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 襄州刺史 第七十六章 斩尾巴（4）
第七十六章 斩尾巴（4）
宰相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尊贵之体。自然不容随便侵犯，钱伯芳虽被罪，但只是禁锢在府内失去自由，并没有被有司收押看管。
但任何人都看得出，钱伯芳的风光已经不可能持续太久。即便真相查明，钱伯芳所行的那些巫祝之事并没有大逆不道之处，可是这一番风波下来，他的脸子可算丢大了，怎么还好意思继续当宰相。
等待钱伯芳的最好结局，应该是在洗清冤屈后，他主动上书请辞宰相之职，然后朝廷表示安抚并对他另行优厚安排。或许，过个几年，等人们渐已淡忘此事，还有出相的机会。
可是，钱伯芳会有这么幸运吗？
在钱伯芳“妖行蛊惑”之事被揭发不久后，一件震动朝野的大案披露出来，这就是襄州查获的“驿道走私案”。
事实上，距离丁晋等人查出案情，已经整整三个月时间，但因为朝廷不欲大事声张。除一些局内人外，鲜有人听闻，直到襄州刺史府将案情移交刑部，又主犯王保等上百名人犯也被押送到长安城，此时，这桩轰动天下的大案才为世人所知。
由于内外压力，刑部官员不敢怠慢，拟将案情细细整理一番，再准备择日正式开审。
在案件的梳理中，刑部办案人员发现，这桩特大走私案，除了被收押的人犯外，还有一些人员牵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盐铁署的官吏们。
盐铁署，是由度支盐铁使李景俭领导的一个专属衙门，这个机构负责天下各地盐、铁等资源的专产、专运、专卖，权利极大。盐铁署有两名副使，其中一位就是司农寺卿兼盐铁副使钱伯芳。
襄州查获的特大走私案，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些走私物（主要是盐、铁，还有部分黄金）虽然是从非正规渠道生产、运输而来，但最后的贩卖，却明目张胆地打上盐铁署的标印，公然在市场出售并将这部分收益再返回给走私者。
要保证这个过程万无一失不会出错，那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盐铁署的准售批文以及盐铁署某些人的同流合污。
办案的矛头，隐隐指向了盐铁署的高级官员们。
盐铁署最高首长、宰相李景俭在一次盐铁衙门的例行会议上大发雷霆。称那些和走私者勾结的官吏是蛀虫，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他严厉要求盐铁署内部监察人员尽快查明这些犯案人员的情况，将这些败类一一绳之于法。并且他再三强调，即便是那些和自己关系亲密的属下，如果有谁牵扯其中，他也绝不会姑息。
李景俭“大义灭亲”的凛然，获得了朝臣们的赞扬。一些以前对他有所顾虑的大臣，也纷纷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认为李宰相实是一位公正无私的人。
在舆论的压力下，政事堂通过了刑部递交的深入调查的要求，并委派刑部侍郎陈仙奇为首，会同京兆尹、大理寺共同组成联合查案人员，进驻盐铁署。
但是，很快，办案人员们就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境况。很显然，对方早有准备，已经消灭众多证据，偶然留下的一些蛛丝马迹，也多是误导之用，经常让查案人员陷入歧途。
不过。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掌握，只要做过，总会留下不能磨灭的痕迹，何况这个走私网是如此的庞大。再者，办案人员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他们可以对任何一位受怀疑者进行审讯并从中有所收益，他们也可以很方便地调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做到普通人无法做到的事情。
一些痕迹渐渐明确，这些证据显示着走私案要比办案人员想象中更为庞大。但如此庞大的物资在市场上出售，也预示着盐铁署必有足够份量的官员首肯或参与，才能做到完全消化。
为了避嫌，李景俭主动提出暂时辞去盐铁使一职，并将印符交了出来。他的这种做法，更是为自己赢得了大量的声誉。
