让丁晋震怒，宜城令薛宣任急报：袁公瑜在巡察监狱时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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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章 驿站案
在这封公函中。袁公瑜提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无辜之民常常被捕入狱。这一方面是官吏们为了完成上级的命令而采取的过严策略；另一方面也是一些中低级官吏觉得有利可图，所以经常将一些根本没有罪行的人也借机抓捕起来，然后或敲诈，或逼迫，得到利益。
这个问题的危害显而易见，它不仅使监狱常常人满为患，加大了管理难度，而且也容易滋生腐败。
袁公瑜认为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现实考虑，都应该制定一条严格的法令：无罪之人不应被捕入狱。
袁公瑜的建议，阐述开来，就是如果官府没有证据证明某人有罪，那么就不能将他关入大牢。也就是说如果想将疑犯关押，必须先证明他有罪或有重大嫌疑。
他的这个思想，其实就是“公方举证论”的雏形，不仅比这个时代的普遍法律认知要先进得多，而且比后世发展起来的“被告举证论”更显得尊重嫌犯的权利。（被告举证论：如果认定你是嫌疑犯，那么你必须证明自己无罪，否则，暴力机关有权将你关押，甚至判决你有罪。大陆实行的疑犯举证就是此种。香港实行的是诉方举证。两个理论的关键区别就是，一个是被告方要极力证明自己无罪，一个是检察方要极力证明被告有罪。）
从这方面来说，袁公瑜的思想，无疑超越了整个时代。可是，有时候，先进的未必是合适的。
丁晋否决了他这项建议。
原因就是袁公瑜的方法确实可以少冤枉很多无辜之人，可是同时，也会让无数狡诈的有罪之人逃脱法律的制裁。丁晋认为，值此大乱刚复之时，必须用重典才能收到好的效果。
除了这一条，丁晋对袁公瑜所提的各种弊症和解决之法非常赞赏，随后，还在公函之外，又亲自写了一封私信，表示对袁公瑜这一段时间工作成绩的夸奖和鼓励。
此外，对于潘六等官吏的凶残粗暴、压迫欺辱囚犯，狱卒和罪犯的相互勾结、收钱买放，刑君牙事后的包庇和隐瞒等等不法行为，丁晋都作出了严厉的批示，要求对这些违法之事进行严肃查处。
同时，丁晋对枣阳县令韩维的失职，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评，要求他以后勤勉自身，精细公务，不可再犯此类错误。
这是冠冕堂皇的公文上的用语。私下，丁晋又给韩维写了一封书信。严厉训斥了他的不作为及玩忽职守，并指出此次事件的危险性，字里行间隐隐透露出这样一个意思：如果不是自己对他有所袒护，一个越狱事件就可以让他丢官罢职，何况他重用的刑君牙身上还有很多问题。
丁晋信中说得非常严重，韩维这才恐惧起来，急忙回信，一方面表达对丁刺史的感恩戴德之心；另一方面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保证不会再出类似的问题。
丁晋接到韩维的信后，感觉比较满意，最起码，韩维还算知道好歹。
训斥完，接下来就该安抚和解决问题了。
这一次，丁晋又换了一副用心良苦的语气，劝说他以后不可再轻信于人，如果不然，就算有自己从中周旋，难保哪天出了更大的祸事，自己想帮他隐瞒也瞒不住的。当然，人各有志，如果他真是不喜欢做公务。那么可以重用三个人：张忠志、鲁半橹、李定。
丁晋告诉韩维，这三个人，他认为是忠贞之士，值得信任。而且，李定、张忠志可掌钱物刑律，鲁半橹可掌文书符碟，如果韩维觉得能够信任，那么可让他们分担一些公务，这样，也有时间可以寄情诗赋交友。
虽是商量的口气，可是此刻的韩维已如惊弓之鸟，丁刺史的每一句话，都如同皇帝圣旨，哪敢不听。再加上这三人，确实在县衙颇有贤名，韩维略略打听一番后，就顺水推舟地将公务尽数交与他们，自己每日只在府中欢宴佳朋，倒也乐得逍遥。
丁晋这样一番安排，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韩维是韩泰的族叔，碍着韩泰的情谊，自己总要对他有所维护，不能任由他糊里糊涂地被朝廷惩戒，丢了韩氏的面子。可是，让他继续在枣阳县瞎折腾，也不符合自己的原则，因此，不如给他安排得力人员，帮助他治事。而韩维，在享受尊荣的同时，只要追求他的人生和理想就行了。
至于给韩维安排的三个人，也不是丁晋特意挑选出来的人选，皆是枣阳县原班人马。丁晋看重他们，首先是因为袁公瑜和张归霸的推荐，其次，李定、张忠志是士人，鲁半橹是积年老吏，很符合丁晋一向的用人标准。
丁晋认为，用人必须用对方法，比如让士人去掌管钱财，让小吏去掌管琐事。士人的清明和声誉是其前程的基础，一旦陷入贪赃贪污的坏名声中，则身家性命一起抛失。倒不如弃利重名，达到最终显贵的目标；而普通的吏者则不同，吏者不得科举，所以没有在官场出头的希望，只重视利益。所以，让士人经营出纳钱谷等物事，而让有经验的吏者负责文书符碟，得前者廉洁而后者无计可施，乃是用人上策。