此时，长安城内对于此案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一些关注此事的百姓，不禁将怀疑的目光，对准了一直没有“表示”的另外两位盐铁署高级官员身上。
他们就是户部侍郎行盐铁副使扬承和，以及司农寺卿兼盐铁副使钱伯芳。
钱伯芳现在正被“软禁”，接受巫祝之事的审查，自然想表示也没法子表示（当然外界尚不清楚）；而扬承和原本是尚书省右丞，迁任户部侍郎不过半年多的事情，按照这个时间来算，他和走私案很难有联系。
因此，钱伯芳的嫌疑似乎更大一些。
正在这时，钱伯芳的案子有了重大进展。
上面说到，道士郭行真被长安县秘密逮捕后，很快由刑部官员接手。接着，他又被转移到长安城外的一处私人庄园关押。这中间的过程。经手人只有少数几个并且实行了严厉的保密措施，因此，很多人包括钱伯芳，并不知道郭行真已被控制起来。
为了尽快从这个道士嘴中撬出些有用的东西，钱徽亲自主持了对他的审讯。并且，他还从刑部聘请了三位刑问老手，都是冷酷无情手段异常毒辣之辈。
没想郭行真却不同于一般的招摇撞骗之人，他是真正的修道人，有坚定的操守和意志，严刑拷问了半个月，郭行真一字不改，始终坚称自己和钱相并没有行妖乱之事。
钱徽从郭行真身上所得有限，不禁有些焦急，起初，他想和窦刚寻求帮助，但被拒绝。钱徽惶恐不安，他深知如果这次劳而无功，那等待自己的绝对没有好下场。
焦急中，钱徽想到了一个人，就是这个人，怂恿自己弹劾钱伯芳，如果没有他的蛊惑，钱徽想自己恐怕还没有勇气做这样的冒险之事。
此人。就是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也即副宰相）李景俭。
钱徽秘密拜访了李景俭，果然从他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指示”。可是这份指示虽然对眼前的困境有效，但钱徽告辞出来后，却是一身冷汗。
因为钱徽终于认识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上了李景俭的贼船。可是现在说都晚了，想要下船，只有被马上淹死的份。
钱徽无奈苦笑，枉自己平日自喻为聪明人，可是在那些真正老谋深算的大人物面前，自己犹如都不懂的童子一样，任人揉捏玩弄。而且最后还得身不由己豁出命地为人家做事。
再想到宰相窦刚，钱徽又是叹了口气，现在可好，自己以窦氏门生标榜，忽然改换门庭，成了李相的人，恐怕窦相那里不免又得罪几分，真正是进退不能，两头不是人了。
暂时按捺下烦心事，钱徽回去后，立马改变了对郭行真的审讯策略，撤销了严刑，实行了一套怀柔政策。
当然，郭行真也不可能因为钱徽这点小手腕就感动地自认罪行，逆乱之事岂是轻易能认的，那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不过，郭行真也不是个顽固之徒，他不可能故意顶撞找罪受，因此对钱徽的一些询问，只要是无关要紧之事，他也尽量有问必答。甚至，在发现钱徽似乎也对风水之道有兴趣后，郭行真很快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变得滔滔不绝，将一些平生得意之作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其中，当然也包括为钱伯芳寻找墓地、化解宅气之举。
这样，钱徽很快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然后，一方面他马上派人将情况报知李景俭；另一方面，开始起草奏折，准备发动对钱伯芳的最关键的一次弹劾。
两日后，钱徽的奏章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因为，他这次除了指控钱伯芳暗行巫事外，还明确指出钱伯芳在司农寺及盐铁署犯有贪污巨财的大罪，并且这些财物的一部分有可能被他借巫祝之事，藏在了一些秘密之地。
为了增加弹劾的力度。钱徽还指出，他的指控是有足够证据的，一是道士郭行真的供述，他帮助钱伯芳举行仪式，一次就在钱宅地下埋藏了十万贯钱；第二就是根据他的调查，在城外被钱伯芳强行霸占的那些古墓中，也积放了不少财物。
钱徽请求天子下诏，立即对公主府及嫌疑地进行搜查。他的话，是朝会时当着文武百官称述，天子和宰相们没有理由拒绝这种正当要求，可以说，钱徽已经将自己放在“不成功便成仁”的地步。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如果发出，不是他死，就是自己亡。
准奏，还是不准？
天子又犹豫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很显然，钱徽肯定是掌握了有力的证据，才能如此有恃无恐。但如果将钱伯芳的罪证坐实，那显然就是大罪，钱伯芳不可能再留在朝堂帮自己对付窦刚，这完全和自己的初衷违背。
“皇上，国法无情，徇私不得，请皇上下旨。”窦刚虎步迈出，大声说道。
慧帝脸上涌起一片潮红，愤怒的情绪几乎无法遏制，这天下到底是谁的天下？朕难道不会说话还用你教我？
窦刚的跋扈让慧帝郁愤交加，但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忍忍忍，费了好大劲，天子勉强开口道：“窦相说得好，国法无情，钱伯芳身为驸马，如果持身不正，更应严惩。铁良臣何在？”
御史铁良臣大步走了出来，举起手版恭声道：“皇上万岁，微臣在此。”
“好！铁卿，朕素闻你刚正不阿之名，朕便交给你一项重任，命你带人到公主府搜查证据。切记，既不得私下包庇，也不得胡乱牵扯旁人，尤其是华玉公主，她是朕的姑姑，即便钱伯芳获罪，她仍是当朝公主，容不得丝毫欺辱，你可明白？”
天子话中似乎若有所指，铁良臣没敢多想，大声道：“微臣明白，请皇上放心。”
慧帝似笑非笑地点点头，又对钱徽道：“钱徽可跟随铁良臣一同前去，如果查证属实，可即刻将涉案人员全部抓拿归案。刚才曾听你言道，此案可能和襄州走私大案互有联系，钱伯芳更有可能是主犯？想必你也清楚那襄州案这些时日来闹得舆论纷纷，百姓对朝廷迟迟没有结案暗生非议。朕在这里给你一句话，不要有任何顾虑，不管追查到哪位重臣乃至皇亲国戚身上，只要有证据，你尽管给朕查到底。”
钱徽汗如雨下，唯唯诺诺地跪伏领旨。其实天子的话已经暗示得很明显，那就是责怪他将事情扩大化，无论是钱伯芳案还是走私案，看来天子都希望早点结案，消除其中的不利影响。可是偏偏他钱徽却成了捣乱鬼，将事情搅和得一塌糊涂，试问，这怎么能令皇帝开心？
搜查人员很快就在公主府的宅子下面，启出了大量的钱银，价值当在十三万贯以上。此外，府中仓库中还有几十万贯的财物，金银珠宝更是不能胜数。然后，又在城外古墓中挖掘出了十八万贯钱，搜来的财物总价值当在百万贯。
这点钱，老实说对于一位地位特殊的驸马兼重臣来说，并不算夸张得离谱，先帝在世时，曾一次性就赏给华玉公主价值二十万贯的珠宝。当然，现在朝廷急需用钱，国库枯竭，四方灾饥，你一个臣子坐拥上百万贯钱财，就显得有点说不过去了。
不过，最强的大杀器还是从古墓中启出的几件账本。根据上面的情况核实，钱伯芳的财力要远比目前搜查到的雄厚得多，钱伯芳或许深通“钱生钱”的道理，他把自己财产的绝大部分，都放了出去做印子钱（高利贷）。这部分数目，据粗略估计，也将在两百万贯以上。
此外，钱某人还有大量的农庄田园，长安城东紧临古墓的地方，原来有十万亩良田，这些良田原本属于长安县百姓所有，可是近几年，钱伯芳或收买或强占，已经将其中十之八九，充作了自家的田地。
这还不算钱伯芳在各地拥有的私人农庄、田产、山林。
一位精通厘算的办案书吏言道：钱驸马的总资产，应该不下五百万贯。
五百万贯，这是概念？当时一斤盐仅卖４０文，一斗米５０文。当时的成年男子一年所需口粮是七石二斗，即200贯钱左右就可以使他吃一辈子了。又，长安诗人孟随园死后，他的朋友韩青山（长安润笔费最高的文人）等人凑了１００贯为他营葬，结果最后‘尚有余资‘，再加上邹凤炽派人所送七十贯，则‘足以益业，为遗孀永久之赖‘。
赤luo裸的巨额数字，让人看了触目惊心，可是账册中仍然另有玄机。这些账册，除了告诉办案人员钱驸马到底有多少身家外，更关键的是，它指出了钱伯芳的大量非法收入。
这些收入注明了数目、日期、经手人，甚至从何得来。比如有一条收入被注明是某年某月某日出售吴康仓五千石旧粮共得盈余150万钱，所谓旧粮，谁知道到底是新旧，何况这钱还都被钱伯芳一个人装进了腰包。
这套账册出现得异常古怪，也引起了办案人员的疑虑，他们正在发愁如何调查钱伯芳的犯罪事实，就出现了这样一件大杀器，天下有这么巧的事吗？