不提丁晋的诸般计议。再说袁公瑜，得到重掌刑律的张忠志的大力协助，袁公瑜很快清理完枣阳狱，启程开始新的征途。
此时，“巡狱”袁青天的名号已彻底打响，沿途各县贪官污吏闻之丧胆，如丧考妣，而百姓士子却是欢呼雀跃，夹道欢迎，一些伸冤者甚至徒步跋涉百里，从外县赶到袁公瑜的驻地请求他主持公道。
这样巨大的声名。使得袁公瑜清查各地监狱的行动在备受关注的同时，也进行得非常顺利。上官不遗余力地支持、百姓的拥护、罪犯的配合、舆论的表奖，使得他的步伐迈得越来越稳健，越来越迅捷。
在宜城，袁公瑜又有了重大的发现，不过刚开始，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
袁公瑜清厘监狱，令有冤者伸冤，无辜者上诉，结果，冒出来一个叫“朱严”的囚犯，声称自己知道一件天大的秘密，如果揭发这个秘密，希望袁青天可以为自己减轻罪行。
朱严的罪名不少，偷盗、众匪、奸yin、杀人、聚众劫掠等等，如果判实了，他有九颗脑袋也不够砍。
这样的罪犯，袁公瑜看得多了，无非就是故作惊人之言，从而吸引自己的注意力，然后再施些诓骗之策，想要保留一条性命。
可是朱严的要求是，如果说出秘密，袁公瑜最起码也要给自己个无罪释放的赦情。言下之意就是，没准你们还得我些奖赏。
这引起了袁公瑜的好奇，于是将朱严这件事提到了其他公务的前面处理，很快召见了他。
朱严也没有和袁公瑜多啰嗦，要求他先保证，说是相信袁青天的人品。然后，一五一十地将秘密和盘托出。
朱严没做土匪之前，干过一段时间宜城三娘驿的驿卒，他这个人很好赌，而且赌术高超，因为这个技艺，他和三娘驿的王姓驿官有了不错的交情。王驿官视他为心腹，有事情都会格外关照于他。
驿站的作用，除了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接送招待过路官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官方物资的运输。
当时，三娘驿每隔三日，就有一趟大型运输车队经过这里。有时候，车队要在这里补充食物和饮水，还有的时候，有些大车坏了，还需要驿站提供车辆援助。每当此时，朱严就知道油水来了，因为驿站除了提供车辆，还要提供驱驶的人员，而这个运输队的管理者向来很大方，每次都会给他们不少“辛苦费”。
依着和王驿官的交情，这人选自然不会没有朱严的道理。朱严也会做人，每次，都会将辛苦费分一半给王驿官。
出了几趟“远差”，朱严发现了问题。
首先，这只运输队很神秘。朱严不知道他们的来历，也不知道他们的归属，他们对王驿官出示番号和公函时，总是避着其他人，好像唯恐别人发现他们有勾当似的。他们内部有非常严格的纪律，禁止和外人交谈，即便你谈论的不是密事，被发现了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和朱严往常见过的那些士卒兵勇，是完全不同的一群人。还有，运输队的保卫非常森严。朱严曾经见过漕运负责运送赋税钱银的队伍，可是他认为他们的防务远远不如这只运输队搞得那么让人窒息和恐怖。那不仅是体现在人多势众上，而是一种冰冷、诡秘的气息，朱严觉得运输队中的兵卒倒像是没有生气的死人一般。
其次，他们运输的物资也很神秘。这只运输队经过三娘驿不知有多少次，但朱严从来没有发现他们到底运送的是东西。用“发现”两个字，是因为朱严这个人飞扬跳脱，好奇心重，他甚至暗地调查过两次，但都没有收获。后来，朱严还是从一位富有经验的老驿卒口中有了一定了解，根据老驿卒对辕迹的目测，他推断这些物资有一部分绝对是盐物。可是这个回答反而让朱严更疑惑起来，一方面，如果真是盐物，运输队何必搞得这么神秘，他们的样子，简直比那些私盐贩子更小心谨慎；另一方面，按照运输队的规模和出动次数，如果是盐的话，数量将会是无比惊人，朱严想，只怕本州官井出产都比不上，那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
再次，他们的行迹很可疑。朱严发现，这只运输队，和别的走驿路的公人不同，他们选择路径，既不是选择易走之路，也不是选择捷近之路，而是只选择那些隐秘、路人稀少的道路，颇给人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而且，他们从来不让朱严等人陪同到达最后目的地，总是在半路上，就要求他们先行返回。此外，在一次出远差路过鄂州地面时，一群可能是属于鄂州刺史府的兵卒临时拦住车队盘查，朱严看到，运输队的人都很紧张，甚至，还有几人偷偷在车下拔出了短刃。
最后，朱严认为最可疑的一点，就是这只运输队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运抵目标，他们几乎每次运达的地方都不同。
这一点，或许在外行人看来，并没有好怀疑的，不过对于朱严这样的驿卒来说，却是不可思议。因为朝廷负责统辖军务的兵部司明令规定，不同番号的运输部队，都会统一制定不同的活动区域。也就是说除明令允许的活动范围外，一只运输部队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允许随便进入其他地区的。