另外，这套账册真是钱伯芳让人记录的？无论是与不是，钱伯芳绝对不会将这样重要的东西，如此草率处置。那么，账册的突然出现，其中会不会有猫腻？
最关键的问题，当然还是账册的真伪。一本描写再详细的账本，也不可能定一位宰相的罪名，重要的是，如果账册所录为真，那么办案人员便可以此为突破口，审讯有关人员及从中追查线索。
相关调查，一一展开。虽然事隔多日，很多关键证据都已经被消除，但是一些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还是给办案人员指明了几条方向，这个过程中，他们又收审了多达两百名人犯，整个案情的档案厚达十尺。
此时，盐铁署那边的调查人员也有了重大突破，他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包括人证、物证，查明长史元律师有重大贪赃枉法嫌疑。不，不是嫌疑，而是现有的证据已经足够表明：元律师在走私案中充当重要角色。
京兆少尹董含拍案叫道：好，就是他！元律师即便不是“祸首”，也必是此案极为重要人物。本官更倾向于他是具体执行者，他上面应该还有人，再查。
刑部侍郎陈仙奇一听还有人，脸色顿时苍白起来。他完全是怕的，实际上他早就后悔当这个劳什子联合办案主审官，这种活吃力不讨好，尽得罪人，而且依目前的情况看，还不知要开罪多少同僚，还不知几时可以结案。
盐铁署长史，是一个非常显赫的职务，掌判诸曹、五院、外府禀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作为首长的盐铁正副使，很少处理日常事务，盐铁署的权利基本掌握在长史手中。
显赫的权利，往往对应着沉重的责任，盐铁署出现官吏集体贪赃舞弊，元律师作为行政长官，难逃其咎。事实上，他早已被收押，对他的审讯也经过数十次，但是都没有取得突破。最后，还是由于其他涉案官吏的供述，才让办案人员最终锁定于他。
那么，元律师上面还有没有更高级的官员涉案？
元律师拒绝交代，也始终坚称自己无罪，他似乎要顽抗到底。
就在这个时候，钱伯芳案的主办官员—侍御史铁良臣，有了新的收获：经过对账册中相关人员的审讯及线索的追查，所有的疑点都汇集到了一个人身上：他就是盐铁署长史元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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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章 斩尾巴（4）
宰相乃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尊贵之体。自然不容随便侵犯，钱伯芳虽被罪，但只是禁锢在府内失去自由，并没有被有司收押看管。
但任何人都看得出，钱伯芳的风光已经不可能持续太久。即便真相查明，钱伯芳所行的那些巫祝之事并没有大逆不道之处，可是这一番风波下来，他的脸子可算丢大了，怎么还好意思继续当宰相。
等待钱伯芳的最好结局，应该是在洗清冤屈后，他主动上书请辞宰相之职，然后朝廷表示安抚并对他另行优厚安排。或许，过个几年，等人们渐已淡忘此事，还有出相的机会。
可是，钱伯芳会有这么幸运吗？
在钱伯芳“妖行蛊惑”之事被揭发不久后，一件震动朝野的大案披露出来，这就是襄州查获的“驿道走私案”。
事实上，距离丁晋等人查出案情，已经整整三个月时间，但因为朝廷不欲大事声张。除一些局内人外，鲜有人听闻，直到襄州刺史府将案情移交刑部，又主犯王保等上百名人犯也被押送到长安城，此时，这桩轰动天下的大案才为世人所知。
由于内外压力，刑部官员不敢怠慢，拟将案情细细整理一番，再准备择日正式开审。
在案件的梳理中，刑部办案人员发现，这桩特大走私案，除了被收押的人犯外，还有一些人员牵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盐铁署的官吏们。
盐铁署，是由度支盐铁使李景俭领导的一个专属衙门，这个机构负责天下各地盐、铁等资源的专产、专运、专卖，权利极大。盐铁署有两名副使，其中一位就是司农寺卿兼盐铁副使钱伯芳。
襄州查获的特大走私案，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些走私物（主要是盐、铁，还有部分黄金）虽然是从非正规渠道生产、运输而来，但最后的贩卖，却明目张胆地打上盐铁署的标印，公然在市场出售并将这部分收益再返回给走私者。