而这只运输队，几乎每次的运抵目标都不一样，除非他们每次都被朝廷更改活动范围，可是这简直不可想象。
但是事实好像又摆在眼前，如果不是，那怎么解释这只运输队可以在多个区域内活动呢？
朱严曾听过有一种办法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就是取得一个区域内军政长官颁发的特别通行令，就可以不受约束地在这个区域内官道驿路通行。
好奇心重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如果心里有疑惑没有解开，那可真是比都难受。朱严对运输队产生严重的怀疑后，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朱严觉得应该将此事向上面禀报，也许，他真的发现了不可告人的密事，那么，朝廷或许会大力嘉奖。
可是，王驿官听闻后，却是神色慌张，好像一件天大的祸事即将降临似的，他急问朱严，是否将此事告诉过其他人？
朱严觉得王驿官的表情很夸张，想笑，不过看他问得慎重，不敢造次，只是回答说自己拿王大人当最信任的人，所以第一个告诉的就是你，其他人谁也不知道。
王驿官听了，松了一口气，低声告诫朱严说：此事你再不可寻查，也万不可泄露，否则你我小命都难保全，切记，切记。
朱严表面上应了，可是心里犹如长了一根刺，总是对此事耿耿于怀，如果不是后来王驿官出了问题，他很可能会再次行险调查，那样的话，也许他的小命早就完了。
这次密谈后，过了半个月，朱严请假回了一趟老家，在家里住了七八日，朱严赶回驿站，结果就听说王驿官在自己走后第三日，莫名其妙地溺死在了离驿站不过数里地的一处小水潭里，官府的结论是失足落水而亡。
朱严觉得这根本不可能，王驿官有一个毛病，就是很怕水，据说是小时候被水淹过，所以他很少到有水的地方，更不用说无缘无故跑到那处荒无人烟的小水潭附近。
他认为王驿官是被人谋杀的，但没有证据说都没用，朱严想到王驿官或许会留下些证物。于是，当天晚上，他偷偷地溜到驿丞的房间，结果，他发现，王大人的所有东西，早已被收拾一空，根本没有留下东西可供自己搜寻。
朱严此人善思考，这或许是他的不幸，也或许是他的幸运，总之，这一次，这个习惯救了他的小命。朱严在房间中一无所获后，没有放弃，他不由地想到，如果驿丞早知自己有被加害的危险，那么他会将一些重要的东西，放在保险的地方呢？
很快，朱严就想到驿站后面废弃的那处小仓库，往日，他和王驿官经常溜到里面去偷偷赌钱，如果王驿官想留下些东西给人，那么第一人选肯定是自己，如果是给自己，那么东西必在仓库。
朱严再次进入仓库，他地方都没找，直奔墙角，挖开一处松活的火砖，掀起上面油布包裹的赌具，果然，下面有一本薄薄的册子，安静地躺在湿润的泥土上。
朱严泪如雨下，双手颤抖着拿起书册，翻开页面，只见在第一页，王驿官熟悉的笔迹跃然入目，一行小字，揭开了朱严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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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公瑜听完朱严的供述，震撼之余，觉得事情太过重大，绝对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而朱严既然冒头，或许就有消息走漏的风险，当务之急，必须将朱严送抵刺史府丁大人那里，才能既保证他的安全，又能让此事有进一步调查的可能。
计定，袁公瑜不敢怠慢，连夜让宜城县衙安排人手车辆，保护重犯朱严赶往襄阳。
在这里，袁公瑜多了个心眼，他在监牢中挑选了一位和朱严身形仿佛的囚犯，坐入囚车，让宜城公差走明路护送。而同时，他让自己的侍从和真正的朱严，换了一身寻常百姓的衣裳，偷偷寻小路前往襄阳。
这个过程，袁公瑜除了告知配合自己的宜城县令，谁都没有透露。甚至对宜城令薛宣任，他也没有说出实情，只是称朱严可能和丁刺史重点关注的一件盗窃案有关，所以将他尽快解送襄阳，以了却上官的牵念。
袁公瑜的过分慎重，让薛宣任没有提高警惕心，相应地也就没有做出适当的安全方面的布置，这是大错，但谁又能完全预料到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呢？
两日后，袁公瑜的侍从和朱严顺利到达刺史府，可是，丁晋也接到了两件噩耗：第一件，宜城县护送囚车的队伍，在来襄阳的半路上，被一伙暴徒袭击，二十七名公差连同囚犯，全部被杀。
第二件，更让丁晋震怒，宜城令薛宣任急报：袁公瑜在巡察监狱时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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