要保证这个过程万无一失不会出错，那么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盐铁署的准售批文以及盐铁署某些人的同流合污。
办案的矛头，隐隐指向了盐铁署的高级官员们。
盐铁署最高首长、宰相李景俭在一次盐铁衙门的例行会议上大发雷霆。称那些和走私者勾结的官吏是蛀虫，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他严厉要求盐铁署内部监察人员尽快查明这些犯案人员的情况，将这些败类一一绳之于法。并且他再三强调，即便是那些和自己关系亲密的属下，如果有谁牵扯其中，他也绝不会姑息。
李景俭“大义灭亲”的凛然，获得了朝臣们的赞扬。一些以前对他有所顾虑的大臣，也纷纷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认为李宰相实是一位公正无私的人。
在舆论的压力下，政事堂通过了刑部递交的深入调查的要求，并委派刑部侍郎陈仙奇为首，会同京兆尹、大理寺共同组成联合查案人员，进驻盐铁署。
但是，很快，办案人员们就发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境况。很显然，对方早有准备，已经消灭众多证据，偶然留下的一些蛛丝马迹，也多是误导之用，经常让查案人员陷入歧途。
不过。再狡猾的狐狸也逃不过猎人的掌握，只要做过，总会留下不能磨灭的痕迹，何况这个走私网是如此的庞大。再者，办案人员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他们可以对任何一位受怀疑者进行审讯并从中有所收益，他们也可以很方便地调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做到普通人无法做到的事情。
一些痕迹渐渐明确，这些证据显示着走私案要比办案人员想象中更为庞大。但如此庞大的物资在市场上出售，也预示着盐铁署必有足够份量的官员首肯或参与，才能做到完全消化。
为了避嫌，李景俭主动提出暂时辞去盐铁使一职，并将印符交了出来。他的这种做法，更是为自己赢得了大量的声誉。
此时，长安城内对于此案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一些关注此事的百姓，不禁将怀疑的目光，对准了一直没有“表示”的另外两位盐铁署高级官员身上。
他们就是户部侍郎行盐铁副使扬承和，以及司农寺卿兼盐铁副使钱伯芳。
钱伯芳现在正被“软禁”，接受巫祝之事的审查，自然想表示也没法子表示（当然外界尚不清楚）；而扬承和原本是尚书省右丞，迁任户部侍郎不过半年多的事情，按照这个时间来算，他和走私案很难有联系。
因此，钱伯芳的嫌疑似乎更大一些。
正在这时，钱伯芳的案子有了重大进展。
上面说到，道士郭行真被长安县秘密逮捕后，很快由刑部官员接手。接着，他又被转移到长安城外的一处私人庄园关押。这中间的过程。经手人只有少数几个并且实行了严厉的保密措施，因此，很多人包括钱伯芳，并不知道郭行真已被控制起来。
为了尽快从这个道士嘴中撬出些有用的东西，钱徽亲自主持了对他的审讯。并且，他还从刑部聘请了三位刑问老手，都是冷酷无情手段异常毒辣之辈。
没想郭行真却不同于一般的招摇撞骗之人，他是真正的修道人，有坚定的操守和意志，严刑拷问了半个月，郭行真一字不改，始终坚称自己和钱相并没有行妖乱之事。
钱徽从郭行真身上所得有限，不禁有些焦急，起初，他想和窦刚寻求帮助，但被拒绝。钱徽惶恐不安，他深知如果这次劳而无功，那等待自己的绝对没有好下场。
焦急中，钱徽想到了一个人，就是这个人，怂恿自己弹劾钱伯芳，如果没有他的蛊惑，钱徽想自己恐怕还没有勇气做这样的冒险之事。
此人。就是参知政事（参知政事也即副宰相）李景俭。
钱徽秘密拜访了李景俭，果然从他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指示”。可是这份指示虽然对眼前的困境有效，但钱徽告辞出来后，却是一身冷汗。
因为钱徽终于认识到，自己已经不知不觉上了李景俭的贼船。可是现在说都晚了，想要下船，只有被马上淹死的份。
钱徽无奈苦笑，枉自己平日自喻为聪明人，可是在那些真正老谋深算的大人物面前，自己犹如都不懂的童子一样，任人揉捏玩弄。而且最后还得身不由己豁出命地为人家做事。
再想到宰相窦刚，钱徽又是叹了口气，现在可好，自己以窦氏门生标榜，忽然改换门庭，成了李相的人，恐怕窦相那里不免又得罪几分，真正是进退不能，两头不是人了。
暂时按捺下烦心事，钱徽回去后，立马改变了对郭行真的审讯策略，撤销了严刑，实行了一套怀柔政策。
当然，郭行真也不可能因为钱徽这点小手腕就感动地自认罪行，逆乱之事岂是轻易能认的，那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不过，郭行真也不是个顽固之徒，他不可能故意顶撞找罪受，因此对钱徽的一些询问，只要是无关要紧之事，他也尽量有问必答。甚至，在发现钱徽似乎也对风水之道有兴趣后，郭行真很快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变得滔滔不绝，将一些平生得意之作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其中，当然也包括为钱伯芳寻找墓地、化解宅气之举。
这样，钱徽很快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然后，一方面他马上派人将情况报知李景俭；另一方面，开始起草奏折，准备发动对钱伯芳的最关键的一次弹劾。
两日后，钱徽的奏章在朝堂上引起了轩然大*。因为，他这次除了指控钱伯芳暗行巫事外，还明确指出钱伯芳在司农寺及盐铁署犯有贪污巨财的大罪，并且这些财物的一部分有可能被他借巫祝之事，藏在了一些秘密之地。
为了增加弹劾的力度。钱徽还指出，他的指控是有足够证据的，一是道士郭行真的供述，他帮助钱伯芳举行仪式，一次就在钱宅地下埋藏了十万贯钱；第二就是根据他的调查，在城外被钱伯芳强行霸占的那些古墓中，也积放了不少财物。
钱徽请求天子下诏，立即对公主府及嫌疑地进行搜查。他的话，是朝会时当着文武百官称述，天子和宰相们没有理由拒绝这种正当要求，可以说，钱徽已经将自己放在“不成功便成仁”的地步。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如果发出，不是他死，就是自己亡。
准奏，还是不准？
天子又犹豫了，他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很显然，钱徽肯定是掌握了有力的证据，才能如此有恃无恐。但如果将钱伯芳的罪证坐实，那显然就是大罪，钱伯芳不可能再留在朝堂帮自己对付窦刚，这完全和自己的初衷违背。
“皇上，国法无情，徇私不得，请皇上下旨。”窦刚虎步迈出，大声说道。
慧帝脸上涌起一片潮红，愤怒的情绪几乎无法遏制，这天下到底是谁的天下？朕难道不会说话还用你教我？
窦刚的跋扈让慧帝郁愤交加，但现在还不是翻脸的时候，忍忍忍，费了好大劲，天子勉强开口道：“窦相说得好，国法无情，钱伯芳身为驸马，如果持身不正，更应严惩。铁良臣何在？”
御史铁良臣大步走了出来，举起手版恭声道：“皇上万岁，微臣在此。”
“好！铁卿，朕素闻你刚正不阿之名，朕便交给你一项重任，命你带人到公主府搜查证据。切记，既不得私下包庇，也不得胡乱牵扯旁人，尤其是华玉公主，她是朕的姑姑，即便钱伯芳获罪，她仍是当朝公主，容不得丝毫欺辱，你可明白？”
天子话中似乎若有所指，铁良臣没敢多想，大声道：“微臣明白，请皇上放心。”
慧帝似笑非笑地点点头，又对钱徽道：“钱徽可跟随铁良臣一同前去，如果查证属实，可即刻将涉案人员全部抓拿归案。刚才曾听你言道，此案可能和襄州走私大案互有联系，钱伯芳更有可能是主犯？想必你也清楚那襄州案这些时日来闹得舆论纷纷，百姓对朝廷迟迟没有结案暗生非议。朕在这里给你一句话，不要有任何顾虑，不管追查到哪位重臣乃至皇亲国戚身上，只要有证据，你尽管给朕查到底。”
钱徽汗如雨下，唯唯诺诺地跪伏领旨。其实天子的话已经暗示得很明显，那就是责怪他将事情扩大化，无论是钱伯芳案还是走私案，看来天子都希望早点结案，消除其中的不利影响。可是偏偏他钱徽却成了捣乱鬼，将事情搅和得一塌糊涂，试问，这怎么能令皇帝开心？
搜查人员很快就在公主府的宅子下面，启出了大量的钱银，价值当在十三万贯以上。此外，府中仓库中还有几十万贯的财物，金银珠宝更是不能胜数。然后，又在城外古墓中挖掘出了十八万贯钱，搜来的财物总价值当在百万贯。
这点钱，老实说对于一位地位特殊的驸马兼重臣来说，并不算夸张得离谱，先帝在世时，曾一次性就赏给华玉公主价值二十万贯的珠宝。当然，现在朝廷急需用钱，国库枯竭，四方灾饥，你一个臣子坐拥上百万贯钱财，就显得有点说不过去了。
不过，最强的大杀器还是从古墓中启出的几件账本。根据上面的情况核实，钱伯芳的财力要远比目前搜查到的雄厚得多，钱伯芳或许深通“钱生钱”的道理，他把自己财产的绝大部分，都放了出去做印子钱（高利贷）。这部分数目，据粗略估计，也将在两百万贯以上。
此外，钱某人还有大量的农庄田园，长安城东紧临古墓的地方，原来有十万亩良田，这些良田原本属于长安县百姓所有，可是近几年，钱伯芳或收买或强占，已经将其中十之八九，充作了自家的田地。
这还不算钱伯芳在各地拥有的私人农庄、田产、山林。
一位精通厘算的办案书吏言道：钱驸马的总资产，应该不下五百万贯。
五百万贯，这是概念？当时一斤盐仅卖４０文，一斗米５０文。当时的成年男子一年所需口粮是七石二斗，即200贯钱左右就可以使他吃一辈子了。又，长安诗人孟随园死后，他的朋友韩青山（长安润笔费最高的文人）等人凑了１００贯为他营葬，结果最后‘尚有余资‘，再加上邹凤炽派人所送七十贯，则‘足以益业，为遗孀永久之赖‘。
赤luo裸的巨额数字，让人看了触目惊心，可是账册中仍然另有玄机。这些账册，除了告诉办案人员钱驸马到底有多少身家外，更关键的是，它指出了钱伯芳的大量非法收入。
这些收入注明了数目、日期、经手人，甚至从何得来。比如有一条收入被注明是某年某月某日出售吴康仓五千石旧粮共得盈余150万钱，所谓旧粮，谁知道到底是新旧，何况这钱还都被钱伯芳一个人装进了腰包。
这套账册出现得异常古怪，也引起了办案人员的疑虑，他们正在发愁如何调查钱伯芳的犯罪事实，就出现了这样一件大杀器，天下有这么巧的事吗？
另外，这套账册真是钱伯芳让人记录的？无论是与不是，钱伯芳绝对不会将这样重要的东西，如此草率处置。那么，账册的突然出现，其中会不会有猫腻？
最关键的问题，当然还是账册的真伪。一本描写再详细的账本，也不可能定一位宰相的罪名，重要的是，如果账册所录为真，那么办案人员便可以此为突破口，审讯有关人员及从中追查线索。
相关调查，一一展开。虽然事隔多日，很多关键证据都已经被消除，但是一些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还是给办案人员指明了几条方向，这个过程中，他们又收审了多达两百名人犯，整个案情的档案厚达十尺。
此时，盐铁署那边的调查人员也有了重大突破，他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包括人证、物证，查明长史元律师有重大贪赃枉法嫌疑。不，不是嫌疑，而是现有的证据已经足够表明：元律师在走私案中充当重要角色。
京兆少尹董含拍案叫道：好，就是他！元律师即便不是“祸首”，也必是此案极为重要人物。本官更倾向于他是具体执行者，他上面应该还有人，再查。
刑部侍郎陈仙奇一听还有人，脸色顿时苍白起来。他完全是怕的，实际上他早就后悔当这个劳什子联合办案主审官，这种活吃力不讨好，尽得罪人，而且依目前的情况看，还不知要开罪多少同僚，还不知几时可以结案。
盐铁署长史，是一个非常显赫的职务，掌判诸曹、五院、外府禀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作为首长的盐铁正副使，很少处理日常事务，盐铁署的权利基本掌握在长史手中。
显赫的权利，往往对应着沉重的责任，盐铁署出现官吏集体贪赃舞弊，元律师作为行政长官，难逃其咎。事实上，他早已被收押，对他的审讯也经过数十次，但是都没有取得突破。最后，还是由于其他涉案官吏的供述，才让办案人员最终锁定于他。
那么，元律师上面还有没有更高级的官员涉案？
元律师拒绝交代，也始终坚称自己无罪，他似乎要顽抗到底。
就在这个时候，钱伯芳案的主办官员—侍御史铁良臣，有了新的收获：经过对账册中相关人员的审讯及线索的追查，所有的疑点都汇集到了一个人身上：他就是盐铁署长史元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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